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纪检监察工作已有6年。回首这些年办理的案件，我的感悟是，看似不起眼的“走读式”谈话，却很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2017年之前，纪委办案还没有“走读式”谈话这个概念，案件的谈话场所不固定，时间也无限制。2017年提出开展“走读式”谈话后，在暂时还没有规范审批程序、制作安全预案和使用范围时，我和同事们也只是在立案后对审查调查对象简单地走完谈话程序，等对象出了办案场所就不再跟进。回想起来，当时的办案人员对谈话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认识严重不足。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后，“走读式”谈话适用对象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要求在初核过程中的核实性谈话环节、立案审查调查过程中的谈话讯问询问环节，必须采用“走读式”谈话，做到“一人一审批，一人一档案”。
起初，我仍是对“走读式”谈话不以为然，直到2019年，我通过“走读式”谈话突破某城区法院法官违纪违法案件查办的“瓶颈”，这才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
当时，为了获取更多线索，我和办案的同事在谈话室对审查对象进行“轮番轰炸”。可是，无论我们怎么给他做思想工作，与他谈政策、讲出路、摆事实、讲证据，他始终“守口如瓶”。几轮下来，我们都成了泄气的皮球。
“在谈话室这个严肃场所给审查对象进行思想解压效果不佳，我们可以尝试在接送途中这一较为轻松的环境对其展开心理疏导，拉近距离，打开心结。”一位同事在我们研究案情时提出建议。
于是，我和同事在接送审查对象途中开始尝试，有的放矢，找其关心的话题“拉家常”，很快打开了对方的“话匣子”。我们立马趁热打铁，把政策融入聊天内容，逐渐消除对方抵触情绪。不久后，审查对象就在谈话中交代了自己的问题。
“万万没想到，在接送审查对象间隙开展‘走读式’谈话，真能实现案件突破！”我常常对同事提起这段经历。
多次实践并获得成效后，我对开展“走读式”谈话更加重视，在每次谈话前认真了解谈话对象任职经历、家庭状况、性格特点、身体状况等情况，注重用心诠释纪法中的温情，推动“走读式”谈话“走心式”开展。
同时，我将安全办案贯穿“走读式”谈话全过程，对审查调查对象每个细节都认真研究，结合实际制定严密的安全预案，确保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处置。
2020年，我在查阅某局财务科副科长李某相关材料时，发现李某两年前有哮喘就诊记录。于是特别在安全预案中，对该情况提出预防措施，经医生评估后开展谈话。谈话中，李某突然呼吸急促，剧烈咳嗽并伴随胸闷、气短，脸色紫绀……我立即联系医生现场急救，同时第一时间向领导汇报情况。
“亏得你事前准备充分，突发情况处置及时恰当，才未发生安全事故！”事后，案管室负责同志对我说，这名审查对象感受到我和同事们的关心，非常感动，很快就交代了问题。
截至目前，我认真落实“走读式”谈话要求，开展谈话200余人次，顺利办结案件50余件。
回顾这些年，我看到了“走读式”谈话的变化，这虽然只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一个侧面，但是“走读式”谈话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逐步完善，已成为案件办理的重要安全保障和实现案件突破的有效方式。（桂林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