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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号，722号，分诊二级，请到指定诊室就诊。”12月26日晚上8点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里，喇叭在不断重复地呼叫患者。分诊台前，病人和家属在焦急地询问，心电图室和CT室外则排着长长的队伍，人群里还夹杂着喘息声和咳嗽声。
患者家属在抢救室门外来回踱步，抢救室内，是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的报警声响。医生、护士和护工们进进出出，他们或出来告知患者家属问诊病情和治疗方案、或与之沟通费用，或通知家属患者生命垂危。
随着各地奥密克戎感染高峰的悄然逼近，急诊作为医院的第一道关卡，就诊人数快速攀升。
“近两周以来，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持续高位运行。每日急诊内科患者增至450至550人次，以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的危重症患者为主，24小时进入急诊的救护车高达75至90车次。平时，我们的接诊量仅为100余人。”朝阳医院门诊办公室副主任张玉华12月27日对媒体表示。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的赛跑中，没有人敢松懈，医护在一线坚守，患者在诊室内等待，三四辆救护车在急诊科门口的通道中驶进驶出。那里的自动门几乎没有停歇，它的开关意味着络绎不绝的患者以及进进出出的救护队伍和物资。
“从挂号到面诊，至少需要7-8小时”
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大厅内，挤满了人。
椅子上的病人在咳嗽，折叠床上的患者挂着吊水，有些坐着轮椅或躺在担架床上的老人刚从救护车上下来，他们身旁是不同规格的氧气瓶、氧气袋或自带氧气，一边吸着氧，一边等着床位。
而那些望着叫号电子屏幕的人，正盘算着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我们是500多号，现在叫到了200号左右。”两位就诊者在电子屏下攀谈起来。
12月26日晚，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
分诊台按级别分诊患者是急诊科就诊的第一步。一般来说，急诊分诊从重至轻，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诊一级意味着“病危”，这类病人一般呼吸脉搏微弱、昏迷或休克，进入急诊后或需进行气管插管，或用升压药物维持生病体征。二级、三级、四级病人依此类推，为危重病人、急症病人和轻症病人。
分诊台的护士黄丽忙得有些分身乏术，她一边要回复患者挂号情况，一边要解答其他患者或家属的询问或进行分诊前的生命体征探查。“从挂号到面诊，你至少需要7-8小时。”黄丽告诉时代财经。到12月26日晚上八点三十分，中日友好医院的下午挂号已经排到了近800号。
以中日友好医院的急诊长廊向左右划分，通道左侧是输液室，不少人坐在走廊上打针。通道尽头是儿科急诊，但诊室内外并没有孩子，反而是零零散散的老人坐在床上、轮椅上或者椅子上。
从输液室与儿科急诊中间的通道穿过，往前走是EICU（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门外，家属与家属在交谈患者的病情，她们轮班守候。“该使用的仪器、治疗都用上了，ECMO（体外膜肺氧合）是最后的‘武器’，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最后怎么样也只能接受”。
而在急诊长廊通道右侧，也有不少患者，他们或站着，或躺着。“从早上到现在，他只是要看急诊，但是在这里等待一天，仍旧在排队。”一位从通州过来的患者告诉时代财经。
“我们等了很久的床位，终于排到了。”此时她的家人正一边收拾床铺，一边与另一位患者交谈道。在此之前，这位老阿姨躺在走廊的折叠床上许久，旁边放置的是医用氧气桶，一边躺着吸氧，一边输液。
在急诊科门前排队住院并非孤例。有患者家属在走廊上一边致电北京协和医院联系病床，一边在中日友好医院等待；也有90多岁的患者直到血氧饱和度不足70%才住进医院。“我们刚刚住院不足24小时，在住院之前我们自备了无创呼吸机，在宾馆等着，后来血氧掉得太低，才住进医院”有患者家属告诉时代财经。
各地急诊科排长龙，夜间CT激增
不止中日友好医院，眼下各地不少医院都面临相似的境况。医护感染增加，就诊量上升正给医院带来一定压力。
2022年12月上旬，武汉支援志愿者团队NCP（NCP Relief）生命支援再次加入全国救助行列，“找床位”成为志愿者团队的工作之一。其统计的数据显示，从12月17日至今，中日友好医院、朝阳医院等多家北京大三甲医院急诊抢救床位使用量空床时少，满床占据大多数时间。
“12月19日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中心单日接诊量超1000例。仅12月28日一天，‘120’救护车入院83次。当日急诊收治患者952位，抢救患者79位，其中多位患者是有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的老年人，重症、危重症患者比例皆有所提升。”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蔡文伟12月29日对金台资讯表示。
“如果想挂号，大约需要等待十个小时。”这是12月25日晚七点左右，彭珊在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得到的回应。
彭珊转而选择民航总医院，然而民航总医院急诊科与往常相比也多了不少人，“输液室的椅子几乎坐满了，有的人还坐在轮椅上吊水，走廊里人也不少。拿到号时是晚上8点，而此时号码已经排到179号，屏幕显示的看诊号码才60多号。”尽管彭珊做上了检查，有两个医生同步问诊，但回到家已经快晚上12点了。
医院排队盛况在各地上演。“一开始去急诊科就诊，整个大堂几乎坐满人，这样的场景有些震憾，以往我从见过。”郑柚对时代财经讲述了她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发热门诊就诊时见到的场景，因为发着烧，医护人员指引着她前往发热门诊，而发热门诊的情况也如出一辙，“长排的椅子上坐满了人。”
南京某三甲医院影像科医生庄文也告诉时代财经，12月25日夜班影像科做了200份急诊CT，而其朋友所在的另一家医院，一晚上拍了200-300张CT，“在此之前，拍50-60张都算多的的。过去只需要一个人的急诊班，现在已经安排两个人值班了。”
“120”呼入量倍增，急救一线紧急招聘
院内，床位、人手紧张；院外，家属们还在焦急地拨打着“120”急救热线。
数字见证着这一切。“12月9日“120”电话呼入量达到高峰，当日24小时电话呼入量达3.1万次，达到常态的六倍。”12月12日，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在北京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此外，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一级巡视员屠志涛在12月19日北京市疫情发布会上回应记者表示，与12月9日高峰相比，12月18日呼入量下降了33.47%，但仍持续处于高位，日呼叫量约为常态电话呼叫量的5倍。最近一周，“120”急救电话日均呼入23815次，12月18日呼入降至21199次。为应对电话呼入高峰，北京急救中心持续提升“120“调度指挥系统能力，扩容交换机和电话线路，中继线已由240路扩容至360路。除此以外，北京“120”急救调度指挥中心调度席位从50个增至100个，同步增设30个云处理，30个云咨询，以及设置非急危重症需求呼入热线，以应对急救资源的占用。
“据统计，截至12月24日，北京“120”急救热线每日呼入电话量已从12月9日3.1万次的最高峰下降至1.3万次。虽然呼入电话减少了，但我们真正要救护车的需求一直持续地增加，从单日2500多次，现在已经攀升到近6000次。”刘红梅曾对媒体表示。
“120”急救热线呼入量倍增，急诊科爆满，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非战斗性减员，招聘以及派出其他科室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支援急诊前线迫在眉睫。
12月26日，福建省莆田市急救中心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招募15名调度岗位人员和15名驾驶员，纳入“120”调度员储备库和“120”驾驶员储备库。当地急救中心介绍，招募人员的薪资待遇为500元/班，报名截至2022年12月30日。
同日，海南省临高县政府官网亦发布公告紧急招聘“120”救护车司机22名、“120”接线员12名，“120”接线员薪酬待遇为5000元/月（含五险一金），“120”救护车司机为6000元/月（含五险一金），且当日开始报名，27日开始面试，招满即止，随时上岗。
除了紧急招聘，外省支援、其他科室支援亦在紧急调度。“医院内的内科系统包含呼吸心内科、消化科、肾病科等，这些科室的医生都来支援急诊，急诊的病人都是有重症倾向的，还是要有内科长期的临床工作经验做支持。”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急诊科医生杨士波对央广网表示。
对于急诊科来说，就诊人数的激增并不最大的挑战，更为迫切的是对重症患者的救治。12月2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任何医院不得以划定区域为理由推诿、拒收其他区域转来的重症患者。”
“最近科室住院的病人，基础病多，感染新冠后，来了都需要上心电监护仪、输液泵、微量泵、插入胃管、尿管等。我们病区之一正在推进改为重症监护病房，现在连续三天在培训使用呼吸机、除颤仪，但目前仍在使用无创呼吸机、高流量给氧。此外，在人员锐减之下，我们医院的规培护士也要学习独立上班了。”中部地区某三甲医院护士张轩对时代财经提到。
（以上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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