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代表们在认真听会。图/新华社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22年我国“财政赤字率控制在2.8%，中央财政收支符合预算、支出略有结余”，“（过去）五年总体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对于2023年则做出了“赤字率拟按3%安排”的计划。
2023年1月8日，我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开始实行“乙类乙管”政策。在防控支出将减少一大块的情况下，为何2023年的“赤字率拟按3%安排”，比2022年的赤字率安排还多？就此，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了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
新京智库：2023年的赤字率为何安排3%，这比2022年赤字率还更高？
朱光耀：2023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完成“十四五”规划，进而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
2023年GDP的增长目标明确是5%左右。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财政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支柱，要保证有力的支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的财政支出额度增加了5100亿元，主要是用于支持民生事业的发展，适当提高财政支出，提高赤字率就是必要的一个手段。财政支出总量增加的同时，财政赤字率也相应提高，就出现了比2022年赤字率有所提高的现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是既考虑到了现实发展需要，也考虑到了长远发展，还考虑了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统筹安排的赤字率。
▲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对当年赤字率安排的变化趋势。数据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图/新京智库制图
新京智库：通过梳理发现，自2012年中央政府做当年赤字率安排以来，赤字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这样的变化趋势说明了什么？
朱光耀：其实也不全是升，2016年以后也是有升、有降。以过去五年的赤字率为例，我国政府将其控制在3%以内，实际上2020年前两年低于3%：2018年是2.6%，2019年是2.8%。因为疫情暴发，2020年调高至3.6%，2021年适当降低到3.2%，2022年再次降低到3%以下，为2.8%。总的原则是符合“三个统筹”的安排，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近十年来我国赤字率的变化说明，财政赤字率一定是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保障民生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既要考虑到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新京智库：国际上，有一个赤字率3%安全线的说法。国内学界对于这个安全线其实有争议，你对此如何看？
朱光耀：我也认为3%的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低于60%是一个参考值。3%赤字率警戒线和政府负债率低于60%，是来源于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作为各成员国加入欧盟的一个门槛。随后，这两个数值被多个国家用作赤字率和负债率控制的标准。但在实际执行中是有偏差的。比如，2011年欧债危机就暴露出希腊当年加入欧盟时的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与实际不符。
一个国家赤字率的安排，关键是要保持国家经济的发展活力，即要使得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在逐渐改善，这才是制定经济政策，安排赤字率的基本出发点。
新京智库：就目前的赤字安排来看，我们国家的赤字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稳经济、扩就业和增预期的今后几年里，赤字率是否需要提高？
朱光耀：从国际比较来说，我们国家的赤字率相对不高。2022年的数据还没有全部出来，以2021年几个主要国家的赤字率来说，美国是12.4%，英国是14.5%，法国是6.5%，加拿大是8.2%，日本是9.4%，意大利是9.5%，德国比较低，只有3.7%。我们国家当年的赤字率是3.2%。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在控制财政赤字率上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又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保障了民生需求。
至于今后几年的赤字率安排，我认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调整，学界可以在政策形成前的辩论中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形成政策，就必须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严格的审议。
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编辑柯锐
校对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