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吨粮田创建”。
在连续十九年丰收、连续八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之后，我国几大粮食作物的产量、产能已经处于高位。此时为何仍要强调粮食生产？未来粮食产能提升的潜力何在？该如何挖潜，把潜力变成产能？为此，新京报采访了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详解千亿斤产能提升的可行途径。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农科院供图
“新一轮产能提升”，有什么新背景？
新京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其中的“新一轮”如何理解？以前实施过几轮，情况如何？
刘录祥：早在2009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明确提出要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际上，我国从2004年开始，粮食连续增产，那为何还要在当时实施这个计划呢？大背景是随着当时人口增加，我国粮食消费呈刚性增长，同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水土资源等制约因素使粮食持续增产的难度加大。另外，还有一些外部重要原因，粮食供需出现了结构性缺口。2006年开始，国际上掀起了生物质能研究的热潮，许多国家开始加大生物质能作物的研究，比如美国等国家开始大规模利用玉米生产生物乙醇，使得国际粮食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强，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也逐步显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供给、留有余地的原则，我国启动实施了12年周期的“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主要内容是以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作物为主，兼顾大豆，按照粮食生产核心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后备区和其他地区等四类地区，进行统筹规划，共选定了800个县（市），按照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品种、注重调出能力、兼顾区域平衡的原则，确定分区、分品种增产任务。从结果来看，实施效果显著，12年中，我国粮食总产量，从2008年刚刚超过1万亿斤，到2020年达到了1.34万亿斤，连续越过了3个千亿斤的坎儿。实践证明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全可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新京报：这一次产量提升行动有何新的背景？
刘录祥：我国人多地少的现状将长期存在，而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需要由粮食转化的肉蛋奶等消费大幅增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仍会不断增长，但我国粮食产能已经连续8年没有出现新的千亿斤抬升，这是大背景。新增的原因中，一些外部重要的因素，如受全球气候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外部因素导致的国际粮价涨幅很高，涨价很快，甚至出现一些常年粮食出口国拒绝出口的现象，2022年国际一些粮食种类涨价达到30%以上。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同时也是进口大国，在进口量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我们要多花三分之一的钱，这也是我们亟需提升粮食产能的重要原因。
“产能提升行动”，为何不是产量？
新京报：为何提升的是产能，而不是产量，这两者有何区别？
刘录祥：所谓粮食产能，是指由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产量是粮食生产的结果，而产能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涵盖了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当然也包含产量。粮食产量的提升，是一种直接结果，但产能的提升，需要的是方方面面共同提升。
举例来说，上一轮产能提升行动中，我国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包括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中央财政有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则是产能提升的主导力量。在12年中，实施了包括粮食生产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农业基础设施持续提升、农业技术研发与集成推广等各种各样促进产能提高的措施，重点实施了粮食科研创新能力建设等8项重点工程。所以，要想实现产能再度提升，粮食生产中的各个环节都要做好优化提升。尤其是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哪个方面都不能缺。更重要的是，产能提升，不只是提供更多农产品，满足当下的需求增长，更要具备有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这是和产量提升所不同的地方。
新京报：当下提升产能，和以前的提升行动有何不同？
刘录祥：相比上一阶段的提升行动，新一轮的产能提升难度加大。我们已经取得了连续十九连丰，几大主粮的单位面积产量都已经到了高位，我国耕地规模继续扩大空间也已经很小。因此，未来产能提升的难度也比以前更大。新一轮千亿斤产能提升工程将突出强调党政同责抓粮食生产的鲜明导向，通过加快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聚焦单产潜力提升，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协调好产量与品质、产量与效益等同步提升。
新京报：上一轮提升周期为12年，这一轮是否也需要很长时间？
刘录祥：千亿斤产能提升，肯定不是一年二年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一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具有的技术手段、投入能力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可能不用那么长的时间。过去10年，我国粮食总产平均年增幅为100亿-150亿斤。总体而言，希望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这个过程不会太长。
“千亿斤粮食产能”，潜力在哪里？
新京报：20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1.37亿斤，全国排名第三的山东省，2022年粮食总产量为1100多亿斤。千亿斤相当于全国总产量的7%以上，接近山东省全年的产量，还有这么大的提升潜力吗？
刘录祥：提升的难度确实较以前更大，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潜力。事实上，提升的潜力还有很大。比如，科学家的试验田和农户的普通田产量差距有时会超过一倍以上，高产典型是产量潜力的重要体现，是可以挖掘弥补的。以小麦为例，2022年全国小麦品的亩产390.4公斤，而在2022年多地出现的高产典型中，黄淮麦区千亩示范方亩产突破900公斤，长江中下游麦区接近790公斤；弱筋麦接近750公斤，强筋麦已突破850公斤。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旱地小麦和稻茬小麦亩产分别突破了650公斤和750公斤，展现了占全国小麦总面积三分之二中低产田的巨大增产潜力。在高产典型的示范推广中，通过强化良种筛选、技术更新、管理细化等措施，可以推进普通田块单产的较大提升。再如新审定的品种，会进行区域试验，同样也是大田种植，以全国最大的黄淮麦区为例，近年审定的品种在区试中的亩产普遍在500-650公斤，与高产典型最多的相差50%左右，这个差距也是可以挖掘的潜力。从全国来说，2022年我国小麦平均亩产仅为最高产量的40%左右，单产提升的空间还是巨大的。此外还有区域差异也非常大，甚至同一区域的水浇地、旱地产量差距也不小，这些都是有潜力可挖掘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提升产能还是有很大空间？
刘录祥：确实如此，品种创新是一个最为关键的方面。以小麦为例，2011-2020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了1700多万亩，总产量增加了1300多万吨，平均单产从2011年的322.6公斤/亩增至2020年的382.8公斤/亩，这一阶段小麦单产年均增长量为6.02公斤，年均增长率1.87%，主要靠品种单产潜力的提升，小麦良种对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50%。此外，还有耕地质量的提升、农业新技术的进一步集成推广、防灾减灾水平的提升、机械化收获的减损等等，都对未来粮食产能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21年1.1亿亩冬小麦晚播，出现弱苗现象，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靠政策及时支持、实用科技促弱转壮和农户及各经营主体积极参与等，依然取得了全国小麦增产15.6亿斤的丰收。这说明，我们也会有能力在未来进一步提升粮食产能。
产能如何挖潜？品种耕地技术多方共同促进
新京报：如何把这些潜力变成产能？
刘录祥：把潜力变成产能，需要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如上一轮产能提升中，我们国家就实施了许多非常细致和具体的措施，新一轮也是如此。举例来说，从品种上，过去的经验证明，良种对产量提升的贡献率超过45%，是增产的重要基础。培育和应用高产优质、适应气候变化、环境变化的重大新品种是实现产能提升的关键。此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土地质量的保护和提升，我国这些年非常重视耕地保护，实施了东北黑土地、北方旱地、南方红黄壤保护和改良等多种措施。耕地质量的改良和提升是进一步发挥品种增产潜能的根本保障。还有综合技术集成和推广，使得普通田块的产量可以不断提升，或许短时间内无法达到高产示范田的水平，但也会不断靠近。
再如机械化收获中，通过技术改进不断降低机损率，对粮食增产的意义也非常大。2022年我国小麦平均机收损耗率已经降到了2%以下，再往下降确实很难，但也不是不可能，而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可以挽回20亿-25亿斤的粮食产量。还有防灾减灾、统防统治等。据估算，我国过去10年仅在粮食生产领域的病虫害防治，挽回的粮食损失，年平均可达1000多亿斤。
新京报：你认为，把潜力变成产能的关键是什么？
刘录祥：我们的长期经验是，提升粮食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毫无疑问，科学技术是充分挖掘粮食生产潜能和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生产的根本基础。农业现代化最终要依靠科技，不论是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是我们自己过去这些年积累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非常快，已经由54.5%提升到61.5%，为粮食增产提供了重要助力。
“两藏”实践，未来依然要加强
新京报：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如何理解？
刘录祥：藏粮于地的核心是耕地，强化藏粮于地的物质基础就是要抓住耕地保护这个要害，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保护好、利用好土地，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都建成高标准农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藏粮于技的核心是种业，强化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就是要通过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向科技要单产、要效益，用现代的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来强化粮食安全的支撑。用科技创新促进品种的改良、农田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农作技术的进步，从而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强调“两藏”物质基础也意味着我们将不再一味追求粮食产量的连续递增，而是要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和科技赋能，促进粮食生产能力建设与可持续增长。“两藏”实施了多年，成效非常显著，比如藏粮于地中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本身就是有利于增产的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对我国保障粮食稳定安全生产，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在2022年夏季的旱情中，南方很多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中，损失要比非高标准农田更小，它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更高。从藏粮于技来看，育成的一些小麦主栽品种如济麦22、鲁原502、新麦26、郑麦1860、郑麦379、中麦578、济麦44等，综合性状优良，高产优质广适性突出，入选农业农村部粮油生产主导品种，在黄淮麦区推广面积很大，对我国小麦增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京报：从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角度看，加强“两藏”的重要性何在？
刘录祥：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还有个重点在“藏”上面。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升的是产能而非产量，一方面是要解决当下粮食“产得出”的问题，提高综合供给能力。另一方面要解决未来“供得上”的问题，建立和夯实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始终保持科学技术的接续能力，通过涵养土壤，创新和推广优良品种，采取标准化高产高效绿色技术模式等，具备持续性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水平的能力，这也是“藏”的意义所在。
新京报：怎样加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基础？
刘录祥：未来还是要不断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把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农业生物育种等切实抓出成效，集中攻克当前一些种业重要领域的难题、难关。如品种选育中进一步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进一步加快南方丘陵山地小型农机的研发，进一步加强土壤保护、改良的技术攻关等。过去数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拥有巨大的力量，当然，这也对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建“吨粮田”，要从哪里入手？
新京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吨粮田”创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吗？
刘录祥：从历史上看，“吨粮田”不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黄淮海大开发的时候，就有创建“吨粮田”的任务。1989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就参加了面向山东德州地区盐碱地的黄淮海大开发项目，对吨粮田创建记忆深刻。那时候在黄淮海，一年两季，上茬小麦，下茬玉米，当时确定的策略是“小麦为玉米让路”，实行玉米适期晚收+小麦适期晚播，小麦亩产指标是400公斤，玉米亩产指标600公斤，全年实现亩产1吨的目标。为此，科学家们采取了很多办法，以小麦为例，重点筛选晚播高产的品种或者晚播耐密的品种，通过小麦晚播几天，可以让玉米多长几天，增加总产量。在南方，也有一些围绕杂交稻上下茬连作的技术，可以实现吨粮田的目标。事实上，农业农村部近年来已经在山东等地实施“吨半粮田”的创建，通过小麦玉米连作综合技术集成，实现小麦亩产650公斤，玉米亩产850公斤，两茬加起来亩产一吨半，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新京报：今天的“吨粮田”和过去有何不同？
刘录祥：区别应该有很多。比如基础不同，过去小麦实现400公斤亩产，都要倍加努力。但现在黄淮海地区500-600公斤已经很常见。再如任务不同，过去把资源利用到极致，甚至不计成本。当前创建吨粮田，必然要遵循新发展理念，要通过作物品种选育、茬口调整、技术集成推广等，实现土地、光热、养分和水资源等的最佳科学利用，同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有其他的区别，过去可能只看重产量，而对品质的关注不够，现在就要同时注重产量和品质，生产出高产且优质的粮食。还有，新一轮“吨粮田”建设中保障粮食产量提升的同时，农民收益也要得到大幅度提升，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农户和新型种植主体创建吨粮田的积极性。
加强政策保障，让技术变成生产力
新京报：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开展小麦“一喷三防”等，为何要特别提出这些措施？
刘录祥：“一喷三防”是过去多年由政策保障的一项十分有效的小麦植保措施，也就是说中央有财政补贴。后来一喷三防逐渐成熟，这一措施推动应用的主体成为地方政府，有些地方逐渐取消了补贴。2021年之后，中央财政再一次对小麦“一喷三防”进行了政策性补贴。一喷三防所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通过政策保障的形式，让技术真正普及到所有小麦生产区域，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正说明我们国家对粮食生产的重视。类似的政策保障还有很多，如主要作物的区域布局、土肥技术的集成与推广、土壤和耕地的改良与保护、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农业灾害保险和最低收购政策等，都需要从政策方面，加以保障和持续推动，从而促进粮食安全稳定生产能力的提升。
新京报：在你看来，当前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强政策性的保障？
刘录祥：比如说基层的农技推广体系，当前仍需要加强。基层推广体系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后一公里，推广效果不好，前面再好的工作也就没有了意义。在过去，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一整套农技推广系统，如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各地深入到县的农技站、植保站等。但当前，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发生变化，家庭农场、合作社、社会化服务机构，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多元主体，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及时学习和实践新技术、引进新品种等，同时又充分保障他们的权益，这对未来的粮食生产非常重要。
从总的趋势看，未来的粮食生产，必然会逐渐过渡到适度规模经营的状态，那么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就非常重要。此外，要加快推进主粮作物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示范工程，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打造主粮作物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重点示范推广节本增效、高产提质、标准化生产、绿色防控、绿色储藏、高效加工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强化科技与产业的紧密融合，构建更加紧密的科企合作机制，整合上下游资源，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几大主粮之外，杂粮亦有巨大潜力
新京报：过去有观点认为，我国几大主粮产量已经接近天花板，但同时，我国粮食单产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且平均单产和高产田差距同样巨大，怎样看待这样的矛盾？
刘录祥：其实并不矛盾。作物产量的形成，主要由遗传潜力和环境潜力组成，遗传潜力即作物本身可达到的极限，环境潜力即气候、土壤、水、管理等外部条件可达到的极限。在同纬度、同环境下，我国的高产田产量确实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未来需要做的，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比如改良土壤、选育品种、集成技术等，使得我国更大区域和面积的产量都逐步接近高产田的水平，缩小“产量差”。
当然，发达国家一些作物的单产水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和奋斗的目标。但要真正达到，可能短时间内不太现实。比如美国的玉米带，种植区域的条件非常优越，单产水平超过我国近一倍。再如新西兰的小麦，一年只种一季，有效灌浆期比我们长一倍，一季的亩产可以达到1200公斤以上。我们小麦主产区多为一年两熟制，想要达到这个水平，就不是简单的事情，可能需要创新思路和办法，把小麦产量的遗传潜力尽可能挖掘出来。
新京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2023年定为“国际小米年”，认为小米等杂粮，对未来全球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国情况如何？
刘录祥：我国拥有悠久的杂粮种植历史，也有丰富的杂粮品种、深厚的杂粮种植技术积累，随着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行动的实施，相信我国的杂粮发展也会迎来新的提升。事实上，在今天，小米、燕麦、荞麦等杂粮，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它们本身的产量普遍较低，增产潜力更大，对增加总产量有很好的帮助。再如它可以有效增加农民收益，还可以增加作物和食物的多样性、丰富性，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许多杂粮都是营养健康的食品，在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膳食健康的时代，杂粮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