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稻穗，一般能结出120-200粒稻谷。水稻，作为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对环境的反应直接、敏锐。在最为关键的灌浆抽穗期，稻田能不能“喝饱”水，拿捏着一季水稻产量的丰寡。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是全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之一，年均产粮430亿斤以上，是江西连续九年交出的答卷。然而今年，为保住稻田中的每一粒稻谷，这个产粮大省却费尽了心力。
2022年9月6日，九江庐山市，鄱阳湖在千眼桥附近裸露出干涸的湖床。新京报记者郭延冰摄
9月23日，秋分节气，也是中国农民的“丰收节”。但就在当天，江西省气候中心发布今年首个气象干旱红色预警信号——受异常高温少雨干燥天气影响，自7月12日起该省局部地区已持续73天的重度气象干旱再度升级，江西全省95%的县（市、区）达到特重气象干旱。与此同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跌至7.10米，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发布枯水红色预警。
多个气象要素突破极值，安排播种的3829.3万亩中晚稻却陆续进入了灌浆期，江西抗旱“渴”不容缓。机井抽水、引水提灌、架管开渠……每一滴珍贵的水，正在尽力送往稻穗。
“粮食不仅仅是两个村之间的事”
8月11日早上8点，日头明晃晃地打在龟裂的土地上，本该是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如今却裸露出大片干涸的湖床。在地头忙活了半天，鸣山村村支书金前进刚坐下歇歇脚，意想不到的访客登门了。
“我们的水稻快旱死了，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你借水。”余晃村村支书余纯科开门见山，同来的两个村民也是一脸愁苦。
在行政区划上，鸣山村隶属上饶市鄱阳县，余晃村隶属九江市都昌县，但两村毗邻，并肩依偎在鄱阳湖北岸，村民们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后，渔民或是外出打工，或改以种植水稻为生。
然而，一场50年难遇的极端干旱之下，面对“汛期反枯”的鄱阳湖，两个村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7月以来滴雨未落，余晃村的1000亩水稻变得东倒西歪，“和人一样打不起精神了。”干涸的田地像被重锤不断敲击的玻璃，裂痕越铺越广、越来越密，“我们种田人都知道，再不浇水，庄稼就要旱死了。”
起先，余晃村搜集了100个水泵，从鄱阳湖外湖往内湖抽水，但解渴的“远水”变得越来越稀缺——湖水水位以每天20厘米左右的速度迅速下降，很快，连水都抽不上来了。
余纯科急了，他想到了储水充足的鸣山村。
2018年，金前进从县城下乡。那时的村民还普遍以捕鱼为生，村里稻田荒废，收成寥寥。成为村支书后，他启用了村里7个抗旱站点。每年4月，鄱阳湖进入丰水期后，金前进会提前拦水进入储水湖，确保枯水期时能有足够的灌溉水。
今年也是如此。6月时，他提前拦住了3000多亩的湖水，“哪怕干旱持续到12月，村里都不会缺水。”
夕阳下的鸣山村储水湖。受访者供图
听到余纯科的求助，金前进立即安排灌水，不到两个小时，就架设好抽水泵。清澈的灌溉水沿着鸣山村的灌渠，涌向了余晃村的农田。
但鸣山村的一些村民却不认同这个做法。“借水”当天，金前进就接到了五六个表达不满的电话。
原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两村村民就因为一方鄱阳湖水摩擦不断。起先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慢慢地，口角之争升级为暴力相向，在漫长的年月里，一次次群殴吞掉了数条人命，以至于后来，两村但凡有人通婚，都会被戳脊梁骨。
1992年，都昌县和鄱阳县政法委员会在余晃村成立联合党支部，此后，周边几个村的村民一旦发生矛盾，都交由联合党支部协调解决。本着“先动手的，有理也是无理”的原则，戾气慢慢化解了，两个村渐渐有了来往。
但这次“借水”给余晃村，还是戳到了一些陈年隐痛。反对的村民中，有人的父亲或是大伯，就是因为曾经的群殴丢了性命。金前进只能耐下心来慢慢劝解，帮他们打开心结，“粮食不仅仅是两个村之间的事。”
就这样，这场“输血”得以顺利进行。灌溉了足足7天7夜，余晃村的1000亩水稻终于“解了渴”。其间，余纯科也购买了5个大功率的水泵，将长长的管子延伸到更远的鄱阳湖区，未来，余晃村不“借水”也能保住村里的水田。
9月底，中稻已经成熟，等待收割。据余纯科介绍，余晃村“没有旱过一块田”，平均每亩产量约1200斤。热心相帮的鸣山村也迎来了丰收，“平均每亩产量可达1400斤。”
鸣山村等待收割的水稻。受访者供图
“水来了！出水了！”
今年，打井队的“爆单期”比往年提早了1个月。
程升（化名）的打井队有6台打井机，20多名打井师傅。9月开始，订单量猛增三四倍，他们在新余市水北镇和宜春市田心镇两地辗转奔波。
据程升介绍，打一口井，需要4名打井师傅连续工作三四天，直到地下水喷涌出井口为止。现在6台打井机全部投入作业，员工加班到深夜11点已是常态，但仍有不少订单在排队。有时，心急如焚的村民会催促他，“帮帮忙吧，快点儿，再快点儿。”
水北镇与田心镇均位于江西省中部，地多丘陵，农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原本，他们的灌溉水源是池塘、水库，然而今年，经过一个多月的烈日炙烤，水库的水也干涸了，只能依靠地下水。
程升这轮接的第一个订单，来自水北镇昌下村。打井队抵达时，放眼望去，水稻田间满是干裂的口子，“两三厘米宽，有的甚至能插进一个手掌。”
水稻田间干裂的土地。受访者供图
昌下村村委会会计敖金保一直在上火。他负责村里的水田灌溉工作，“我从来没看到过水库里的水这么少。”
据他介绍，昌下村与其他7个村庄共用一个“小（一）型水库”——即水库库容大于等于100万立方米而小于1000万立方米，并且昌下村是位于最下游的。为了确保村里的农田能接到水，他和村干部得紧盯水库的水位。“8月中旬，我去水库查看，水位线刻度只到3米左右。”
水位告急，水稻该怎么办？当时，昌下村的3000多亩水稻正处于抽穗期，烈日照耀下，水稻叶子打蔫卷曲，褪掉了该有的青翠。敖金保马上向上级反映情况，水北镇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打井。
9月初，在村民们的翘首盼望中，程升终于带着打井队来了。第一口井打在昌下村最下游，也是受旱面积最大的小组。村民们几乎都赶过来围观，五六名打井师傅搬来了大型打井机，在发动机“突突突”的轰鸣声里，钻杆旋转着向地下探去，被高温蒸干的土层溅起阵阵飞尘。
程升还记得，井打到第4天，正赶上中秋节。傍晚时分，七八个村民端着饭碗守在一旁，眼巴巴地盯着20多厘米宽的井口。突然，水一下子蹿了出来，喷出三四米高。“水来了！出水了！”被焦灼笼罩多日的村子，响起了久违的欢笑声。
正在昌下村作业的打井机。受访者供图
程升知道，很多时候，打井靠的是运气——地下水源犹如藏在土层之下的迷宫，打井机选定一个位置，向下打多少米才会有水、有多少水，都是未知数，有时打到二百多米就会有水涌出，有时，打到五六百米也不一定成功出水。
而昌下村的第一口井，很幸运地在打到268米深时就出了水，干渴的稻田无需再垂死等待。判断当地地下水源较为充沛，原本计划在昌下村打两口井的水北镇政府，决定在此再多添一口井。
据水北镇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水北镇中晚稻种植面积约70000亩，其中约三成受旱情影响。截至目前，水北镇共打通30口农田灌溉用井，利用地下水缓解旱情，“保住了70%的收成。”
“预示着丰收”的“噪音”
“大旱不过七月半。”在宜春农民间流行的这句气象谚语，意指农历七月十五之前，总能下点小雨。但今年，盼了许久的雨“爽约”了。
农民和土地，一个肯付出汗水，一个就会奉上回报。徐宗达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面对“干到冒烟”的稻田，却只能摇头苦笑。他是宜春市靖安县仁首镇大团村人，在这里“土生土长”了五十多年，“从来没见过哪一年，能够连续三个月不下雨。”
8月中旬，徐宗达家的十几亩中稻开始慢慢抽穗了。彼时的他，并不担心旱情，按照他的经验，缺水的日子“只要挺挺就过去了”。但眼看着枯黄色渐渐取代了叶片的油绿，徐宗达急了。
他是大团村的党员干部，村里共有2000多亩水稻缺水，不少种粮大户和散户也为此头疼不已，他当即决定，找村委会想办法引水灌溉。
大团村不远处有一条石下河，流经整个村，可以就近引水入田，唯一的问题是，水田地势比河道高，需借助水泵提灌。大团村委会向仁首镇汇报了情况，没过几天，水泵和引水管道就运到了村里。在村委会的号召下，不少村民组成小分队，齐心合力开始架设保灌通道。
看着水位日渐下降的石下河，徐宗达灵机一动，村里还有一座蓄水的梅岭水库可以派上用场。他本就是这座水库的义务监督员，每到汛期的时候，天天都要紧盯水位线。就这样，另一条保灌通道又开始从梅岭水库向大团村迅速延伸。
靠着两条供水“动脉”的交错引水，大团村的中稻保住了，“挺过了最关键的一个多月，现在村里这茬中稻已经成熟，马上就要收割了。”
与此同时，在大团村不远的仁首镇周口村，抽水保灌现场也是一片繁忙。
当过二十多年村支书的熊四清，有着丰富的抗旱经验。七月底，发现雨水迟迟未落，他就琢磨着，得把几年前抗旱挖出的沟渠利用起来。
周口村农田600米开外，就是鄱阳湖区修水水系的最大支流——潦河。8月中旬，熊四清组织人员购买了抽水用的管道，并成立一支30多人的抗旱小分队，不分昼夜地忙活了6天，终于架设好了抽水管道。
8月中旬，周口村“抗旱小分队”正在察看抽水管道。受访者供图
“水稻有救了。”枕着窗外抽水机“隆隆”的噪音，村民们却睡得踏实，“这是预示着丰收的声音。”
新京报记者徐巧丽彭镜陶
编辑李彬彬校对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