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检察官审阅案卷。
“你们真的把缴款单找到了?太感谢了!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得知检察机关最终找到关键证据并同意他减刑,邹某沧桑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连连向我们表示感谢。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中也生出无限欣慰,几经周折,总算把14年前的情况调查清楚,完善了减刑案件的证据链条,落实了实质化办理减刑案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给了邹某一个公正的结果。
19万余元赃款下落不明
6月,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检察院收到监狱抄送的对罪犯邹某提请减刑建议书副本,案件被分配给我办理。作为承办检察官,拿到邹某减刑卷宗后,我审查得格外仔细。原因有二,一是邹某不是普通罪犯,他因贪污、受贿入狱,属于办理减刑案件时应当严格把关的“三类罪犯”(职务、金融、涉黑罪犯);二是随着实质化审查减刑案件的不断深入,作为办案人员要为作出的司法决定提供更加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决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从监狱移送的案卷中发现,邹某于2012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已在服刑期间履行),法院追缴了其交到检察机关的5.5万元。同时,通过与监区管教民警谈话了解到,邹某自服刑以来认罪悔罪态度较好,遵守监狱的规章制度,也积极参加文化学习。
仅从表面上评判,邹某已将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全部履行,且平时一贯表现良好,计分考核获得6个表扬,基本符合减刑条件。但审查案件再仔细也不为过,于是,我和书记员小陈又将邹某的判决书拿出来研读分析。
46页的判决书详细记录了邹某贪污和受贿的每一笔款项,经过细致而繁琐的梳理计算,我们发现有19万元的赃款未交代处置结果。邹某贪污公款20.1975万元、受贿4.8万元,合计获得赃款24.9975万元,扣除案发前退赃的4000元以及追缴的赃款5.5万元,我们推断,邹某仍有赃款19.0975万元可能未退还。
违法所得是否已全部缴纳
如果按照传统办案模式,此案办理到这里,可以作出不同意邹某减刑的决定。因为根据法律规定,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是可以减刑的条件之一,但罪犯不积极退赃的,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当时移送给我们的证据无法证明邹某已全部退赃,因此无法认定邹某确有悔改表现。同时,依据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相关规定,对于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得裁定减刑、假释。从案卷反映的情况看,邹某的案件符合证据不充分的情形。如果就此提出不予减刑的检察监督意见,于法有据,还能早日结案。
但是,一想到“坚持全面依法审查”“坚持严格审查证据”等最高检关于减刑案件实质化审理的要求时,19万余元赃款的上缴情况就像迷雾一样萦绕我的心头——到底是邹某没有全部缴纳违法所得,还是已全部缴纳只是缺少凭证证明?若是前者,国家的损失尚未全部挽回;若是后者,不同意提请减刑对邹某来说有失公允。
思考之后,我听到心底有个声音对自己说:“高质效办理每一个案件,就不该止步于此。”于是,向院领导汇报请示后,我和小陈随之启动调查程序,核实邹某退赃的真实情况,为办理此案补强证据,也为最终的监督意见寻找更充足的证据支撑。
找到了缴款票据存根
为了加快调查进度,我们事先电话联系了监狱民警,让邹某在当天晚上将退赃情况写好。次日一早,我和小陈进监约谈了邹某。在书面情况说明中,邹某提及了2009年前后曾分两次缴纳违法所得20万元和5万余元,但未写明20万元交给了谁、谁交的。当我们询问这两个关键信息时,年过七旬的邹某苦思许久,还是摇着头说想不起来了。邹某明白缴纳凭证对自己减刑至关重要,越想不起来越焦躁,不停搓捏着手指。
小陈见状安慰他:“14年过去了,想不起来很正常。”我接着说:“不要紧,我们一起慢慢想。”邹某重新抬头看了看我俩,轻轻点了点头。接着,我们一点点帮助邹某回忆当年案件办理的经过,经过仔细梳理,邹某突然坐直了说:“这笔钱是我老婆交的。”“那交给谁了?”邹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这个还没想起来。”经过反复回忆,我们终于听到邹某说:“当年这笔钱是在‘双规’期间交给了纪委。”
事不宜迟,我们计划先找到邹某妻子核实情况,再去当初办理邹某案件的纪委调查取证。就在这时,邹某告诉我们其妻子已68岁,且身体不太硬朗。经过慎重考虑,为尽量减少服刑人员家属心理波动,我们决定调转方向,直奔纪委。经过细致沟通,纪委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档案室中找到了一份14年前的缴款票据存根,证实邹某违法所得确已全部被追缴。
依据调查结果,我提出了同意对邹某提请减刑6个月的监督意见,我院亦出具了同意对邹某减刑的提请减刑检察意见书。
我长舒一口气,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此放下。从该案的办理中,我深刻体会到,减刑案件从来不是小案,它关乎着刑罚执行最后一公里公平正义能否落实落地。我们必须以法律监督为己任,在办理每一个案件中践行作为驻监检察人的责任和担当。
(口述人系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驻襄阳监狱检察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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