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蕾计划’就像是一束光照亮了我前行的路，多年来，正是这些来自社会的满满善意，带给我温暖的力量，支撑着我平稳度过人生的每个阶段。”于国文说。
1988年，于国文出生在南京市北部山区的一个农村家庭，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家里一下子拿不出几百元的学费供于国文读书，只能交一部分让她先读着，然后再10元、20元的慢慢补，这让于国文每次上学的时候都有一种“厚着脸皮去的感觉”。
在当时，钱，对于国文而言就代表着她能一直读书。那时候，她手里有钱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交学费。“我记得有一次，我靠着‘撒泼打滚’从妈妈手里要来了5块钱，然后立刻跑去学校把钱交给了老师，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虽然家里条件艰苦，但对于让于国文和妹妹上学这件事，家里人却从未动摇过一分，“我们全家男女老少的意见保持高度一致——‘男孩女孩一个样儿，学必须上’，拥有这样的家人，我真的很幸运。”对于当时“重男轻女”思想仍根深蒂固的小山村来说，于国文家对于‘女孩也有受教育权利’全票支持的态度和举动显得尤为开明。
“毕竟在当时，我们村不少家庭还是觉得女孩子读书是没什么用的。”于国文回忆，当时发生在班级中的一件事，也印证了那个时代女孩读书的不易。“当时，我们班一共24个人，女生只有8个，还有2个中途就退学了。这2个中有一个女孩儿是跟弟弟一起上学的，她成绩特别好，但是只读到2年级，听说是她家家庭情况不太好，就只能供弟弟读书，让她辍学了。”
于国文博士后出站，妹妹硕士毕业，两人都留在了北京，“其实这些年村里人的思想也慢慢转变了，我和妹妹的成长经历也算是在村里树了个‘小榜样’，现在每次回老家，村里人都会夸我父母有远见，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女儿。”
1999年于国文来到镇上小学继续读书，由于符合条件，国家为她减免了学费，但书本费和杂费对于她的家庭来说依然是笔不小的开销。
“在我们家举足无措的时候，‘春蕾计划’来到了我的身边”，于国文说，因为品学兼优，她幸运地接受了‘春蕾计划’资助，成为了一名“春蕾”女童，“这意味着，从五年级直到初中毕业，我都没再为书本费和杂费担忧过。”
但“春蕾计划”带给于国文的，绝不仅是几年的费用这么简单，她告诉记者，在“春蕾计划”的影响下，在时任校长的努力下，很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对她所在的学校和她本人进行资助，“他们有的捐赠书本、文具，有的捐赠衣物，来自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怀从四面八方涌来，让我被浓浓的爱意包围。”
“春蕾计划”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于国文上大学前夕，“当时，有爱心企业为我提供大学学费的资助，这些源源不断的帮助让我的求学路变得更加顺利，我也更有动力，决心一定要踏实学习，将来学成后要回报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于国文的求学路不断向上攀登，高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博士，并进入博士后工作站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2019年博士后出站，于国文进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主攻方向是小学阶段的教育研究，当问及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时，她说：“我一直认为教师是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现在，我虽然不是直接当老师，但是每周都要直接和老师们、孩子们接触，这让我很开心。”
幸运地成为“春蕾”女童接受资助，感受陌生人的爱，于国文也因此非常热衷于参加公益活动。大学期间，她曾去医院当志愿者、帮扶聋哑人、在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她想把别人曾经给予她的帮助再传递下去，在行动中感怀社会，感恩他人。
在南京上学的时候，于国文每周三都会去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代课，尽管学校偏僻，交通不便，最初与她结伴代课的不少人都中途放弃了，但于国文从始至终坚持了下来。
在北京上学的时候，于国文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泡在”了志愿服务里，这期间也发生了许多事让她记忆深刻。“记得当时，我在一家医院当志愿者的时候，见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他看上去正值壮年，也就40岁左右，但却因患病每天只能依靠打止疼针维持，只要稍微晚一点，就能痛出一身汗，但病痛并没有击垮他，他很乐观，我们志愿者经常陪他聊天、‘侃大山’，他坦然面对生命无常的豁达让我心生敬意。”
于国文说，志愿服务是双向的付出和得到，志愿者付出了时间和爱心，看到的是百味人生，“志愿服务的经历激励着我乐观面对眼前的困难，因为它终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