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11月15日文章，原题：“坏中国”才是好新闻——但谁受益，谁受害？在公共讨论中，中国仍被视为澳大利亚的敌人。过去10年，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变得越发具有敌意。此类报道先入为主地认为被报道对象是敌人。这种观点不仅左右了澳受众听到和读到什么样的中国报道，还决定了（澳媒体的）报道方式。
当涉及中国时采取冷战式报道风格，导致事实与观点、证据与预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个明显例子就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影响力的一集节目。节目对华裔澳公民和中国公民提出一系列缺乏可信证据的指控，毫无根据地大量使用怀疑、猜测来认定有关中国影响力的“真相”。
新闻报道会影响公众看法。澳媒的对华报道及其对“中国威胁论”的构建，无疑证明了媒体在设置公共议程方面的作用。报道中国时这样做，一个明显后果是越来越依赖某些消息来源——个人和机构，他们出于各种原因，认为坚持“中国威胁论”是有益的。于是，媒体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传声筒。
如今，我们看到的是“监督者”和“看门狗”这两种新闻模式的奇特共存。报道国内政治时，澳媒体充当监督政客和机构的角色。但当涉华报道时，媒体就变成“看门狗”，不加选择地报道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引用澳安全和情报机构有关“中国威胁”的警告；给一些安全“专家”提供空间——他们的新报告似乎总是提出对中国的“新关切”。
澳商界——尤其是牛肉、葡萄酒、大麦、海鲜等出口行业因澳中关系恶化而受到影响。然而，尽管对华贸易是确保澳繁荣和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商界对“中国威胁论”大多是沉默的。很少有人敢于直言不讳，因为不想被指将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安全之上。
很多中国事务超出澳公众的了解范围，因此要征求专家意见。但专家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来自不同学科，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界，没人能代表所有人说话。很多时候，澳媒并没反映出这种差异。公众则以为媒体选的专家就是权威。而且同一学者被反复采访，并非因为最具资格，而是因为他们愿意说话，且可能提供符合媒体观点的看法。
有关“中国威胁”的报道中“专家”频频出现，但中国事务学者和中国事务观察者完全不同。后者往往是现任或前任记者，许多人其实对中国知之甚少，却很自信并善于表达。这些人往往被提升到专家的地位。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防、情报和安全领域的专家，对中国也了解甚少。讽刺的是，媒体平时指责澳安全和情报机构侵犯媒体自由，可一涉及中国，同样的机构却成了澳媒体最好的朋友，他们的观点被全盘复制。
澳大利亚媒体通过一系列设定手段，影响了有关中国的公众讨论。然而，这些媒体却很少提问，谁会从“中国威胁论”中受益，谁又会因此受到伤害。（作者Wanning Sun，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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