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州9月8日电（记者刘宏宇）教师节前夕，华南农业大学的师生们，纷纷来到丁颖和卢永根的雕塑前，敬献鲜花，深切缅怀两位老院士。
在我国水稻研究方面，华南农业大学的“一脉师承三院士”成为一段佳话。1955年，丁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丁颖的秘书兼科研助理卢永根当选中科院院士；2017年，卢永根的学生刘耀光当选中科院院士。
教师节前夕，华南农业大学师生自发来到丁颖、卢永根院士雕像前敬献鲜花。（华南农业大学供图）
近年来，华南农业大学以三院士为榜样，培养出一大批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潜心研究水稻
1938年，日军即将侵入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员工开始从广州撤退到后方。此时，丁颖冒着生命危险，不忘把500多个品系的甘薯苗收起，把400多个水稻品种包装好，乘最后一班船撤退。
丁颖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曾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水稻类型。他是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热爱学生，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对学生从来不摆架子，见到学生会主动鞠躬。
卢永根是丁颖的学生。丁颖去世后，卢永根跟随恩师的足迹，努力效法。
他曾协助丁颖开展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研究。丁颖去世后，卢永根主持总结该项工作并参加撰写《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水稻遗传资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杂种不育性与亲和性等方面的遗传研究均取得重要进展。
卢永根带领学生小心地保护着丁颖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资源，并将其命名“丁氏稻种资源”以纪念丁颖院士。如今，华南农业大学已成为我国稻种资源的宝库。
1963年，卢永根（右三）随丁颖院士（左三）在宁夏引黄灌区考察水稻。（华南农业大学供图）
2017年，卢永根夫妇捐出两人毕生积蓄880余万元，设立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2019年，卢永根因病辞世，按照遗嘱，他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科研教育事业，以此作为最后的贡献。
精神传承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水稻。”卢永根的学生刘向东教授说，卢永根以实际行动践行“丁颖精神”。“他把许多机会都让给年轻人，甘做人梯。”
刘耀光1981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他曾受教于卢永根。1991年在日本博士毕业后，曾在当地工作数载，生活优渥。卢永根接二连三给刘耀光写信，在卢永根的感召下，刘耀光于1996年回到华南农大，潜心科研。
2009年，卢永根（右三）与刘耀光（左三）在试验田。（华南农业大学供图）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相较于国外存在着较大差距。刘耀光深受卢永根感染，生活上不讲究，做科研一直想着少花钱、多做事，有时甚至会自己动手做一些小仪器；而他对同事却很大方，还曾支持其他老师科研经费。
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邓诣群说，刘耀光是一个对年轻人“不吝赐教”的人，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他总是尽力帮助，使人深感温暖。
刘耀光常说：“科学不能盲目追热点，要有坚定的研究方向，追根问底。”回国20多年来，他长期从事植物育性发育的分子遗传和基因工程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目前，他正在创建一种用来改良杂种不育的基因编辑技术。他说，如果能克服杂种不育的特性，可以大大提升水稻结实率。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做科研。”刘耀光说，丁颖、卢永根在学风上起到了一种很好的引导作用，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他。
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刘雅红说，华农要胸怀“国之大者”，将“农”字嵌入课程与思政，努力培养符合我国“三农”特点又具有国际视野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做“真诚的劳动者”
爱国、爱农、淡泊名利，是三位院士的共同特征。
丁颖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他曾写道，要以“蚂蚁爬行”的方式和“苦干到150岁”的决心，“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而摆脱一切，遄赴农村”。
卢永根鼓励学生们出国深造，也常现身说法告诉学生如何践行“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直到70多岁，他还带着学生到各地去寻找野生稻，这些野生稻往往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却不畏艰难，拄着拐杖翻山越岭。
一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一双褶皱的黑皮鞋、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皮公事包、一个放大镜、一根国产钢笔、一只表面玻璃已磨花到斑斑驳驳的怀表，这是丁颖时常的装束。
华农的师生们尊称卢永根为“布衣院士”。他家中的摆设，还停留在二十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
如今，刘耀光的私家车已开了超过15年，尽管如此，他也从未动过换新车的想法，大部分时间依然坚持步行或骑单车上下班。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座右铭。
（本文来自于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