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王雨晨顾志娟编辑陈莉校对柳宝庆
提要：
1、克鲁塞尔：伯南克研究了大萧条，那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发现银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有银行开始倒闭，就会出现普遍的银行倒闭，也就是所谓的“银行恐慌”（bank panic）。当银行倒闭时，经济衰退会变得非常严重和漫长。
2、斯特隆伯格：他们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我们理解银行和金融体系以及银行监管和危机的基础。
3、斯特隆伯格：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给我们的知识，这些来自80年代的贡献真正开启了关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现代研究，不仅如此，当前政府实施的很多政策都依赖于这些早期研究中的见解。
4、克鲁塞尔：伯南克并非因为他曾经是央行行长而获奖，他获奖是因为他在读博士时所做的工作。博士生能够对人类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影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5、克鲁塞尔：（奖励那些为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经济学家）这就是我们颁奖的初衷。如果研究只是对100年前有价值，而不是今天有价值，那么它也不是很有趣。研究应该对我们正生活其中的社会有价值。
6、斯特隆伯格：我们必须坚持诺贝尔的意志，诺贝尔奖是一个发现，不是什么人气竞赛。它是要找到真正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世界变得更好的研究贡献。我们不会选择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我们更关注的是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事物是什么。
7、斯特隆伯格：中国经济学家未来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与现在相比，1980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敢肯定，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在还在继续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这么多优秀的大学。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不仅是美国能获得认可。
10月10日，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因“对银行与金融危机的研究”而获奖。
10月11日，新京报贝壳财经独家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秘书佩尔·克鲁塞尔（Per Krusell）和委员会成员佩尔·斯特隆伯格（Per Strömberg），解答三人的经济学成就和获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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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为何获奖？
开启了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现代研究
新京报贝壳财经：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本·伯南克、道格拉斯·戴蒙德和菲利普·迪布维格？
克鲁塞尔：伯南克研究了大萧条，那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他发现银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有银行开始倒闭，就会出现普遍的银行倒闭，也就是所谓的“银行恐慌”（bank panic）。当银行倒闭时，经济衰退会变得非常严重和漫长，原因是银行非常重要，它们向企业和家庭提供信贷。如果银行不存在，所有这些信贷都不可能发生。伯南克发现银行危机是大萧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如此之深的主要原因。当你想到今天或之后的其他金融危机时，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建立了现代银行理论。伯南克做了实证工作，而戴蒙德和迪布维格为我们提供了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银行存在，为什么它们很重要，同时为什么它们也容易受到“银行恐慌”的影响。这两部分成果让我们明白如何应对金融体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
斯特隆伯格：他们的贡献在于构建了我们理解银行和金融体系以及银行监管和危机的基础。获奖的是1983年和1984年的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由伯南克撰写的，另一篇是由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共同撰写的，最后一篇则由戴蒙德独立完成。
伯南克的文章是一篇实证研究和历史分析型论文，他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从美国开始并蔓延至世界、甚至波及到中国的全球大萧条。伯南克在论文中表明，大萧条之所以变得如此深刻而漫长，是因为银行系统出现了危机，有很多银行倒闭，而当这些银行倒闭时，信贷就无法流向企业和家庭。由此，宏观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
与此同时，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写了一篇理论论文，内容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银行，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的银行在危机中如此脆弱。储户希望银行账户里的储蓄是短期且具有流动性的，但投资是长期的，如何将这些短期储蓄用于长期投资？戴蒙德和迪布维格阐释了，需要银行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银行从许多不同的储户那里获得存款，只要不是所有人同时取出自己的存款，银行就可以用这些存款来进行长期投资。但同时，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系统，一旦储户开始怀疑银行是否具备偿付能力，开始对金融系统失去信心，他们就会想要取出自己的钱。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如果你认为其他人会因为担心银行倒闭而取出存款，那么你也会跟着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就是，即使银行没有问题，你也依然会产生质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需要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及存款保险这样的制度安排，来防范这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戴蒙德的第三篇论文是关于银行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监控和评估，他展示了银行是如何建立担保以正确完成这一任务的。这篇论文也说明了为什么银行危机对经济来说代价如此高昂。因为当银行履行信用评估功能和监控功能时，它建立了大量关于客户与银行关系的实践知识。当银行倒闭时，这种实践知识就会损失，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起来。这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大萧条发生后需要很久经济才能复苏。
以上就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带给我们的知识。这些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贡献真正开启了关于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现代研究，不仅如此，当前政府实施的很多政策都依赖于这些早期研究中的见解。
新京报贝壳财经：我们都知道，伯南克是美联储的前主席，他获奖和这个身份有关吗？
斯特隆伯格：他得到这个奖项并非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央行行长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会通过给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表现打分来表明立场。尽管如此，我认为很显然的是，伯南克领导美联储的经历显示了，当金融危机发生时，有一个真正了解经济理论和经济研究的行长是件好事，这确实帮助了美国央行和政府以一种避免更大灾难的方式应对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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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成果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帮助更早地阻止、更好地应对重大金融危机
新京报贝壳财经：他们的研究成果会影响我们目前的生活吗?
克鲁塞尔：他们因为所做的研究而获奖，而他们所做的研究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可以用来防止危机的知识。
大萧条持续了将近10年，很严重，失业率高达30%。如果我们能避免这些事情，这对人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能够使经济衰退变得短暂而不那么严重，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今年获奖者提供的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认为它可以激发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斯特隆伯格：是的，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话题。上周，英国新政府在提交他们的预算时引发了金融市场的恐慌，在什么都还没发生时，恐慌情绪可能就开始导致金融机构倒闭。之后英国央行介入称将为银行的负债提供担保，并将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等。实际上，英国央行就是在按照今年获奖者的理论模型来安抚市场情绪。所以我认为，这些研究中的理论确实在不断地被使用，多亏了这些洞见，我们才能更早地阻止重大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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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标准是什么？
对现实社会有价值有长期持久的影响
新京报贝壳财经：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都对金融危机的起因和解决方法非常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倾向于授予那些为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经济学家?
克鲁塞尔：这就是我们颁奖的初衷。如果研究只是对100年前有价值，而不是今天有价值，那么它也不是很有趣。研究应该对我们正生活其中的社会有价值。不幸的是，我们有时会受到危机的打击，这是很难避免的。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必须能够以良好的方式处理它。我认为，有了今年诺奖背后的知识，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和现在的危机。
斯特隆伯格：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个奖项，但我们仍然遵循与其他诺贝尔奖相同的规则和使命。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是奖励那些真正帮助世界、帮助人们的科学发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始终致力于此。有时人们会产生误解，但是实际上诺奖并不是一个即时的奖项，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有关银行的研究，并非因为当前的金融市场有着很多动荡。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来评估，我们其实并不会选择时机。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决定诺贝尔奖得主的过程中，哪个更重要，是在某一学术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还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理论?
克鲁塞尔：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这取决于语境，但必须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巨大的进步可以是你自己创造一些东西，也可以是你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在今年的情况中，已经存在一些银行理论，但它们没有非常深入地解释银行存在的原因，没有解释为什么银行如此容易受到“银行恐慌”的影响。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我认为今年获奖者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不是从零开始的。其实两种情况我们都可以奖励。
斯特隆伯格：两者都很重要。随着一门科学的发展和成熟，自然会有更多的研究建立在其他人的基础上，但它必须是一个新的、重要的东西。在今年获奖的研究之前，经济学家们已经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大量讨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获奖的研究是一个里程碑，因为他们有很多新的见解和描述方法，这对后来的研究人员来说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很多重要的研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要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我们还希望看到它能引导其他研究或政策，以及后人的相关发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研究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认可，这是因为我们需要看到某项研究有长期持久的影响。
新京报贝壳财经：近年来，做实证研究的获奖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诺奖委员会在评选时考虑了对实证研究的兼顾，还是因为实证研究本身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斯特隆伯格：我认为主要是后一种原因。诺贝尔奖一直以来奖励的都是三四十年前的研究。如果你回到50年前，经济学是理论研究主导的，但我认为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学正变得更加偏向实证，这可能与计算能力和数据获取能力有关，也可能与我们对很多理论的理解已经比较透彻有关。我认为你关于实证研究获奖者的观察是正确的，这反映了经济科学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实证化。今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实证理论各占一半，伯南克的研究是实证的，而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研究则是理论的，他们形成了很好的组合效果。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判标准曾经改变过吗？
斯特隆伯格：不尽然，可能有不同的委员会。我从2011年开始在经济学奖委员会工作，今年是我的最后一年。委员会的成员是流动的，但我相信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必须坚持诺贝尔的意志，诺贝尔奖是一个发现，不是什么人气竞赛。它是要找到真正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世界变得更好的研究贡献。我们不会选择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我们更关注的是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事物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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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激励和启发？
博士生也可以有伟大的想法自由思考
新京报贝壳财经：对于三位获奖者，你能说一说你印象最深的事情吗?
克鲁塞尔：有趣的是，这三个人获奖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他们的博士论文里做的。伯南克并非因为他曾经是央行行长而获奖，他获奖是因为他在读博士时所做的工作。博士生能够对人类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影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两个人也一样，他们的论文是在博士生的时候写的。时间告诉我们，他们都极具创新精神。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年轻人能够提出激进的、极具价值的理论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跟踪这样的研究并确保它持续得到支持是很重要的。
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有另一场金融危机。人们仍然会看伯南克关于哪些公司会陷入困境的观点，带着新的数据来看。他们发现伯南克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个最初的想法被几十年后的数据所支持。
新京报贝壳财经：诺贝尔获奖者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去追求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梦想，你会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
克鲁塞尔：应该自由思考。你不必按照别人告诉你的方式去思考。你要敢于提出异见，敢于有不同的观点。
例如，米尔顿·弗里曼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在很多年以前也获得过同样的奖。伯南克与弗里德曼对于大萧条的观点完全不同，最后证明，他们都是对的，他们都有重要的洞察，但伯南克的见解作为新增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挑战传统智慧，有时你是对的，有时你是错的，有时传统智慧是对的。所以就尽管一试吧。看到人们这样做并获得了成功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它给了我们希望。
斯特隆伯格：你可以从诺奖得主身上学到的一件事就是研究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所有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都选择了研究一些有点不同的东西，有点大胆的东西，也许不是所有人都在研究，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大胆一点。事实上，我认为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是今年的这三位获奖者是在读博士时发表了这些论文，40年后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即使你还是一个博士生，你也可以有伟大的想法，也可以对这个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三位获奖者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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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未来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吗？
“当然，毫无疑问”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未来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吗？
斯特隆伯格：当然，毫无疑问。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年美国经济学家获奖？我认为这反映了一个事实，1980年代的经济学是由美国的大学、美国的研究人员和男性主导的。但是今天的经济学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研究发生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来自不同国家和背景的男性和女性都在做重要的经济研究。虽然有滞后，但这种变化肯定会反映在各种类型的奖项中。与现在相比，1980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并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敢肯定，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在还在继续发展，最重要的是，中国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人员、这么多优秀的大学。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不仅是美国能获得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