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光明日报官方微博消息，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冀胜，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0月19日在北京逝世。
陈冀胜主要从事药物化学与药物设计、生物毒素、化学生物学研究。他主编的《中国有毒植物》一书，里面收集了我国101科、943种有毒植物。此书1989年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至今仍是中国关于有毒植物的权威专著。
据介绍，陈冀胜是解放军防化研究院技术一级、文职特级研究员，曾任国防科委某研究院副所长，防化研究院四所所长、总工程师以及中国化学会、中国毒理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理事，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陈冀胜（资料图图片来源：中国军网）
据中国军网报道，陈冀胜1932年7月出生于天津市，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辗转到重庆求学。1948年，成绩优异的他被保送至复旦大学。
据报道，陈冀胜的哥哥曾在西南联大就读，“我哥哥是学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受哥哥的影响，陈冀胜在学校里参加各种读书会、时事研讨会，宣传进步思想。1949年2月，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冀胜动员8名化学系的同学一起参军入伍。“起初我以为要到前线去，后来接兵干部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去新成立的化学兵学校，我们二话不说都去了。”
陈冀胜被安排前往清华大学完成中断的学业。1952年夏天，陈冀胜从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回到化学兵学校担任教员。返校不久，他就接到参与筹建学校化学研究室的任务。这个研究室，就是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的前身。
当时学校接到命令，要抽调400名学员前往抗美援朝战场进行化学侦检工作，但学员们没有配装任何化学装备。陈冀胜和其他教员决定拆解3个在前线缴获的敌人的侦检包进行仿制。两个月后，陈冀胜和其他教员破解了侦检包的“秘密”，在学员启程前将400套侦检包交到他们手中。
“后来，我们‘乘胜追击’，开始着手研制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某些方面比当时敌人的侦检包有所改进，比如能检测出一些新型毒剂。”一年后，我军正式的侦检装备“石鹰1号侦检器”被送往抗美援朝战场前线。
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植物毒素种类的多样性，陈冀胜发现我国没有相关专业的权威书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毒植物调查。
为了编写《中国有毒植物》这本书，陈冀胜花了整整10年时间。“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生物体内的毒素种类非常复杂。”对植物学并不熟悉的陈冀胜，带着调查团队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寻找各种可能有毒的植物，一边采集样本请植物学专家审核，一边进行实验，被同事们戏称为“神农”。
“对付已有的有毒化学物，我们是有办法的，但对于未来可能发展出的意料不到的新物质，却是难以进行防护。”陈冀胜说，若要着眼于未来的科技竞争，我们不得不深入前沿加以了解。
“如果只是面对已知的事物，那就不叫科学了。已知可以属于技术或者生产的范畴，但科学就是探索未知，这是本质的规律。”陈冀胜说。
1999年，陈冀胜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陈冀胜的科研工作需要身处未知的危险之中。化学实验中，他也曾被破裂的玻璃试管划伤，也曾因放松警惕有过轻微中毒，为了安全，他心中总要绷紧一根弦：“同事间开玩笑说，毒性越大的东西越不容易让人中毒，反而是毒性越小越容易。”
陈冀胜在谈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表示，人才是关键。他认为，改革过程的成功也依赖于大批人才的成长与参与，尤其需要加大高水平全科人才的培养力度，才能保证基层医疗体制的高效运行。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防止类似“神医”“大师”等假冒混杂，危害医疗事业。
陈冀胜常年保持阅读学习的习惯，查阅最新论文，了解前沿动态。每当有新的发现，他都会记录下来与学生分享交流：“研究队伍不求体量大，但要有足够的力量传承下去。因为军事科学的发展是源源不断、没有终点的，事业后继有人是我最大的期望。”
今年7月，在陈冀胜九十岁生日时，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发去贺信。李晓红说：“您研制出我军第一个化学装备，在国内率先开展有机磷化学和有机氯化学研究，为我军的防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您开辟了生物毒素研究领域，发现的部分生物毒素已被开发成新药。”
“您带领团队从零起步，筚路蓝缕，奠定了中国军事化学的基础；您与毒为邻几十载，不畏艰险，为国家铸就了坚固的防化盾牌；您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直面未知，不断开辟探索新的研究领域。”
资料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工程院官网《中国科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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