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 看不见的生命线

日期:09-23
上海市

在闽粤边界崇山峻岭间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有一个人口不足30人的自然村名叫伯公凹。因其“一脚跨两省”的独特地理优势,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入闽第一站”。

90多年前,中央红色交通线就是经过这里的凹口,自粤入闽由白区进入中央苏区。伯公凹交通站是3000多公里中央红色交通线的缩影,见证了那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里党的重要历史。血雨腥风中,这条红色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看不见的生命线”。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这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不安。他们连续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对食盐、煤油等日常紧缺物资实行“公卖”制,进行持续而严密的经济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党中央机关与苏区、各地红军及地方党组织相互之间的联系问题日趋突出。中共中央和苏区远隔千里,因通信交通制约和严密封锁,无法保证信息及时传送、相互了解真实情况。因此,尽快建立一条从上海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迫在眉睫。

1930年,周恩来领导成立中央交通局,开辟了由上海党中央通往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长江、北方、南方三条秘密交通线。其中,从上海出发,经香港,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的南方线,辗转3000多公里,水陆并用,连接起上海与闽西赣南中央苏区,后来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建成,在站点路线的设计、规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员的选拔上,煞费苦心。

为了便于隐蔽往来,交通站多设在民居或是祠堂。交通员要穿越敌人的严密封锁,闯过军警盘查、暗探追踪,避开反动民团袭击。周恩来要求,交通员除了需要党龄较长、政治上坚定可靠、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智灵活、有一定文化、能够快速辨别陌生人、记忆力强外,还要“不能说梦话”。

中央红色交通线受到沿线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和保护。

1930年,为配合接应大埔青溪站的工作,原大埔地下党委负责人邹作仁回到家乡伯公凹,组建起家族式交通小站。两年前,他和同志们一起筹办农会,参加了广东大埔县的埔北暴动,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当时,他为了不连累年轻的妻子,极力劝其改嫁。妻子开始不答应,后来终于明白了丈夫的良苦用心,改嫁后还与家人一起资助邹作仁购买物资搞革命。

在邹作仁的动员下,哥哥邹端仁也从赤卫班班长调回家乡,负责交通站的日常工作。后来,伯公凹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了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共同担负起这项神圣而庄重的“绝密使命”。

传送情报、运输物资、护送干部是交通员的三大任务。进出伯公凹都是土路,交通员在执行任务时,出于安全考虑,有时连土路也不能走,只能穿行于深山密林中。可以说,中央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浇灌出来的。

伯公凹村口的那盏“伯公灯”正是这一切的见证。在客家地区,伯公是当地人对土地公的尊称,有伯公信俗的地方就有伯公庙,“伯公灯”常被客家人供奉在伯公庙里,用来表达对守护神的敬意。

伯公凹的那盏油灯,照亮了无数个暗夜。

在山路崎岖、险象环生的红色交通线上,“伯公灯”就是“引路灯”。看到它出现在苍茫群山中,就如同看到了希望。每当风尘仆仆、疲惫不堪的苏区干部感到力不从心时,交通员都会遥指凹口鼓励道:“等到了伯公凹,看见那盏油灯,我们就到家啦。”

一旦出现敌情,伯公灯又变成“信号灯”。据介绍,如果村里有危险情况,村民就会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将伯公灯吹灭。交通员们看到灯不亮,绝不会贸然进村,而是先让领导同志退回山上隐藏起来,待进村探明情况确定安全后,再把灯重新点亮,带着干部同志继续前行。

1931年底,伯公凹交通站迎来了一位穿着粗布衣、身带纸伞、手提草藤箱的特殊客人。眼见来人一路历尽艰险,双脚都被磨起了泡,邹端仁连忙让妻子赖三妹端来艾草水给客人烫脚消肿、缓解疲劳,还热情地杀了只母鸭炖汤款待。

得知邹家房子不久前刚被敌人烧毁,第二天临走时,客人掏出三块银元对赖三妹说:“阿嫂,你这里人来客往,需要接待那么多人,这几块银元留给你们贴补家用吧……”

事后,赖三妹才知道当天的客人就是周恩来。她便把这三块银元当做革命信物珍藏起来,最后成为了老邹家唯一的传家宝。历经战争年代、自然灾害,全家人都舍不得将银元用掉。

如今,他们的后代将这三块银元无偿捐赠给了永定区博物馆。

和邹作仁一样,邹端仁在选择加入队伍时,就清楚地知道,交通员只能单线联系。这意味着一旦上级领导牺牲,就没有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更不必说证明其功勋。

即便如此,他仍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成为伯公凹交通站主要负责人不久,邹端仁就接到任务,化装成商人到广东一带采购苏区最紧缺的食盐。收集食盐的行动秘密进行着。1934年7月的一天,当邹端仁带着另外两名交通员挑着食盐返回伯公凹时,不幸被敌人抓获。

邹端仁等三人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都不曾吐露一丝一毫关于食盐的秘密。敌人恼羞成怒,将他们吊在大树上召开万人大会,当众严刑拷打。尽管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邹端仁始终咬紧牙关。敌人无计可施。

枪声响起,邹端仁的身体被打成了血筛子。然而,丧心病狂的敌人还不罢休,将尸体淋上煤油燃烧。邹端仁的长女邹桂英回忆道,看到父亲被烧得像咸鱼干一样,此后自己一辈子都怕吃咸鱼干。

敌人的种种凶残行径并不能动摇伯公凹的地下交通员们一丝一毫,他们反而更加执着坚定,无怨无悔地燃烧着自己,照亮革命成功之路。

家园被烧毁、亲人惨遭杀害,邹家老三邹春仁将心中的悲愤化为力量,更加坚决地执行任务,接送了前往苏区的一批又一批同志。1932年冬,邹春仁在桃坑村护送电台时遭敌人围捕,为了让其他交通员安全转移这部极其珍贵的电台,他和交通员李寿科各自手握双枪并开枪吸引敌人到巫屋村的后山。同志们和电台安全转移了,邹春仁却遭遇围捕的敌军,壮烈牺牲。

英雄的伯公凹人民掩埋了亲人,擦干眼泪,毅然接过前人的重担,风雨兼程,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交通线。当年不足30人的伯公凹,有10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甚至出现了“一门七英烈”的壮烈故事。

在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下,从1930年建立,一直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后,这条“苏维埃血脉”生生不息,从未中断过。长达3000多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掩护了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等200多位党的领导干部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运送6000多担苏区紧缺物资,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报资料,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如今,沿着狭窄崎岖的林间小道爬上山坳,高、宽均不过一米的伯公庙里,伯公灯香火缭绕,一灯如豆……溯源而返,朝着革命信仰之灯前进,就会越走越光明。(陈金来陈霓苏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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