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闽粤边界崇山峻岭间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有一个人口不足30人的自然村名叫伯公凹。因其“一脚跨两省”的独特地理优势，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入闽第一站”。
90多年前，中央红色交通线就是经过这里的凹口，自粤入闽由白区进入中央苏区。伯公凹交通站是3000多公里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缩影，见证了那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里党的重要历史。血雨腥风中，这条红色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看不见的生命线”。
一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这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不安。他们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对食盐、煤油等日常紧缺物资实行“公卖”制，进行持续而严密的经济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党中央机关与苏区、各地红军及地方党组织相互之间的联系问题日趋突出。中共中央和苏区远隔千里，因通信交通制约和严密封锁，无法保证信息及时传送、相互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尽快建立一条从上海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迫在眉睫。
1930年，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党中央通往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长江、北方、南方三条秘密交通线。其中，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的南方线，辗转3000多公里，水陆并用，连接起上海与闽西赣南中央苏区，后来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建成，在站点路线的设计、规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员的选拔上，煞费苦心。
为了便于隐蔽往来，交通站多设在民居或是祠堂。交通员要穿越敌人的严密封锁，闯过军警盘查、暗探追踪，避开反动民团袭击。周恩来要求，交通员除了需要党龄较长、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够快速辨别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
中央红色交通线受到沿线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保护。
1930年，为配合接应大埔青溪站的工作，原大埔地下党委负责人邹作仁回到家乡伯公凹，组建起家族式交通小站。两年前，他和同志们一起筹办农会，参加了广东大埔县的埔北暴动，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当时，他为了不连累年轻的妻子，极力劝其改嫁。妻子开始不答应，后来终于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改嫁后还与家人一起资助邹作仁购买物资搞革命。
在邹作仁的动员下，哥哥邹端仁也从赤卫班班长调回家乡，负责交通站的日常工作。后来，伯公凹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了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共同担负起这项神圣而庄重的“绝密使命”。
二
传送情报、运输物资、护送干部是交通员的三大任务。进出伯公凹都是土路，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出于安全考虑，有时连土路也不能走，只能穿行于深山密林中。可以说，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伯公凹村口的那盏“伯公灯”正是这一切的见证。在客家地区，伯公是当地人对土地公的尊称，有伯公信俗的地方就有伯公庙，“伯公灯”常被客家人供奉在伯公庙里，用来表达对守护神的敬意。
伯公凹的那盏油灯，照亮了无数个暗夜。
在山路崎岖、险象环生的红色交通线上，“伯公灯”就是“引路灯”。看到它出现在苍茫群山中，就如同看到了希望。每当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苏区干部感到力不从心时，交通员都会遥指凹口鼓励道：“等到了伯公凹，看见那盏油灯，我们就到家啦。”
一旦出现敌情，伯公灯又变成“信号灯”。据介绍，如果村里有危险情况，村民就会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将伯公灯吹灭。交通员们看到灯不亮，绝不会贸然进村，而是先让领导同志退回山上隐藏起来，待进村探明情况确定安全后，再把灯重新点亮，带着干部同志继续前行。
1931年底，伯公凹交通站迎来了一位穿着粗布衣、身带纸伞、手提草藤箱的特殊客人。眼见来人一路历尽艰险，双脚都被磨起了泡，邹端仁连忙让妻子赖三妹端来艾草水给客人烫脚消肿、缓解疲劳，还热情地杀了只母鸭炖汤款待。
得知邹家房子不久前刚被敌人烧毁，第二天临走时，客人掏出三块银元对赖三妹说：“阿嫂，你这里人来客往，需要接待那么多人，这几块银元留给你们贴补家用吧……”
事后，赖三妹才知道当天的客人就是周恩来。她便把这三块银元当做革命信物珍藏起来，最后成为了老邹家唯一的传家宝。历经战争年代、自然灾害，全家人都舍不得将银元用掉。
如今，他们的后代将这三块银元无偿捐赠给了永定区博物馆。
三
和邹作仁一样，邹端仁在选择加入队伍时，就清楚地知道，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这意味着一旦上级领导牺牲，就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更不必说证明其功勋。
即便如此，他仍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成为伯公凹交通站主要负责人不久，邹端仁就接到任务，化装成商人到广东一带采购苏区最紧缺的食盐。收集食盐的行动秘密进行着。1934年7月的一天，当邹端仁带着另外两名交通员挑着食盐返回伯公凹时，不幸被敌人抓获。
邹端仁等三人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都不曾吐露一丝一毫关于食盐的秘密。敌人恼羞成怒，将他们吊在大树上召开万人大会，当众严刑拷打。尽管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邹端仁始终咬紧牙关。敌人无计可施。
枪声响起，邹端仁的身体被打成了血筛子。然而，丧心病狂的敌人还不罢休，将尸体淋上煤油燃烧。邹端仁的长女邹桂英回忆道，看到父亲被烧得像咸鱼干一样，此后自己一辈子都怕吃咸鱼干。
敌人的种种凶残行径并不能动摇伯公凹的地下交通员们一丝一毫，他们反而更加执着坚定，无怨无悔地燃烧着自己，照亮革命成功之路。
家园被烧毁、亲人惨遭杀害，邹家老三邹春仁将心中的悲愤化为力量，更加坚决地执行任务，接送了前往苏区的一批又一批同志。1932年冬，邹春仁在桃坑村护送电台时遭敌人围捕，为了让其他交通员安全转移这部极其珍贵的电台，他和交通员李寿科各自手握双枪并开枪吸引敌人到巫屋村的后山。同志们和电台安全转移了，邹春仁却遭遇围捕的敌军，壮烈牺牲。
英雄的伯公凹人民掩埋了亲人，擦干眼泪，毅然接过前人的重担，风雨兼程，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交通线。当年不足30人的伯公凹，有10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甚至出现了“一门七英烈”的壮烈故事。
在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下，从1930年建立，一直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后，这条“苏维埃血脉”生生不息，从未中断过。长达3000多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掩护了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200多位党的领导干部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运送6000多担苏区紧缺物资，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如今，沿着狭窄崎岖的林间小道爬上山坳，高、宽均不过一米的伯公庙里，伯公灯香火缭绕，一灯如豆……溯源而返，朝着革命信仰之灯前进，就会越走越光明。（陈金来陈霓苏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