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申遗已经
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8月7日，国家文物局宣布确定推荐“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24年，对于从一开始就参与北京申遗工作的专家而言，是一个被提前了许多的时间。
2020年9月20日，北京“社稷坛中山堂抢险修缮项目”在进行中，工人们正在拆卸老旧的琉璃瓦。图/视觉中国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全长约7.8公里，南至永定门，北至钟楼，中轴线上有故宫这样的古代皇家宫殿建筑，有太庙、社稷坛这样的古代礼仪祭祀建筑，也有地安门外大街、前门大街、永定门御道遗存这样的历史道路。始建于元代的北京中轴线已历经700余年，提出要为北京中轴线申遗，则始于2011年。那一年，北京市委提出“应特别保护和规划好首都文化血脉的中轴线，并力争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到2017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还是在缓慢地推进着，在一段时间里，对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设想是“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目标”。
而在“积极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被写进2017年9月29日公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新版北京城市总规）之后，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显著提速了。清华大学与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受托编制了北京中轴线申遗申报文本和北京中轴线保护规划，一系列文物保护修缮、占用单位的腾退、环境整治工作被启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获得通过，将于2022年10月1日施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中轴线申遗是件大事”，要“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抓手，带动重点文物、历史建筑腾退，强化文物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北京市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目标，不只在于让北京再多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更意在推动老城的整体保护。这是北京老城能够抓住的难得机会。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名杰表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700多年来在中轴线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拥有不同类型建筑的中轴线就像一部大气的交响乐。”
申遗提速
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在2011年启动，但故事要从更早以前讲起。
“保护北京中轴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如果整个北京老城能够完整地保存，它就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老城已经不完整了，城墙被拆除了，部分护城河也修建了地铁。我们希望通过北京中轴线的保护，能够尽可能多地促进对老城的保护。”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他说，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是一个推动老城保护的事情。
关于北京全城保护的理念，最早可见于梁思成在1949年3月组织编制完成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这本“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的小册子中，梁思成把“北平城全部”作为要保护的对象。他认为明清北京城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但随后的几十年里，北京城并没有得到完整全面的保护，梁思成认为本应成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的古都”，在城墙被拆除、古建被破坏后变得模糊。1980年5月，国务院转批国家文物局、国家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求报告》指出，当时存在的问题包括重要古建筑被机关、部队、工厂、企业所占用，在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周围修建了风貌上很不协调的新建筑，以及对古建筑“改旧创新”。
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设想。在侯仁之、郑孝燮、单士元的提议下，1981年12月，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1982年2月，国务院转批这一请示，公布包括北京在内的24座城市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文物保护法》在第八条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自此开启。
1982年往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逐步受到重视，文物古建乃至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的保护都被提到日程表上。1990年，北京把历史文化名城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街区，后来编制了25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但是在1990年代中期，随着北京和全国进入旧城改造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仍存在困难，北京每年有600条胡同消失。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于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早的时候，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非常有限，只有百八十万。
北京市文物古建的保护总是在一些关键的契机下得到推动。20世纪初，这个重要的转机是奥运会。
2000年5月，在申奥的关键阶段，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三年拨款3.3亿元，对集中在两线一街一区内百余项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抢险修缮。“当时对文物局来说，这笔经费真的比我们整个事业经费的盘子都大。”于平说，当时的修缮工作真的是以抢险为主，只能解决“哪儿要塌要漏就先抢修哪儿的问题”。
2003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又做出五年投入6亿元，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的决定，按照“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郊六景”的保护思路，对全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进行了抢险修缮。
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就是当时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的重点项目。1957年被拆除的永定门，在2004年被重建，北京中轴线缺失的南端点标识性建筑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在2022年8月7日举办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话会上，回忆自己2002年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工作时，规委为了办奥运会为老城保护做的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规委请示北京市政府，把可能产生大体量建筑物、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往外移，移到四环附近去，不要侵入到中轴线，故宫、天坛、世纪坛的景观总览。第二件是把中轴线、故宫天坛紧紧地箍起来，不能再建超高层建筑，大体量的建筑群，而是要集中保护北京传统的胡同、传统的四合院民居、传统的历史建筑，“我想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屏障，今天才能说2024年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
北京市对于文物保护的重视，自此不断提高。于平回忆，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市政府持续加大文物保护修缮经费，同时提出要求文物部门，就整个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要研究提出长远的规划和目标。
2008年8月8日晚，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期间，29个由烟花组成的“大脚印”从永定门起步沿中轴线向北，一步步“走”到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图/视觉中国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酝酿，既然最集中最核心的文物都在中轴线上，我们就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提出了北京中轴线申遗这个项目。”于平说，北京市文物局在2011年先把北京中轴线申遗报到国家文物局，2012年，北京中轴线正式被列入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遗预备名单》，2013年，北京中轴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作为中国预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公布在其网站上。
此后几年，虽然北京中轴线上各项文物修缮工程接连开展，但“北京中轴线申遗更多被作为促进老城保护的工作着力点，申报世界遗产被作为一个长期的目标。”吕舟说，正因如此，直到2017年，当被问到“北京中轴线什么时候才能申遗成功”这个问题时，统一的回复口径仍是“在2030年基本达到申遗要求，争取在2035年实现申遗目标”。
助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是2017年新版北京城市总规。于平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当时提出，可以用申遗的力度和标准去推动疏解非首都功能，把中轴线申遗作为落实规划的一个抓手。“核心遗产点内非文物建筑的整治腾退，对居住在遗产区居民的疏解安置，这些是即便不申遗，城市发展也要解决的问题。有了申遗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就可以把解决这些问题和申遗结合起来，一并推进。”于平说。
于是，伴随着新版北京城市总规的实施，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要求，以及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工作的开展，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在2017年之后提速。
阐释价值，达成共识
在2017年再次提出北京中轴线申遗时，外界有一种质疑声音：北京中轴线上已经有三处世界遗产了：故宫、天坛、万宁桥（大运河），为什么还要以“北京中轴线”再申报世界遗产？这是不是一种重复？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之初就负责申遗文本编制的吕舟回忆，最初，“我们讲的主要是北京中轴线对于城市规划的影响，它体现了一种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伟大成就的实物例证，以此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是没有问题的。”
对于北京中轴线在城市规划层面价值的认知，同样从梁思成开始。在梁思成1951年所著《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他盛赞“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美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在永定门周边锻炼的小朋友。图/视觉中国
民国时期的永定门。图/FOTOE
首都博物馆内的“永定门”楼牌。图/视觉中国
不过到了2022年，对于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总结已经大不一样。
现在再回应2017年的那个疑问，吕舟的回复是“之前对北京中轴线上的文物建筑的价值发掘，主要还是基于个体或单个建筑群自身的价值，存在一定的碎片化问题，没有形成一个更完整更宏大的故事”。换言之，北京中轴线的价值不是单一文物的价值所能替代的。
吕舟说，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不仅包括了3处世界遗产，还有1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2处未确定保护等级的不可移动的文物，“当这样庞大数量的遗产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要讲的是一个中华文明的故事，讲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讲中华文明传统的审美观念，这些都在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中呈现了出来”。
如今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对于中轴线遗产价值的认识，是经过数年的讨论乃至观点碰撞才凝结出来的。
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提速后，2018年10月，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市邀请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主席河野俊行等12位国际世界遗产专家，以及吕舟等6位国内遗产、文物、考古、规划方面专家参加研讨会，为北京中轴线申遗出谋划策。
ICOMOS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参与评估世界文化遗产，ICOMOS副主席、山东大学教授姜波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那次研讨会最关键的目的是讨论北京中轴线的遗产是什么，要以怎样的策略来申报世界遗产，还有就是向国际领域吹吹风，起到宣传作用。”姜波回忆，2018年的会议讨论分歧挺大的，“大家还不太清楚项目的价值是什么”，建筑、文化遗产、考古、历史、历史地理等各领域的专家都在发言，观点五花八门。
到了次年10月，北京市再次举办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次邀请的专家数量显著增加了，参与讨论的包括河野俊行等14位国际专家，以及包括姜波在内的30位国内专家。这次中外专家先做了实地考察，对景山、先农坛、正阳门、太庙、前门大街等遗产点进行调研，在两天的参观考察结束后，再进入会议研讨阶段，议题包括“中轴线的比较研究”“中轴线遗产适用标准”“中轴线的申遗策略”和“北京中轴线的遗产构成”。姜波说，那次研讨会，对一些议题仍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学术研讨持续进行，并在2020年转为线上。经过“2020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国际学术研讨视频活动”，以及中国专家线下参加、外国专家线上参与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边会，大家逐渐达成了共识。
姜波说，起初大家心里没有底，通过持续数年的研讨，“最后大家认为，北京中轴线确实是一个具备申遗潜力的遗产项目”。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条件是提炼出“突出的普遍价值”（OUV），姜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目前提炼出的相对统一的价值有三个，第一个是北京中轴线的城市规划思想是世界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理念中的东方经典，“这和西方很多城市的规划思想不一样，是个具有东方特色的模式”；第二个是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突出典范；第三个是北京中轴线是儒家礼仪的遗产载体，儒家礼制在规划北京城时体现得很明显：太和殿与太庙，按儒家礼仪的最高规格设计，轴线之东、西两侧，分置太庙与社稷坛，圜丘和方丘分别布置在中轴线的南、北两端，“这条北京中轴线，其实就是礼仪之邦祭天隆祖、经纬天下的‘神圣之路’”。
除此之外，吕舟解释，申报世界遗产必须要证明申报的对象符合列入世界遗产的标准，满足完整性和真实性的要求，并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规定了十条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少需要符合其中一条标准。
在北京中轴线这个项目上，“真实性”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最典型的是，北京中轴线的南端点永定门，是在2004年重建的。自北京中轴线申遗启动以来，就有学者质疑，重建的永定门是否会成为申遗的阻碍？
若按照《威尼斯宪章》所确立的真实性原则的要求，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不应重建，因为任何重建都是“无中生有”，在物质实体上与原有建筑不存在任何关联。但遗产保护原则是不是否认了任何重建行为，是一个需要被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长期关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认为，从重建永定门的动机上看，并非基于旅游产业或商业开发而单纯制造“假古董”，是在充分考虑延续北京历史文脉基础上的重建，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作为中轴线南端点的不可或缺的节点象征价值和记忆价值，而非永定门这一单体建筑的自身价值。
另外，《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86条指出，只有依据完整且翔实的记载，不存在任何想象而进行的重建，才会被接纳。秦红岭解释，永定门重建主要依据1937年北平市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永定门城楼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绘制的建筑结构图，以及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提供的永定门建成以来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且考古发掘又找到了准确的基址，“也就是说，永定门重建所依据的信息源真实可靠”。
提到古建修缮，1994年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是一个不能被绕过的重要文件。在古建以木结构为主的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家，建筑难免会经过改建和重建，这份文件指出，真实性不能基于固定的标准来判断，应出于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必须在相关文化背景下对遗产项目加以考虑和评判。姜波说，在有充分依据前提下，按照原址、原材料、原工艺和原规格的重建是可以接受的。
“要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在申遗文本中，永定门被作为北京中轴线南端点的标志物，而真正的遗产对象则是原来永定门的地点位置及地下遗存。这样就避免了永定门可能带来的对真实性的歧义。”吕舟说，申遗文本中，遗产构成、划定的遗产范围等内容的具体表述都还在调整，避免可能产生的争议，“至少要取得一个大家认为最妥当的共识”。
把遗产保护分解成具体的任务
中国在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规定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措施等条款，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由所在国家依法严格予以保护。
依据公约，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意味着中国将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保存、展示和遗传后代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竭尽全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利用本国资源”。
2011年，在清华大学被委托编制申遗文本的同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市规划院）被委托编制申遗保护管理规划。
北京市规划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副所长叶楠是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相关规划工作的负责人，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保护管理规划是申遗文本的附件，“申遗文本是在论证项目有什么价值，保护管理规划则是要明确保护管理的方法，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保护和管理好遗产”。
于平说，之所以要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实际是要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的体系标准，来对标现在文物保护的状况，用更高的标准去保护老城的文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也是在论述如何保护老城。
编制保护管理规划的核心内容，是要为遗产划定清晰的遗产区和缓冲区。叶楠解释，“承载遗产价值的要素都应该得到重点保护”，这个重点保护范围就是遗产区。另外，“为了避免城市开发建设、旅游等可能会带来的潜在威胁，还要在重点保护范围外围划定足够的缓冲地带，通过对更大范围的管控，来实现对遗产更加安全、有效的保护。”
在确定了遗产区和缓冲区之后，保护管理规划还要依据申遗文本所确定的遗产价值，制定不同区域所要遵守的保护管理要求，以及要落实的措施。
从鼓楼望向景山。
万宁桥。本版图/视觉中国
“比如钟鼓楼，它是北京中轴线重要的遗产构成要素，那么为了保证钟鼓楼的文物安全，首先要针对城楼本身提出保护修缮要求，以及为了能更好地展示它的价值，还会提出关于展览展陈的要求。”叶楠补充说，“另外，因为钟鼓楼是北京中轴线上的制高点，很多人会登上鼓楼、钟楼欣赏老城，从钟鼓楼望向景山万春亭的这条景观视廊就是北京中轴线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特征，需要加以保护，所以保护管理规划提出，要对地安门外大街两侧的建筑提出要求，控制建筑高度与建筑屋顶，不能干扰眺望景观。”
叶楠说，过去站在鼓楼看景山，景山的轮廓线有一部分被临街6层高的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市场挡住了，所以规划提出要对它进行降层改造。现在降层完成后，景山的轮廓线就能被完整看到了。“一方面，中轴线富于层次与秩序的价值特征得以强化，另一方面，沿街景观也更加协调，城市环境品质得到了较大提升。”
在8月7日举办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话会上，单霁翔提到一些北京城市发展建设中积累的矛盾，在申遗的过程中得到了破解，“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者有三个遗憾，一是钟鼓楼前面的地安门百货商场太高，二是积水潭医院挡住了银锭观山景观，三是天宁寺塔旁边建了个大烟囱。现在，前两个问题都已经通过申遗解决了”。
在编制保护管理规划之外，叶楠所在的团队还牵头编制了《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和《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叶楠说，“针对申遗保护整治目标，《行动计划》解决的是干什么、谁来干、什么时候完的问题，《导则》解决的是具体要达到什么效果以及怎么达到的问题，这两个工作共同搭建起一整套以实施为导向的技术支撑体系，推动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水平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
叶楠说，制定《行动计划》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转换为一个个具体的工作任务，以及还得考虑到2023年下半年国际遗产专家现场考察这个时间节点。所以，在任务的筛选上，就必须平衡好实施必要性、紧迫性与实施难度之间的关系。最终，《行动计划》以2023年6月份为重要节点，形成包括价值阐释、保护管理、环境整治、公众参与、保障机制五大方面的48项重点任务。
48项重点任务中，有一些很必要但难度很大的工作，例如万宁桥的保护整治。许多走在万宁桥上的行人或许不会意识到，这是一座始建于元代、有着700余年历史的古桥，它是中轴线上历史最悠久的文物，保护价值极高。叶楠说，但同时，如今的万宁桥仍在承担重要的交通功能，除小客车外，有9条公交线路经过于此，每日通行车次上万。另外，还有一些跨玉河的市政管线被挂设在桥体之上，桥体周边的景观风貌也较为杂乱。推进万宁桥的保护，就得解决好文物保护与交通功能、市政管线之间的关系，要协调交通部门优化交通组织，要协调市政部门迁改市政管线，更要考虑桥体两侧东城区、西城区环境整治提升的统一标准与步调等等，极为复杂。
实际上，48项重点任务中，不是每项都能确保在2023年6月前完成。于平说，一些腾退任务其实无法按期完成，那就需要给出规划和承诺，未来持续推动。
“有时是这样，对于遗产的保护不可能马上就实现，但可以承诺在什么时间内做好保护工作，世界遗产委员会是接受承诺的。”不过姜波说，承诺一定要兑现，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在几年后再做评估报告。
除了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北京中轴线申遗还有一个核心技术文件，即《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将于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秦红岭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所有遗产“必须有长期、充分的立法性、规范性措施，确保其存在和得到保护”，通过法律保障北京中轴线立法是必要的。
在秦红岭看来，《条例》中有几点值得一提，例如在第三条明确保护对象中，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在第十九条第五项中，鼓励中轴线保护区域内的居民开展民俗文化活动，另外第三章涉及许多公众参与的内容，“公众参与是一个趋势，因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趋势，也是要透过保护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和了解文化遗产”。
申遗冲刺
现在，北京中轴线项目已经进入申遗的最后冲刺阶段。
2023年2月1日之后，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将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后者则会把申遗文本交给ICOMOS进行书面评议。2023年夏季，通常是6月至9月，ICOMOS的一位国际专家会到北京中轴线遗址现场进行考察评估，评估内容涉及遗产的保护现状、边界划分、风险因素、监测体系等。
2023年11月，巴黎将召开一次约有30位专家参加的会议，并给出意见，可能将需要中国提交补正材料。到2024年3月，ICOMOS将根据申报材料、现场评估和补正材料给出建议，结果分为4档，分别是“建议列入”“发还待议”“推迟列入”“不予列入”。
2024年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将参考ICOMOS评估的意见，通过投票决定北京中轴线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姜波认为，现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仍有不确定因素，“编制申遗文本时，实际上有两大基石，价值表述（OUV）和标准适用，对申遗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姜波说，中国在申遗工作的投入很大，但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价值表述和标准适用这两个方面，“我们是申遗工作伟大的实践者，但也确实是世界遗产理论的跟随者，我们以后应该加强世界遗产理论的研究”。
当前世界文化遗产的评选，存在一些可以总结的新趋势。姜波说，近几年申遗成功的项目有一些特点，例如地区平衡与非洲优先，例如文化与自然融合，良渚古城和云南景迈山古茶林就属于这类，还有就是文化多样性。“北京中轴线其实是符合文化多样性的，现在世界文化遗产语境里，更多的是欧美文化传统，像古罗马的、希腊的石结构建筑，但是北京中轴线代表的是东方文化传统。”
姜波认为，现阶段还可以努力的方向，除了继续打磨申遗文本，就是利用一些适当的国际会议向外宣传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一方面要继续提炼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提升文本质量；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积极推介北京中轴线突出的遗产价值”，我们期待，在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委员国的代表能够明确认识到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支持北京中轴线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实际上，申遗并不是一件专注自身就一定能成功的事情。北京中轴线是否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由那届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说好话，会不会有委员会成员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吕舟说，申遗这件事，不到最后，不敢说十拿九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北京中轴线申遗已经为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北京中轴线上，关键性遗产在过去几年得到的保护，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力度。秦红岭认为，景山公园寿皇殿就是中轴线申遗背景下文物腾退并合理利用和开放的典型。位于景山公园内的寿皇殿是中轴线上故宫之外的第二大建筑群，1955年以来，寿皇殿一直由北京少年宫使用，虽然建筑群的外观看似完整，但从大殿到各个配殿，内部结构被进行了极大改动，装进了舞台、放映厅，大殿的金砖和彩画也都有了一定破坏。为配合中轴线申遗，2013年11月，北京市少年宫腾退工作正式启动，寿皇殿保护与修缮工程随之开启。2017年，景山寿皇殿完成修缮，并在2018年底对外开放，“就连一些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都感叹，来过景山公园很多次，从来都未能一览寿皇殿的真容，现在终于可以了”。
在吕舟看来，北京中轴线申遗制造了一个让大家关心和讨论的文化事件，让社会更具有凝聚力。近年来，北京市举办了各类中轴线相关活动，例如各类北京中轴线大讲堂、北京中轴线文创市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等，“我们在大赛看到了很多漂亮的作品，所以中轴线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我们今天创作的无尽源泉。”
从景山望向鼓楼。近处为景山公园寿皇殿。
寿皇殿曾由北京市少年宫使用。本版图/视觉中国
谈论北京中轴线的普通市民变多了，“就像家里头有一个祖辈传下来的东西，过去一直放在那里，谁也不在意。现在把它拿出来拂去尘土，大家一看，原来我们家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吕舟认为，北京中轴线申遗，让市民们有了更多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保护北京中轴线，保护老城，也是在保护一个城市文化认同的象征。
责任编辑：祝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