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斑斑丨一书囊括天下事 走进中国古代的类书

日期:10-08
永乐大典永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类书,万卷古籍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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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以文献大国著称于世,不仅以数量巨大著称,也以类型完备著称。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类书称为“类书”,与我们今天熟悉的数据库、大百科全书类似。所谓类书,是一种分类汇编各种材料以备检索之用的工具书。类书可大可小,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编成的《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多大?请看这样一组数据,《永乐大典》凡例与目录就有60卷,正文22877卷,总字数约3.7亿字,装成11095册,《永乐大典》每册的形制比一般典籍要大得多,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每册30至50页不等。《永乐大典》全由手工抄写,由于卷帙浩繁,永乐年间只抄写一份,是为“正本”,后来在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又抄写一份,是为“副本”。《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全部是副本,历经战火的摧毁,仅有四百多册存世,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永乐大典》最多的机构。

《永乐大典》在编纂之初就立意高远,要包举天下所有书籍,“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这部“万书之书”的编纂时间与其巨大的篇幅相比并不算长,永乐元年(1403年)下令编纂,次年即成,当时名为《文献大成》,但明成祖朱棣阅后并不满意,认为还不够完备,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下令重修,至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而抄写工作则在次年完成,即总共耗费了五年。

参与《永乐大典》编纂工作的有两千多人,主持编写工作的均为一时之选,既有解缙这样官居高位、名扬四海的大才子,也有陈济这样以布衣召为都总裁的学者。陈济的名气虽然不如解缙,但身为《永乐大典》的都总裁,他要负责编纂过程中日常具体的工作,非硕学大儒不能为。陈济参与了《永乐大典》凡例的制定,这对于一部规模巨大的著作来说至关重要,《永乐大典》涉及的典籍有七八千种,怎样将各项内容有条不紊地安排好,这个问题没解决好,谈不上后面怎么编纂。

《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汉字数量巨大,但是读音是有限的,古人可以依据音韵来统合汉字,《永乐大典》使用的是《洪武正韵》,该书分为76个韵目,每个韵目下有若干字,比如第一个韵目“东”下有东、冬、通等字,这就是“用韵以统字”。《永乐大典》在每一个单字之下,一一罗列与这个单字有关的各种记载,有时是摘取书中一句一段列在单字之下,有时是将一本书都列在单字之下,这就是“用字以系事”。

经过这样的编排,《永乐大典》就井然有序了。尽管《永乐大典》的存世数量不及原本百分之一,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一些已经消失的书,在《永乐大典》中还保存了片段或是整体,清代一位叫徐松的学者在奉命编写《全唐文》的过程中,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很多《宋会要》的条目,他将其一一搜集,编成了《宋会要辑稿》五百卷,这部著作今天已是研究宋代典章制度的必备书,如果没有《永乐大典》保存,我们就永远见不到它了。

大诗人白居易编过类书,文学性类书颇受欢迎

盛世修典,不仅是因为盛世具备和平的环境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也在于只有盛世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财力物力完成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官方编修的规模巨大的类书往往于盛世问世,在《永乐大典》之后,清朝在雍正四年(1726年)印出《古今图书集成》,这也是一部类书,全书共一万卷,目录就有四十卷,总字数约1.6亿字,规模逊于《永乐大典》,但保存完好。

清朝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文化工程是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完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丛书和类书是不一样的,类书要将原书打散,再分门别类重新整合,丛书则保持原书原样。有意思的是,《四库全书》也收录类书,按照四部分类法,放在了子部下,有学者统计,《四库全书》在其“收录的3461种、79309卷图书中,65部类书多达7045卷,已接近总卷数的十分之一”。

其实,古代编修类书者既有官方也有个人。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还编过一部类书——《白氏六帖》,宋朝有一位叫孔传的学者续写此书,后世将两书合为一书刊印,是为《白孔六帖》。这部类书主要采集古籍中的典故,方便作诗作文。据说白居易编写这本书时,准备了几千个罐子,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每个罐子上贴条子,上书天、地、日、月、星等条目,请学生从书中摘录典故,放到相应的罐子中,再整合起来就成书了。

像《白孔六帖》这样以采集典故有益作文的类书在古代很受欢迎。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集贤院学士徐坚、张说等人奉唐玄宗之命编成《初学记》一书,这部类书如其名字所示,便利初学诗文的人掌握典故与前人撰写的经典诗文。我们不妨来看看《初学记》的结构,该书分为23部313类,比如岁时部下分春、夏、秋、冬、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等18类,每一类下分“叙事”“事对”“诗文”三个部分。

重阳佳节刚刚过去,我们就来看看重阳类下的内容,“叙事”部分引《荆楚岁时记》《西京杂记》等书内容介绍重阳风俗,“事对”部分是《初学记》的特色,编者从典故中抽出对仗的词组,初学者在写诗作文时可直接拿来使用,如“王酒”对“贾饵”。“王酒”背后的典故是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隐居田园,过着清贫的生活,重阳这天,陶渊明家中无酒,正当他在菊丛中摘花时,忽然看到友人王弘携酒前来;“贾饵”背后的典故是汉武帝宫中的侍女贾佩兰传出宫中重阳这日有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的风俗,饵可能是一种用黍等有黏性的谷物做成的糕。“诗文”部分则摘录了前人所写重阳题材的诗词歌赋为初学者的范文。

《初学记》的篇幅只有三十卷,通读一遍也不费太多时间,古代学者评价这部类书虽不“博”但“精”,“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初学记》不仅在唐朝之后仍广泛流传,而且传播到了东亚汉字文化圈,是中国古代很有影响力的一部类书。

日用类书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生活指南

如果既不研究学问,也不作诗写文,类书也可以很有用。古代类书中有一类日用类书,它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实用的生活指南,而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日用类书时,它呈现的是普通百姓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思想家的创造不论多么伟大,也是建立在这个一般的思想世界之上的。

民众对于知识的渴求始终存在,但日用类书的产生有赖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达,大量印制书籍的成本降低,民众获得书籍的渠道方便且便宜,也有赖于整体识字率的提高。目前存世较早的日用类书有南宋末年陈元靓编写的《事林广记》,此书在元朝也较为流行,元朝还诞生了《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日用类书。到明清两代,日用类书以其销量较大,书商乐意出版,故而各种日用类书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自然其品质也是良莠不齐。

打开《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目录,我们就走入了元代民众的生活世界,这本书告诉你如何种稻、纺布、栽树、酿酒、养牛、相马;如何烹制各种家常菜;如果遇到了常见疾病,该用什么药方,平时养生该注意些什么;如何举办婚丧嫁娶等各项礼仪才为适宜,这是古人尤其看重的内容,《朱子家礼》正是通过日用类书影响到千万家;如何在市场上判断各种货物的好坏,以免上当受骗;如何与别人书信往来,各种文雅的问候语一一罗列。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还完整收录了一部时人徐元瑞撰写的《吏学指南》。元代科举考试不发达,虽然一度恢复,但后来停止,且录取规模始终不大,由科举入仕不普遍,由吏入仕较为普遍,因此《吏学指南》这样的书很受欢迎,它是一部小词典,解释公文中会用到的各种术语及为吏应当知晓的基本常识、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既然是以家庭为预期的使用对象,自然包括了家礼、家训等内容。这部日用类书以“为学”开篇,收录了朱熹的《童蒙须知》《训子帖》、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真德秀《教子斋规》的片段。将教子的内容放在一本日用类书的开篇,表明时人对家风的重视,先贤教子的经验对于时人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教子有方才能家庭兴旺。

中国古代的类书是一个浩大的世界,它不仅是多了一种书籍保存与流传方式那么简单,它折射出了民生万象,这里有先贤的教训与民间的智慧,也有实用的知识和美好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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