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模式”启动。
清晨，吴晓天蜷着身子坐在床上，在手机APP里选好参数，然后拿起遥控器大小的程控器，抵着胸口晃了几圈。这里植入了一块起搏器，两根电线从此出发，在体内向上伸，直抵埋在大脑里的两根电极。
“滴”的一声，起搏器接到了信号，电流传入大脑。吴晓天把身板挺直，眼睛逐渐瞪大，缓慢地深呼了口气，伴随着清醒一起到来的，是重新掌控身体的安全感。
他的一天总是这样开始的。吴晓天是上海瑞金医院“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临床研究项目的10号患者，他大脑里的电极上有16个触点，能精准刺激和情绪相关的神经核团。像是“源源不断注入能量”，开心、悲伤、愤怒，这些曾经被遮蔽的情绪，在吴晓天的世界里重新变得鲜活。
选择新技术，然后重获新生，听起来是一个“科技改变命运”的故事。但在吴晓天与抑郁症的漫长抗争中，这只算得上是一个章节。在此之前，他摸黑走了不少弯路，此后，想要回到最初的生活轨道，也需要时间。
而对于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功能神经外科医生孙伯民来说，目前他招募的30位研究对象和平均百分之六十的改善率，只能算得上开端。如何把这项技术推广到临床，让更多患者受益，他也有更长的路要走。
做完手术后，吴晓天定制了一件写着“抑郁战士”的衣服。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赌
如果现在遇到吴晓天，你很难相信这个32岁的小伙子，一半的人生都在和抑郁症作战。
他微胖，细碎的头发梳成三七分，说起话来很难停下。他爱笑，笑起来爽朗痛快。他敢在人群中大声唱歌，用翻译软件和外国人搭讪，和每一个出租车师傅讲自己的故事，朋友聚会中是最活跃的那个。吴晓天估计，“我的抑郁症已经好了百分之八十。”
这要“归功”于他去年做的那场手术，那几乎是吴晓天“赌上全部的一场冒险”。
2022年初，绝望透顶。与抑郁症对抗的第十五年，婚姻破裂，病情加重，吴晓天很少说话，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一天到晚躺在床上。屋外，逐渐衰老的父母失去了耐心。指着那些挤满了柜子、窗台和书桌的药，母亲吼，“你这些年买那么多‘废品’到底有什么用？”
“都没用。”
多年来温吞的痛苦在那个冬天变得滚沸。一切失控之前，他本是爱说爱笑的性格，上学时，跑步也总跑在最前面。2007年，他上初中，起初只是考试时短暂走神，然后，他难以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讲话，心里想的话到了嘴边也走了样，越来越多同学喊他“傻子”，朋友也和他疏远。
吴晓天开始自卑，躲闪别人的目光。等到高职毕业，他跟着母亲走进人才市场，手里攥着简历，来来往往的人让他直发抖。
回到最初的轨道成了吴晓天唯一的念想。起初，他不了解抑郁症，甚至医生提醒他可能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摔门就走，“我怎么能和电影里那些‘神经病’一样呢？”吴晓天坚信自己只是身体出了问题，需要“调理调理”。
吴晓天的房间，桌子上、柜子里都放满了药。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他上山疗养，天不亮就起床练功，两腿弯曲，手像抱树一样环绕在胸前，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他找“气功大师”求教，迷迷糊糊间被催眠，感觉自己看到了“宇宙的洞”。他在网上团购了草药，把自己吃到昏迷，被送去医院急救。
有一段时间，吴晓天觉得自己“脑子生病了”，怀疑是鼻塞影响了脑部供氧，于是去医院做了鼻炎手术，但鼻子通了，脑袋没好。他也曾怀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睡姿不对，就绑着双腿强制让自己侧躺入睡，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网上的传说，亲戚给的偏方，“只要听说对脑子好，我都不会拒绝。”
就这样过了八年，“走完了几乎所有的弯路”后，他开始寻求现代医学的帮助。吴晓天借钱去看了精神科医生，被诊断为抑郁症，他没再抗拒这个结果，按照医生的建议服药，“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有用’。”直到耐药性出现，他不断地更换药物、买保健品，最多时一天要吃七八种药片。
有朋友评价他“像个斗士”，但只有吴晓天自己知道，“斗争的故事其实没有那么热血。”他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跌落悬崖的人，本能地抓住所有能抓的东西，哪怕只是一根草。每一次尝试失败，他都会陷入绝望、自我否定和长久的消沉，但“一沉到底”前，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又去“抓下一根草”。
2014年，病情严重时消瘦的吴晓天。受访者供图
2022年，他从新闻里听说了脑机接口手术。“所有治疗方式都失败了，只有手术还没试过。”
他只能去赌。但“赌赢”的路径并不清晰。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新技术，他仅有的印象是科幻电影里的构想，而且这项技术还在试验阶段，关于效果和风险他几乎一无所知。父母也强烈反对，“人脑里装机器，这不是变成机器人了吗？”
查过资料后，吴晓天感觉，这和自己尝试过的电休克治疗有共通之处。那次通电过后的几天，他短暂体会过“恢复正常”的感觉，“是一种和药物治疗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渴望一种“激进”的治疗方式，能让他摆脱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循环。
最终，他也选择了最极端方式来对抗父母的反对。一天，吴晓天疯狂地砸坏家里的东西，把一把吉他摔得四分五裂，又掐着打火机在墙上涂出一道道黑印。父母下班回家后被吓到，报了警，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力进来，他们很难改变想法。”
在警察的调解下，父母同意带他去咨询医生。他在网络问诊平台挨个问当地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大夫，“你知道脑机接口手术吗？”对方回答“不知道”，他就继续联系下一个。直到一位医生回复他，“我有一个患者靠这个手术恢复了正常。”他挂了号。在医生的建议下，父母不再反对。
吴晓天在网上搜到了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拨去了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语速平缓，听完他的病情描述，给了积极的信号。当晚，吴晓天剃了光头，“为了证明自己手术的决心。”
找出路
接电话的人，是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
办公室里，孙伯民戴一副金属眼镜，嘴上总挂着笑，看起来随和平静，讲起医疗技术时滔滔不绝。他乐于谈论医学的新发展，爱用“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研究。他很忙，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一年里，这位神经外科主任要带着团队做几百台手术，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参加最前沿的学术论坛。
他本和吴晓天的生活毫无交集。两人唯一的共同点是，十几年来都在寻找同一个问题的答案——怎样治愈抑郁症。
孙伯民。受访者供图
1985年，医学院毕业的孙伯民被分配到合肥市一家医院精神科做住院医师——和精神疾病患者距离最近、相处最多的医生岗位。那三年里，和患者的频繁交流让他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常常让他感到困扰：当时，精神疾病主要靠药物治疗，“医生没什么发挥空间”，常常束手无策。
后来，孙伯民的一位老师开展了精神分裂症手术治疗的临床研究，邀请孙伯民协作，这让他看到了一条全新的路径：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治疗精神疾病。“那对我来说有巨大的诱惑力。”孙伯民渴望治愈患者，“外科手术是可见的，手术效果也往往立竿见影。”他决定去美国深造。
1999年，博士毕业的孙伯民回国，进入功能神经外科，开始用手术治疗强迫症。这在当时的国内引发了一场争论，“有的医生义愤填膺，在他们看来，精神科的问题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觉得我在乱来。”
进入新世纪后，神经科学、脑科学快速进步，人们能依靠先进的定位技术进行手术。手术治疗的适应症不断拓展，逐渐囊括精神疾病。孙伯民的研究得以展开拳脚。
2006年，孙伯民团队第一次在会议上汇报了手术治疗神经性厌食的治疗理念，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长期治疗没有好转，可导致全身器官衰竭，到最后还会引发精神疾病，患者会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孙伯民说。
“文章发表后，国际上不少医生开始复制这个手术，把很多难治性神经性厌食症的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这给了孙伯民成就感，也让他把目光放到了更多精神疾病上，比如抑郁症，“临床上约三分之一的病人都属于难治性的，他们想尽办法但山穷水尽，我想给他们找一条出路。”
据孙伯民介绍，2005年，加拿大报道了全球第一例使用脑起搏器治疗抑郁症的案例，后来欧美各国也陆续展开了临床试验。“抑郁症的形成有其生物基础，大脑的代谢、活动可能都产生了变化。”孙伯民说，国外的试验普遍采用深度脑部刺激（DBS，DeepBrainStimulation）治疗，通过置入脑起搏器，用电刺激调控神经，改善抑郁症状。这种治疗方式已经成熟运用在治疗帕金森等疾病上，但在抑郁症治疗上，试验的效果并不理想，“改善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
《分子神经病学》2023年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这些试验的疗效各不相同，而且样本量小，研究设计不一致，之后，由行业主导的大规模、多地点随机对照试验受到阻碍，相关的研究因中期分析认为治疗无效而提前终止。
但孙伯民没放弃。“试验结果公布后，我们一直在分析，想着是不是有哪些细节能做得更好一些，把疗效提上去。”
他发现，国外的试验大多是单靶点刺激，一个靶点只影响一个神经核团，刺激效果有限，而且不同患者用的是统一的靶点和刺激参数，“但实际上每个病人的个性化差异很大。”孙伯民设想，如果能找到与抑郁相关的相邻的神经核团，用多靶点的电极协同刺激，再记录病人的脑活动，实时调控靶点和参数，或许就能提高改善率。
实现这一设想的过程很艰难。找到目标神经核团就像大海捞针，“人的大脑中有不计其数的神经核团，有的像黄豆大小，有的甚至不可见。”此外，试验还面临着伦理的考验。“什么样的患者能做这个手术？放电会不会对大脑有影响？有没有副作用？这些都是瑞金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我们论证的。”孙伯民说，“我们需要结合之前使用脑起搏器治疗其他疾病的数据，不断提供证据，补充细节。”经过一年的反复论证和研究，这项试验终于通过了审查。
2020年底，孙伯民开始招募试验对象。他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要确保这项技术不是让普通人获得快感的，它只用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的治疗。”这些患者必须尝试过心理咨询、药物治疗等多种方式但没有效果，也要经过一系列心理、生理测验，还要有精神科医生协助判断，才能入组。
“申请的上百人里，最终只有三十个入选。”孙伯民说。
可以“掌控”和“切换”的身体
吴晓天作为10号患者加入。
2022年1月18日早上9点，手术开始。孙伯民团队的医生结合核磁共振和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的结果，在吴晓天大脑中定位出靶点的位置。随后，他的大脑两侧被分别钻开一个硬币大小的孔洞，两根直径大约两毫米、各带有8个触点的电极插进了目标靶点区域，精细的微调控下，触点与靶点相连接。他的胸前还被植入了一块麻将大小的脑起搏器，负责给电极供电。这样一个系统，被称为“脑机接口”。
手术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醒来后，吴晓天摸了摸头的两侧，隐隐约约能摸到皮下两条硬线，他感到有些不真实，“真的有用吗？”
通电的那一刻打消了全部疑虑。当时，他坐在会议室里，医生点击中控平台的开机键，再用程控器对准他的胸口。一瞬间，他快要流出眼泪，那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动”，“好像和15岁之前没得抑郁症的我连接上了。”
程控器。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医生开始调试，他在不同的情绪间快速穿梭，“时而是被朋友抛弃的愤怒，时而是久别重逢的惊喜，时而又是中彩票一样的狂喜。”医生告诉他，植入机器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一年里，需要不断地调整刺激的靶点和参数，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调试的前三个月非常波折。”吴晓天说。最初的靶点很快出现了耐受性，医生尝试定时开关机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吴晓天受不了，机器一关，他就“一秒坠回了地狱，没法呼吸”。
后来，吴晓天建议医生通过周期性地更换刺激靶点参数来解决这一问题，调试出“休息”和“工作”两种模式。“工作模式”的刺激相对较强，会让吴晓天变成话痨，想社交；“休息模式”刺激较弱，“像是一场禅修”，他感到自己从身体里抽离出来，平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在这种模式下，他能充分休息，但不会陷入到抑郁的状态。医生发现，只要有规律地切换两种模式，就可以规避耐受性。
起初，模式切换由医生通过中控平台定时自动控制，这让吴晓天有些焦虑：他的作息要严格按照切换的时间来。一段时间后，吴晓天提出，想要自己切换两种模式。
在入组的患者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患者不能自己调节设备，因为我们要控制变量，也担心有的病人自控力差，会因为喜欢‘工作模式’的状态就一直开着，这样可能会导致神经细胞耗竭，影响治疗效果。”孙伯民说。但再三考虑下，孙伯民同意了吴晓天的请求。“我们观察了很长时间，他的自控力非常强，又有目标感，对刺激的感受也非常敏锐，状态不好时可以及时调整。”
他还有另一个考虑：希望借助吴晓天敏锐的感受得到更多反馈，比如“工作模式”持续多久会感到疲惫，“休息模式”开启多长时间最合适。这些反馈对于之后的临床研究和产品开发有着重要意义——他希望未来的产品可以监测、收集人脑数据，利用这些信息实现自动调控。
得到了切换模式的权限后，今年8月，吴晓天又表示想要自己调节“工作模式”的电压参数。他再次得到了许可。吴晓天近乎痴迷地，一点点夺回对身体的掌控权。
但他也很谨慎。此前的服药习惯被小心翼翼地延续下来，早上起床，他吃抗抑郁和抗焦虑的药物，再配一粒维生素，还会吃一粒维生素D3，因为听说朋友家的孩子靠此治愈了抑郁症。再抽根烟，这是他四年前养成的习惯，“听说抽烟能缓解抑郁，硬把自己抽出了烟瘾”，即使他讨厌烟味，抽烟的时候要把窗户打开。
状态平稳后，他急着给多年没联系过的高职同学发微信，告诉对方当初的封闭都是因为抑郁症，还想分享自己已经治愈的好消息，话还没说完，朋友回复：“你总说这些抑郁的事搞得我上班心情特别不好。”他默默删了好友。吴晓天也曾邀请父母一起去参加综艺节目，但父母嫌“丢人”，“你不用上班，我们还要工作挣钱呢。”
他渐渐意识到，机器提升了大脑的机能，但多年来，困住他的早就不仅仅是这个：病理性的问题似乎在好转，但他依然要生活在曾经让他痛苦的环境中。家庭关系的剑拔弩张，朋友的不理解，社会的不认同，像一堵堵密不透风的墙，挡在了他和最初的生活轨道之间。“重启”大脑，似乎只是治愈的起点。
不过，他在尝试重新和世界建立连接：在小区公开唱歌，吸引到了忠实粉丝；在阳台观察小区，发现带小孩的居民出门更爱带伞。如今，多年没工作的他，甚至开始参与父母的民宿生意：做客服，录视频指引客人找到正确地址。
2023年8月31日，吴晓天在街边唱歌。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最近，吴晓天还找到了更让他痴迷的目标：帮助更多人理解抑郁症患者。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和他聊天的人如何和抑郁症患者沟通，比如，“别说多出去走走，别说振作点，别说这没什么大不了。”他也不断地介绍着脑机接口技术和自己的故事，“不是推荐他们去做手术，而是告诉他们别绝望，还有好起来的可能。”
“还有很多路要走”
如今，吴晓天已经习惯了与机器“共生”的生活。他熟练地切换着两种模式，如果第二天要早起赶车，他就计划着时间，在晚上十一点左右调到“休息模式”。
走出家门，吴晓天每隔三十分钟就要打开背包检查程控器是否还在。有一次，手机上的APP短暂失灵，他打了十几个电话，后来直接跑进医院，拜托医生赶紧修复。如今的他，甚至做好了长期使用机器的准备。
手机APP的操作界面。受访者供图
在很多人的解读里，这是一种依赖。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有人说这套机器像“电子毒品”。还有人担心，吴晓天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躁狂。因为“工作模式”下，他似乎有些亢奋，频繁地讲话，还会当众唱歌。
孙伯民也在论文中记录了患者术后出现躁狂的案例。在他看来，吴晓天的状态是机器刺激下的一种“可控的轻躁狂”，“就像喝了点酒，但思维和表达能力都很好。”
参与试验的30个患者中，吴晓天的改善率“属于中上水平”，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平均改善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孙伯民也坦言，“并不是个个都像吴晓天这样有很大的改变。”
2021年，有媒体曾为这项试验拍了纪录片。视频中，范大哥是患者之一，高中被确诊为抑郁症后，坚持吃药二十多年，做脑机接口手术是他第一次接触药物之外的治疗方式。但体内的机器通电时，他没有体验到明显的心理变化。
孙伯民也表示，有少数患者对刺激的感受很微弱，在长时间的调控后仍然感受不到开心。“这种情况比较麻烦，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找，不断地更换刺激的靶点和参数，看看能否让病人感受到效果。”
还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李骁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DBS治疗抑郁症的风险收益比尚不明确。长期来看，深脑区的刺激会不会引起未知的副作用，以及抑郁症患者是否有知情同意的决策能力，也有争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岳伟华也曾表示，这是一项重要的革新技术，但远期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发布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也提到了脑机接口技术的安全风险与伦理挑战。首先，植入式电极需通过手术进行植入，涉及手术安全风险。其次，高精度的脑机接口系统可以读取大量的中枢神经活动信息，在增强或恢复运动、认知等功能的同时，不仅涉及更多的个人隐私，而且也会产生新的神经伦理学问题。最后，当前实际应用的脑机接口技术多专注于功能的恢复、改善或替代，但未来，可能应用于功能的补充与增强方面，可能将功能增强至超越自然的水平，这就涉及增强的限度、安全性与公平性等问题。
目前，国际上有多家研究机构开始了DBS治疗抑郁症的尝试，《分子神经病学》2023年刊发的一篇文章提到，“总的来说，最近几年的研究展示了缜密的、趋同的和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DBS治疗难治性抑郁症是一种有效的、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法。”但目前，国际上仍未形成对最佳刺激靶点的共识，也尚不清楚这种治疗方式能否为大脑带来持久的变化。在美国，虽然已经有了成功案例，但这项技术仍未获批进入临床。
孙伯民也坦言，要想推广这项技术，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要做“双盲实验”，这意味着，要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关闭机器两周，观察患者的变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孙伯民发现，关闭机器半天，患者就打来电话说“不行了”，甚至有人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患者的安全，停止实验，至于解决办法，我们还需要和国际专家一起研究。”
孙伯民团队的医生给患者做手术。图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微信公众号
孙伯民还在寻找那个答案。他期待这项技术能激起更大的涟漪，改善更多病人的生活状况，但他也明白，“还有很多路要走。”
（吴晓天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史航实习生吴依晨
编辑彭冲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