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谦一辈子就是当副职、“跑龙套”
李力安1987年被任命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秘书长时已67岁了。他两年前从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还要担当秘书长这样事务繁杂的工作，亲友们都劝他悠着点，他则说，在十三大选出的200名中顾委委员中，自己年龄倒数第八，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得多干点儿呢！
他担任中顾委秘书长时，黎虹担任常务副秘书长，配合他的工作。从1984年至1992年，黎虹担任了八年中顾委副秘书长。92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力安和第一届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风格截然不同，荣高棠是社会活动家，而李力安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党的工作者”，很少参加社会活动，而是着重抓政治问题和思想工作。
2001年初，李力安从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时年80周岁。供图/当代中国出版社
曾担任李力安秘书的韩元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力安有长期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干部特有的气质：政治意识和组织观念很强，严格按组织程序办事，汇报工作从不越级，办事和大家商量，从不独断专行。
2023年1月2日，李力安去世，享年103岁。他去世后，原中顾委委员仅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一人健在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
李力安可以说干了一辈子的组织人事工作，他一直记得老部长安子文的一番话。
1952年，李力安从地方调到中央，在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人事部的工作许多是程序性的，一些年轻干部觉得成天打杂没多大意思，部长安子文专门告诫大家：什么叫“人事”？有人的地方就有人事。我们不管，就要由中央管这些杂事，人事部就是要替中央管这些事。多年后，李力安仍然对这番话记忆犹新，觉得终身受用。
1954年李力安调到中组部，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相当于司局级），前后在中组部工作了5年多。他一直认为，自己受“老组织部”的作风影响很深。
曾有人问他，长期从事组织工作，有何经验？他说就是找人谈话，不是在电话里谈，也不是写信，就是当面谈，在办公室或到当事人家里谈。这是老中组部的作风，也是一种工作方法上的艺术，它的效果是别的形式替代不了的。
李力安是在毛泽东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下，被提拔为中组部副部长的。
1964夏，时任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带着他和另一位处长杨以希去北戴河向部长安子文等领导汇报工作。没想到见面后安子文对他和杨以希说，前两天中央书记处开会，通过了你们二人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任命。他毫无思想准备，压力很大，当晚紧张得一夜没睡着觉，思前想后决定去找安子文表示推辞。他先找陈野苹谈了想法，陈野苹说，这是已经定下的事，不会再改变，知道自己不行，就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仅仅一个月后，他的工作又调动了，同样来得很突然。经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点将，他被调至黑龙江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黑龙江，他从排名第七的书记处书记，到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直到1983年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干了近20年的副职。他经常自谦地说，自己不是当一把手的料，更适合配合一把手工作。
在黑龙江工作期间，让他很佩服的有三个人：欧阳钦、杨易辰、王钊。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很有担当。
李力安调到黑龙江时，欧阳钦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后，欧阳钦遭到批判，被定为犯了“走资派”错误。他说：“我不承认，保留意见，但中央决定了，我服从。”粉碎四人帮后，欧阳钦对他们感叹：“我要是顶不住承认了，你们怎么办？你们精神压力就更大了。”
五六十年代，王钊曾担任伊春林区工委书记和黑河地委书记，长期在边远、艰苦的地方工作，任劳任怨，从来不和组织讨价还价。黑河地区下辖6个县，“文革”期间5个县委书记被扣上“里通苏修”的罪名遭到批斗，王钊对他们说：“过去到苏联参观、学习，搞中苏联谊，你们把这些事都推到我身上。”他因此受到批判，眼睛也受了伤。
杨易辰是李力安共事多年的老搭档，1983年他正是接替杨易辰担任了黑龙江省委书记。“文革”初期，杨易辰“靠边站”了，当权派要他承认“执行了反动路线”才能结合进领导班子，他拂袖而去，说“20年后再看到底是谁执行了反革命路线”；1971年省委领导又找他谈话，提出只要他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就可以进常委，他说不管“长委短委”都不进。李力安说，杨易辰政治上坚持原则，敢于公开斗争，“我远不如他”。
1989年底，李力安（右三）在陕西商洛地区贫困村调研。供图/当代中国出版社
在中央整党办
李力安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即原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时，中央大力推行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一直积极响应和推进。
早在1984年5月，他就向来黑龙江视察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表示，自己快到64周岁了，中央应该考虑让他退下来。不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访朝鲜后召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党委书记开会，会后李力安当面向他表明了退下来的意愿。
1985年春，胡耀邦来黑龙江视察，在他的专列上，李力安旧议重提。胡耀邦说要退也轮不上他，现在还有17个省委书记超过65岁。李力安说：“不对，只有11个。”并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地数出。最后胡耀邦说：“你是对的，但你还不能退。”
这年8月中旬，李力安得到了中央同意他退下来的消息。9月，他赴北京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上131位老同志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退了下来。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代表中央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宣布了李力安不再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决定，肯定了他20多年的工作，认为他在党建方面是有贡献的。
当时，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简称中指委）已于1983年成立，主任由胡耀邦担任，薄一波为常务副主任。中指委下设办公室的主任雍文涛刚干了4个月就病倒了，一直由第一副主任余建亭主持工作。
1986年，李力安接到时任中组部部长尉健行打来的电话，说中央已经决定由他担任中指委办公室（简称中央整党办）主任。3月，他离开了工作22年的黑龙江，来到设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的中央整党办报到。
中指委领导嘱咐他：“你原来在黑龙江当过一把手，现在你已经退下来了，再不要干预黑龙江的工作。许多干部都是你提拔起来的，老同志说话有一定分量，你说了人家不好不听，你说的又不一定那么正确。省里的工作大的方面有中央领导，要相信新的领导班子。”据李力安所知，这位领导向多位刚退下来的老同志做过同样的告诫。此后，他对黑龙江省的工作再没讲过任何话，和各级领导保持了良好的同事情谊。
到中央整党办之初，李力安向中组部提出配一位秘书，中组部在部内干部中推荐了韩元秀。韩元秀与李力安共事后，发现他正如大家所说，组织观念极强，不摆老资格。工作之余聊天，他很喜欢讲党的传统，诉说自己对党的感恩以及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在整党中，地方对一些有问题干部的处理把握不准，常常上报给中央整党办。李力安建议，分成几类处理：副部级以上干部，中央整党办提出处理意见，经中指委领导同意后上报中央；司局长一级干部，中央整党办提出处理意见，经中指委领导批复后通知地方；县处级以下干部，中央整党办直接拿出意见供省里参考。中指委领导对此很表赞赏，认为李力安工作肯动脑子，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李力安曾回忆，中央整党办经手处理了不少案例。上海有位干部“文革”时跟姚文元关系较密切，此人有能力，文字功夫也好，当地党委打算提拔此人，报告送到了中央整党办。李力安给中指委领导写信，大意是此人在“文革”中很听姚文元的话，后来也没有检讨过，谁在台上就跟谁，没有原则，建议此人职务到此为止。中指委领导在他的信上画了圈，交给了组织部。
有人说，1983年至1987年的整党是“认认真真地走了过场”，李力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次整党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显著的：一是教育干部彻底否定了“文革”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二是基本解决了“文革”10年造成的严重派性问题，三是从党内持别是从党和政府各级领导班子里比较彻底地淸理了“三种人”。
担任中顾委秘书长
整党工作一结束，李力安就被任命为中顾委秘书长。
中顾委是1982年由邓小平倡导建立的。第一届中顾委主任由邓小平担任，副主任为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王震。
在中顾委成立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邓小平到会讲话，对中顾委委员提了几点要求：中顾委要做中央的参谋和助手，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不指手画脚；量力而行，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经过10年、最多不超过15年，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他说，中顾委今天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
1987年的十三大产生了第二届中顾委，陈云任主任，薄一波继续担任常务副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75岁的荣高棠不再担任秘书长，由李力安接任。
李力安曾回忆，新一届领导很好地领会了邓小平、陈云等的指示精神，要求新一届中顾委大幅收缩工作范围和工作量，今后除中央交代的专项调研任务外，中顾委本身不出题目，不组织专题调查，委员可以自找选题搞些调查研究。
李力安将自己个人的工作形容为“乏善可陈”，主要做日常行政和协调以及副主任交办的工作。如宋时轮在上海住院，他代表中顾委去探望；何长工去世，他护送骨灰到井冈山安葬。五年间，他从没有越过副主任单独向陈云汇报过工作，只有例行探望。陈云曾给他题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如果没有副主任的指示，他对其他中顾委常委一般也不主动去请示，而是不叫不到。
中顾委秘书长由原来的一正三副逐渐改为一正四副，黎虹担任常务副秘书长，滕文生、许永跃、陈威担任副秘书长。
在北京的100多位中顾委委员按原来的工作性质分为党政、经济、文化、军事4个支部，每半个月开一次会，在外地的40多位委员按地区分组，每半年开一次会。黎虹说，李力安很注意委员的政治观点和动向，在京支部开会他基本都参加，了解到重要但不便形成简报的意见，就向副主任汇报。
中顾委办公厅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会议简报或专题报告，先送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委，再送中央主要领导人参阅。薄一波告诉李力安：“中顾委机关的日常工作你负责，我不管也不负责；向中央反映中顾委的情况和意见，我把关，你把不了。”
黎虹回忆，虽然十三大后中顾委活动逐渐收缩，但那几年正值多事之秋，国内政治风波、领导职务变动，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大事层出不穷。中顾委委员们考虑政治问题很多，看法不尽一致，李力安协助中顾委领导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黎虹觉得，李力安的政治敏锐性、大局观和重大事件判断力都非常突出，即便在中顾委委员当中也属于政治意识很强的。有些事很多人看不准，但他一直是观点鲜明的。他聊天也很少闲谈，谈的都是党内和国家大事。
韩元秀在这期间继续担任李力安的秘书。在他的印象中，李力安很喜欢党性和组织观念强、尊重老干部同时又能严格自律、踏实肯干的年轻干部，不喜欢跑官要官的人，无论是对子女还是身边工作人员要求都很严格。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如此，在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时他一直是1956年就定的行政九级，组织部门想报请中央为他提一级，他也没有同意。
受中共中央委托考察省部级领导班子和其他一些干部是中顾委的职责之一。黎虹回忆，李力安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考察干部。他考察过很多重要领导干部，协助中顾委领导做了很多人事工作，但从不对外提及，他还推荐过很多干部，也从不向当事人透露。
在十四大之前一年多，中央抽调李力安带领一个中央考察组，先后考察了江西、上海、北京和四川以及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中宣部和新华社的领导班子。
韩元秀是中央考察组成员，他回忆，考察组一般由10人左右组成，组长和副组长级别为部级或副部级，其他成员由中央和国家机关择优选出的司局级和县处级干部构成。在一地考察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主要是找地厅级和司局级以上干部及老干部谈话，听取意见，谈话一般要有两个人参加，考察期间还要查阅有关会议记录和资料。考察后的结果经集体研究讨论后，由组长和副组长汇总上报。考察期间的伙食严格遵守“四菜一汤”的规定，考察后统一结账。考察组还设临时党支部，定期过组织生活。
黎虹回忆，80%以上的中顾委委员都反对在十四大后撤销中顾委，认为可以继续发挥参谋和助手作用，协助中央把关。但邓小平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逐渐成熟，中顾委继续存在会妨碍中央的工作和决策。
为了做好委员们的工作，李力安和黎虹找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委员座谈。直到十四大召开前三天，委员们意见仍未统一。薄一波召集宋任穷、李力安和黎虹在中午开了碰头会后，于当天下午召集了全体委员会议。他问：“你们是等着中央解散，还是主动申请解散好呢？”就这样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几天后，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置中顾委。大会评价，中顾委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江泽民还专门设宴招待了中顾委全体委员。
在做完中顾委的善后工作后，1992年最后一天，李力安离开了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
“这辈子多数时间当副职”
还在中顾委善后期间，邓力群就几次邀请李力安出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当代中国研究所是1990年设立的。当时，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与组长杨尚昆商议，设立国史馆，编写新中国历史。邓力群被任命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国史馆的筹备机构。
李力安考虑到自己学历不高，没有做过学术研究工作，而且年逾古稀，一开始没有接受。后来领导找他谈话，说这个工作不是他的所长，但暂时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让他去把握总体工作方向，把干部管好。并且说，江泽民已经点头同意了任命。1993年5月，李力安开始到当代所上班。
当代所隶属于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行政事务由社科院代管（2001年李力安不再任所长后转为主要由社科院领导）。李力安嘱咐工作人员，不要以为是自立门户，要自觉摆正与社科院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李力安很尊重邓力群。他曾撰文回忆，1987年邓力群出人意料地连续在十三大中央委员会选举和稍后的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只担任了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开会时总有不少人请假，有人甚至从未到会，但邓力群几乎逢会必到，党性和政治责任心极强。
李力安从中央文献研究室选调了他主持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工作时认识的蒋建农，担任自己的秘书。蒋建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力安很会做人的工作。他往往会先详细了解情况，再从自己的经历和遇到过的类似问题谈起，为对方分析这件事应该怎么看待、怎么解决。
当时所里一些人不安心工作，邓力群多次说，如果有人要走，那上午提出，下午就放人。李力安没有当面表示不同意见，但实际中总是亲自找人谈话，询问其困难和调动原因，耐心做思想工作。他认为当代所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如果连续有人调离会影响队伍的稳定，也会使外界质疑当代所为什么留不住人。
李力安还兼任第二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原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秘书长赵永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是李力安千方百计帮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的困难，扎实推进了党史人物传的编纂工作。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他指导制订了《中共党史人物传》50-100卷的编撰规划，任职期间将其从50卷续编到83卷，还协调组织编写了40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为党的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1200多位领导人和著名烈士立了传。
经李力安多次请求，2000年12月中央正式批准他不再担任当代所所长职务。蒋建农说：你15岁入党，等于比别人早干了5年；年过80才离休，又等于比别人多干了20年，该好好歇歇了。但他依然没有歇下来。
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退下来后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每次与会前他都认真准备，在分组讨论时积极发言。
每当中央有重要文件出台，例如每届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总要征求部分老同志的意见。他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位原中顾委委员之一，一般都是征求意见的对象。伏案时间长了会腰痛，但他总是仔细研读，认真撰写修改建议。
他经常受邀参加一些重大庆典活动，95岁那年还作为30位抗战老战士之一参加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接受了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纪念勋章。
他所在的中办老干局老干部第一党支部的活动，他基本没缺席过。他要求自己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直到99岁还每周去阅文室看最新文件。
李力安晚年，韩元秀去探望他，听他讲得最多的还是党建、民生和反腐败问题。
1995年，几个年轻人想给他过75岁生日，他拒绝了，也不吃饭，只和大家座谈。他向蒋建农等人说起自己参加革命之后犯过的错误，又是如何改正了错误。
95岁那年，他告诉蒋建农等，自己最近又读了一遍《共产党宣言》，常看常新，虽然年龄大了，但不能做个糊涂人，“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头脑清醒和理论清醒”。
2019年6月他99岁生日时，他的回忆录正式出版。蒋建农建议用《党旗下八十年》做书名，他欣然同意。
每段口述整理稿出来时，他都会仔细修改，删掉一些可能会给人“过五关斩六将”印象的内容。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多数时间当副职、“跑龙套”，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和传奇性的故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点事情。
（本文参考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党旗下八十年——李力安回忆录》）
记者：宋春丹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