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植物画“写真”的人

日期:09-19

一株植物,被定格在一张画纸上,栩栩如生。

用一支笔能让3毫米的植物器官以特写的形式被放大,也能让只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清的复杂结构纤毫毕现。不同季节成熟的花朵、果实,一根枝条发育的不同阶段,被“浓缩”在一张画纸上,用以展示植物的综合性状。黑白的“写真”没有植物的原色彩,却透着艺术感和生命力。

给植物绘制直观的科学画,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的传统。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植物科学画画师刘运笑就是专门给植物画“写真”的人。目前,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在全国仅剩不到10个。

刘运笑在办公室展示她的植物科学画。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刘运笑在办公室展示她的植物科学画。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毛笔变成了蘸水小钢笔

华南国家植物园揭牌已有两个多月,游人不断涌入东北侧展示区的温室、木兰园等专类园,想一睹国字头植物园的风采。而西南侧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科研区并不这样热闹,这里有适合做学问的安静环境。初秋季节,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植物香气。

刘运笑的“画室”,就在这片科研区的标本馆中。

22年前,华南植物所(园)“招人”的消息传到了广州美术学院。彼时,植物园的第三代植物科学画画师余峰即将退休,亟须年轻人来接班。美术学院老师叫了几名同学去面试,他们回到学校却异口同声地表示“这工作做不来”“画的都是‘死’标本,很枯燥,看着想睡觉。”

当年即将毕业的刘运笑学国画出身,她画的山水、鱼鸟飘逸灵动,创作时还喜欢将想象力倾注其中。但画植物标本必须以科学为基础,要呈现客观事实,不能自由发挥,这让热衷创意的艺术生觉得掣肘。但在老师的推荐下,她还是先到植物园“考察”了一番。

植物园内形态各异的漂亮植物让她着迷,她突然觉得,如果终其一生静静地画植物,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真正入行后,她才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融入其中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

刘运笑画的豆科植物科学画。受访者供图

刘运笑画的豆科植物科学画。受访者供图

最初需要适应的是工具的改变——尽管科学画和国画的白描类似,但抓毛笔和小钢笔的力度、感觉完全不同。她说,毛笔运笔讲究,有收笔、提笔等线条变化,抓小钢笔时则要掌握它“肚子”里的墨水量,“科学植物画的线条要流畅自然,墨水量最难控制,不能多也不能少,少的话,画着画着就断线了。”

听说植物园来了年轻画师,除了即将退休的余峰,之前退休的绘图室老师也经常回到植物园来指导。前辈告诉她,线条不要画得太细,画得太精细,印书缩小时会黑作一团。“这也是植物园传承下来的绘图风格之一,注重印刷效果。”

熟练最终还是要靠实操。刘运笑的蘸水小钢笔跟了她22年,握笔的地方被磨得光亮。近几年,钢笔风潮又流行了回来,市面上不乏精美高端的钢笔,但刘运笑像匠人一样有自己的坚持,她在网上“淘”已经停产了的不锈钢笔尖,蘸“一得阁”的墨水,因为现代钢笔的笔尖没有她“习惯的弹性”。

在这样一支“老”钢笔笔下,一株株新发现的植物,呈现了精致的样貌。

刘运笑介绍她绘制植物科学画使用的钢笔。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刘运笑介绍她绘制植物科学画使用的钢笔。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解剖植物的画师

除了插着铅笔和小钢笔的笔筒,刘运笑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显微镜、解剖刀。画植物科学画,与对着植物写生不同,画师不仅要有绘画技巧,还需要具备植物学基础知识。

刘运笑小心翼翼地展开标本吸水纸,里面压着的是科研人员新送来的标本——一株细弱干瘪的植物,它通体呈黄色,仅有五六厘米长,茎又短又细,茎上的花朵好像已经被压得粘在一起了,上面密布着极细小的黑点,很难想象它在野外生机盎然的模样。

拿到这样一个干标本后,画师通常会先采一朵花或一片叶用水煮,使其恢复舒展。由于植物科学画需要展示细节解剖图,画师不仅要持画笔,还要善用解剖刀。刘运笑以水玉簪科植物举例,它小巧的花瓣“肉肉的”,被压成标本后也偏软,将其展开十分困难,解剖针一戳就是一个洞,很容易将内部结构戳坏,因此要格外细致。

刘运笑根据标本画的水玉簪科植物新种。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刘运笑根据标本画的水玉簪科植物新种。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正式画画之前,“看镜”步骤必不可少,即把植株解剖后放到显微镜下,仔细观察花丝、花梗、子房等结构。与在大自然中写生不一样,刘运笑的大部分工作在办公室中完成。“盯显微镜,一盯就是一上午,眼睛痛得很。”她说,比如菊科植物的花朵其实是一个花序,由不同的小花组成,这些复杂的结构给观察和绘画都带来了挑战。

“植物哪里有托叶和腺点,长的是刺毛还是茸毛,这些重要特征都要特别留心。如果发现了特殊结构,要画一个放大的特写。”植物的叶柄、花朵的柱头和花药等有多长,也要一一测量尺寸,再依据比例在画纸上放大或缩小。

这些专业的植物“术语”,她最开始是跟着植物教材学,后来每画一个科的植物,她就顺带着了解这一科植物的特点。一个个不起眼的标本,在画师的笔下丰盈鲜活起来。

除了严谨科学,整幅画也讲究艺术美感。一个植株周围,还有放大了的花朵、果实的细节,它们“摆”在左上角还是右下角更好看,考验构图技术。“要透气,避免闭塞,不能产生压迫感。”刘运笑说。

刘运笑画的苦苣苔科植物。受访者供图

刘运笑画的苦苣苔科植物。受访者供图

服务科研的植物“证件照”

为什么费力解剖、观察,给植物画这样一幅画?

刘运笑说,植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种时,要将其解剖,找出它和其他种的区别和重要特征,而要发表这类新种时,就需要找画师画一幅黑白墨线图,就像一张证件照一样,这是行业里延续的传统。植物科学画能突出科研人员的研究重点,让读者一目了然认识到植物的特征。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古代时期各本草著作中的植物插图,是中国植物科学画的雏形。此后,西方植物学知识的传入,对中国的植物科学画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1937年,中国科学植物画创始人冯澄如为胡先骕与陈焕镛合著的《中国植物图谱》1-5卷绘制了200多幅植物插图。

1959年,《中国植物志》开始编写,出于图文并茂的要求,大规模的植物科学画画师得以被培养和成长起来。直至2004年全部出版,这部历时45年、收录了3万多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培养了160多位专业画师。鼎盛时期,植物科学画画师达到200多人。

“以前老同志很多书出了就出了,连名字都没有(印在书上)。”刘运笑说,最初入行时,她曾经将画作原稿给科研人员拿去发表论文。直至2012年方便扫描后,她才注意保留自己的原画。

在这里坚守了20多年,刘运笑说,是源于这份工作的意义。“我的责任,就是为科研做好服务。”她说,植物科学画为植物分类学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近些年,华南地区新发现的植物,大部分都是由她绘图的,也有北京的科研人员特意来找她。科学画需要先用铅笔画草图,经科研人员审稿确认无误后,再用钢笔上墨。让刘运笑自豪的是,她的画作很少被要求修改。

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中展示的植物科学画。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中展示的植物科学画。新京报记者张璐摄

在科普和美育中传承

然而,植物科学画也曾一度势衰。“摄影技术带来的冲击,导致大家对科学画不再重视。”华南国家植物园标本馆馆长罗世孝坦言。但他也强调,摄影技术只起到了协助作用,无法取代专业画师。“哪怕摄影水平再高,拍到的不过是一个侧面,而植物科学画呈现的是植物的所有关键特征。”

在刘运笑之前,曾有一个男生工作了一年就离开了,而在她之后,也再无新的画师常驻于此。她带过四五个徒弟,但这些年轻人最终都没有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植物志》《广东植物志》等图书的出版和大量植物“普查”的完成,画师很少会画已有的植物,除非新出书涉及版权问题。大多数时间,他们会画新发现的植物,但新发现的物种并非总有那么多。“有可能几个月,才有人找你画一张。需求少了,岗位也少了。”刘运笑说。

“画师要耐得住寂寞,这里的工资跟走入社会搞艺术的收入,还是有差距的。”罗世孝坦言。另外,画师需要重新学习植物学,这也是一个挑战。以前的画师画一朵花,会搭帐篷守在植物园里,就为了看花是怎么开的,还有的人跟着科学家一起去野外考察、采集,有的也成了半个植物专家。他认为,默默无闻的植物科学画画师应该收获更多关注。

谈及传承,刘运笑认为,除了科研作用,植物科学画的科普、美育作用正日益凸显。看着漂亮的植物跃然纸上,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对充满质感的科学画产生兴趣。

新京报记者张璐

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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