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1月29日在其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基辛格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展、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作出历史性贡献。
12月2日，新京报记者对话基辛格传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施瓦茨（ThomasSchwartz）。他曾在2020年为基辛格撰写《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此前担任过美国外交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也曾在美国国务院历史咨询委员会任职，现任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教授。
“整体而言，基辛格非常有魅力，很有幽默感，这些都增加了他对别人的吸引力。”施瓦茨表示，从许多方面来说，基辛格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打开美中关系大门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尽管美国仍有不少聪慧人士进入外交领域，但未来应该很难有外交官能够比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和职业生涯。
施瓦茨指出，基辛格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让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正当的“世界秩序”，需要大国之间不断进行谈判和外交，既要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也要认识到与其他国家合作谈判并努力寻求合理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基辛格传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施瓦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基辛格敏锐的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京报：即便上了年纪，基辛格一直保持着工作状态，接受采访、出版书籍。得知基辛格过世的消息时，你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施瓦茨：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即便年迈，基辛格总是充满活力。这种活力更多是精神上的能量，（思考上的）尖锐。我还在看彭博社几周前对基辛格的采访，很欣赏他看问题的洞察力。
10月份，基辛格还在纽约一年一度的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晚宴上担任主讲人。几个月前，基辛格还去了一次中国，这让我非常震惊，因为传闻说他基本不旅行了。基辛格还能前往中国，这太了不起了。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一只眼睛失明，部分失聪，还患有老年糖尿病等疾病，但大家从来都不知道，因为他一直在发声、写作，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还提到他正在努力写另外两本书的计划。
新京报：最初是什么让你对基辛格产生兴趣，想要写一部关于他的传记？
施瓦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看着基辛格（的演讲与采访）长大的。在我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基辛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对他一直很感兴趣。
至于撰写传记，那是因为我有机会参与一个系列的传记写作。出版商让我选择一个对美国外交政策有影响的人，为其写一部传记，可以借此讲述美国外交的故事。基于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以及他本人传记与美国外交史上许多重要事务的交叉程度，我推荐了基辛格。这就是最初的想法，以基辛格的传记为中心，借此讲述20世纪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ICphoto
新京报：在与基辛格的交往中，他本人的哪些特质让你印象尤为深刻？
施瓦茨：显然，他敏锐的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从我的经验来看，他一直保持这种程度的敏锐直到高龄，这是极不寻常的。我第一次与基辛格见面是在2006年，那时候他已经83岁了。即便如此，他的思维依旧非常敏锐，这让人印象深刻。在与基辛格交流之前，一定要好好准备，把事实弄清楚，否则很难得到他的尊重。
我曾在书中写道，“我告诉基辛格我想要写一本关于他的小书。”他回答我说，“但你会把事情遗漏。”后来我意识到，他担心写这么短的文章会扭曲他的职业生涯。最后我写了一本比预计要长得多的书，但还是漏掉了一些东西，可能想要在一本书中涵盖基辛格职业生涯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基辛格的官方传记作者尼尔·弗格森也出版了一本书，但也只讲述了基辛格1969年前的生活。
另外，我尤为记得他对于足球的热爱。在我们的谈话中，偶尔提到足球。当时即将举办世界杯，基辛格计划去南非看世界杯比赛。他对于足球的理解，尤其使其有别于其他对体育没有强烈兴趣的外交官。
整体而言，基辛格非常有魅力，很有幽默感，这些都增加了他对别人的吸引力。基辛格在与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也很有情商，这种情商很敏锐，使他能在谈判时与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人建立联系。
“基辛格思考国际关系总是很超前”
新京报：在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期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许多媒体将他形容为“塑造了现代世界的人”，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施瓦茨：基辛格会喜欢这个评价。在我看来，基辛格的确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不会说达到“塑造现代世界”的程度。他在谈论国际关系、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传达信息、表达与国际关系有关的想法方面持续发挥着作用，甚至到他生命的尽头。基辛格晚年对人工智能及其可能对外交互动和军事互动产生的影响非常着迷。
基辛格总是在想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谈论能够影响美国历史和整个国际关系史的事务时，基辛格的想法总是很超前。虽然我不认为他一手塑造了现代世界，但从许多方面来说，基辛格对世界格局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打开美中关系大门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ICphoto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基辛格帮助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他本人曾访问中国上百次。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几十年间，基辛格是如何在其中持续发挥作用的？
施瓦茨：最初，基辛格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密切合作。我们不应低估尼克松的政治勇气，他想要对中国打开局面。尼克松派基辛格去中国，基辛格进行了一场秘密访问，为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基础。
民意调查显示，超过98%的美国民众知道尼克松访华一事，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数字，很多人都知道尼克松访问过中国，这让当时的民众感到好奇和着迷。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中国还不是今天的样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看到美国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有这么多美国记者、领导人以及其他人陪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能来看看中国的面貌，这太了不起了。
中国改革开放后，基辛格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他经常与美国商人和其他有兴趣在中国发展的人一起旅行，为他们提供帮助。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他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基辛格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能够使成百上千万人脱离贫困，他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他还曾在小布什政府和中国官方之间发挥联络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我认为基辛格在今年7月份访问中国，是出于他对美中关系恶化的担忧。经历一系列争议事件后，基辛格希望能让中国领导人消除疑虑，或者至少让中方知道美国正在发生什么，并将信息同样传递给美方。虽然基辛格和美国总统拜登没太多往来，但他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布林肯还经常向其咨询，所以基辛格还是能够对拜登政府的部分事务产生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基辛格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约十年前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他主张美国和中国间保持合作伙伴关系，承认他们可能是竞争对手，但需要避免在对抗中发生冲突。我想直到生命的最后，基辛格仍是这样认为。
“未来美国很难有外交官比肩基辛格的职业生涯”
新京报：基辛格曾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感叹，他的地缘政治理论被人视为过时的老黄历，你认为他的政治理论过时了吗？为什么？
施瓦茨：从本质上讲，基辛格的政治理论并不过时，但它们需要修正。对于基辛格（政治理论）的批评之一是，在他于政府任职期间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实力问题。我总会在基辛格的讲话中听到，他不想讨论经济，让舒尔茨（曾在尼克松政府中先后担任劳工部长、财政部长）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来谈。我认为，在他卸任之后，基辛格成为一名顾问并开始与企业打交道，他对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产生了更敏锐的理解。在我看来，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必须与经济实力理论以及经济实力如何影响军事和政治实力的理论相结合。这是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需要修改和完善之处。
另外，基辛格在“均势理论”中总是思考平衡和稳定，谈论在国际事务中创造平衡的必要性，这种平衡会允许各国发展，但保持稳定。我想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纳粹德国的经历有关，基辛格担心巨大的混乱会导致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大量的不稳定性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当地时间1982年4月27日，英国伦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ICphoto
新京报：现在的外交官们与基辛格有哪些不同之处，你认为美国还会出现像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吗？
施瓦茨：我最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辛格十分独特。的确，我们有很多聪明的人进入外交领域，但基辛格的独特之处在于，由于当时一系列环境因素，他有机会获得外交官通常没有机会获得的巨大权力。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受到围攻，他没有精力处理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把外交政策都交给了基辛格，我在书中称呼他为“外交政策总统”，基辛格主要负责外交政策近两年的时间。在美国前总统福特上台后，福特也是更多地把他看作伙伴而非下属，（在此背景下）基辛格拥有了非凡的权力。
美国政治家、美国总统不仅仅关心外交政策，还担心如何处理国内政治。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很难有人能比肩基辛格（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和职业生涯。
另一方面，如今的外交也不同于往日。处于今天的时代，基辛格可能会在处理社交媒体和信息泄露方面遇到困难。事实上，基辛格从当时还能保密的年代中获益良多，正是这种措施让他得以秘密访问中国。对于今天的外交官，随着科技和相关智能领域的发展以及事务公开化的程度，他们很难像基辛格与尼克松那样，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行事。
“各国决策者需认识到沟通和讨论的必要性”
新京报：你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决策者应从基辛格那里学到什么？
施瓦茨：我认为他们应该学习外交的价值，学习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去年美中关系进入困难时刻，当时的沟通相对较少，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谁都不愿见到事态如此发展。拜登认识到美国需要与中国领导人对话，这一点是正确的，他最终派遣政府官员来到中国。
各国决策者需要认识到沟通和讨论的必要性，以防误解和误导。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错误信息。现在还有一些观念是，利用错误信息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散布谣言，试图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其他国家。正因如此，领导人之间确实需要直接沟通，避免错误信息导致危险。
新京报：基辛格给世界留下了哪些政治遗产？他的理论对当今世界有哪些借鉴和启示？
施瓦茨：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说，基辛格所想象的世界是大国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彼此之间事实上存在竞争，因此这些大国需要意识到有必要达成“均势”，在没有冲突和战争的情况下发展出一种平衡。
我认为（他的理念）十分重要。世界不再是单极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的情况早已不同。美国必须意识到它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合作，必须与盟友以及非盟友共同创造基辛格所说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让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正当的“世界秩序”，需要大国之间不断进行谈判和外交。美国领导人需要认识到参与世界事务的必要性，你可能听说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口号“美国第一”，这种只关注美国的想法其实（在国际舞台上）没什么帮助。我认为，美国仍须成为一个参与世界事务的大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捍卫自己的利益，但退出对世界事务的参与，这样做并不好。与此同时，还要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以及认识到与其他国家合作谈判并努力寻求合理解决方案的必要性，这就是基辛格所提倡的。
新京报：你此前接受采访时提到，中美需要更多像基辛格这样在两国间加强沟通的人物，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悲观，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你本人对此是乐观的吗？
施瓦茨：在周一、周三和周五，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周二和周四，我是悲观主义者。我在其中来回摇摆。我看新闻的时候，得知有建设性的事情发生了，会变得很乐观。例如我很高兴美中两国间正在进行更多的对话，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进行了会面，这是取得的成功。但在看到俄乌和中东地区发生的冲突，又很难不产生一定的消极情绪。
我认为在美中之间，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汉学家（sinologist），或者说是研究中国的人，他们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现在美国对中国有许多刻板印象，甚至将中国视为敌对的一方，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
总而言之，因为新冠疫情和美国方面的新限制，我们没有像以前一样有那么多的学生和人员交流，我很担心美中间的知识交流不复以往，这就是我有时不那么乐观的原因，我希望看到这些交流项目重新建立或恢复。
新京报记者栾若曦刘婧瑜
编辑张磊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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