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中国列为10个妇幼健康高绩效的国家之一，这是近年来我国妇幼保健取得的成就。但新生儿疾病、先天性出生缺陷等仍是中美两国儿童的主要死因，需要格外重视。”在12月10日举办的上合组织国际和平妇幼健康发展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江帆表示。
为此，此次论坛中方发布的《中方关于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妇幼健康合作的倡议（上海）》（下称《倡议》）称，要开展妇幼健康治理策略互鉴、加强妇幼健康医疗技术交流、开展妇女儿童重大健康问题研究合作等。
注重“孕前”管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2021年-2030年》均对保障母婴安全提出“到203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2/10万”“全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5%”等明确要求。
如何保障好孕产妇的健康与安全？论坛主办方之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程蔚蔚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从妇幼医疗机构来看，优生优育需要重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首先，该院开设“孕前门诊”，在相关筛查和咨询下，妇女可以避免许多进入孕期的不良因素；其次，强调“早孕期”的管理，规避风险、给到孕产妇健康的指导，“原先可能孕期到了3、4个月才来产检，但现在7至8周我们就建议要去做产检。”
再次，程蔚蔚表示，随着全球经济与科技发展，在鼓励优生优育方面，也应该关注一些新技术、新模式。
“除了大众熟悉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一方面，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我们还需特别关注肿瘤女性患者的生育问题，包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卵子冷冻技术）来保留这些患者的生育力。另一方面，还是要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的出生质量。孕前，可以借鉴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筛查出可能的致病基因；孕期，也有血清学、影像学、超生核磁共振、羊水穿刺等，这些技术也很成熟。”程蔚蔚说。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狄文也在论坛中表示，女性健康在当下面临多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生或不生”，女性心理压力会导致在孕前出现轻度抑郁症；以及“不孕不育”，尤其是高龄会导致女性生育力降低、流产率增加；另外是“健康生育”，高龄孕产妇合并症的疾病谱变化、胎儿健康危机等正在成为危险因素。
如何克服挑战？狄文告诉记者，一方面，医疗服务上，应该扩宽“孕前”的健康检查覆盖面，降低高危妊娠及不良结局发生率。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上，需要保障妇女生育的尊严及生育期间的生活；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让想生三孩者“敢生”。以此可提高生育率。
此外，狄文称，还要发挥工会职工普惠托育福利作用，探索并推广有幼儿家长混合办公模式，“随着灵活办公模式的成熟，家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减轻育儿压力，同时，有效缓解育儿家庭的职业焦虑，进一步提高职业家庭的生育意愿。
技术水平均质化
在全面提升人口素质过程中，实现妇幼技术水平“均质化”也是关键。
为此，程蔚蔚表示，无论是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妇幼健康技术、模式上的交流，还是国内各不同省份、城市的交流中，技术水平均质化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这包括了要搭建一些远程医疗会诊平台，对妇幼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等，并且就妇幼健康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进行研究合作。”
狄文也表示，当前，我国采取孕产妇系统管理、产科高危疾病防治、提高住院分娩率、提高产科服务质量、健康教育等措施，这对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下一步，要加强妇幼卫生体系建设，比如，应规定基本的妇幼卫生服务应由社区卫生机构提供，这样，既能保证地理可及性，也能保证服务连续性，最终形成一套包含初级机构、次级机构（围产保健中心）、高级机构（专业医院或教学医院）的网络体系。”
在一些科普程度较低的四五线城市，其服务对象基数大，流动性大，上门访视对象依从性不高，医护人员配比不足，这都可能会加大早筛早检任务的难度。“但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会更多地使用和互联网工具，这为信息有效辐射全民带来更大可能。欠发达地区的妇幼健康保障机构，可以在国家权威信息机构上主动推出医疗科普平台，一些人工智能、VR、AR等新技术也可以为智能化的科普服务提供支持。”狄文说。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