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在其官网公布《17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指出,要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其中,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倡导积极婚育观念。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围绕“婚俗改革”的相关讨论早已引起关注。早在2018年,针对一些地方天价彩礼、奢侈浪费办婚礼等问题,民政部曾要求全面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简约适当的婚俗礼仪。从2021年4月开始,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已陆续公布两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名单,期限均为3年。
地方推进“婚俗改革”有哪些针对性的措施?8月22日,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许多地方为了简化婚俗,“操碎了心”。有地方设置婚姻辅导大讲堂、定期开展“婚俗新风最美家庭”系列评选活动;有地方提倡“零彩礼”,要求不收或象征性收彩礼(聘礼),彩礼(聘礼)不超过3万元。
目前,婚俗里“高价彩礼”等陋习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2021年4月,民政部公布第一批15家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宁陵县入选,为期3年。
河南开封禹王台区婚俗新风进社区。禹王台区民政局供图
2022年7月19日,民政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介绍,禹王台区以制易旧俗,成立婚俗改革领导小组,出台《禹王台区婚俗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禹王台区开展婚俗改革助推移风易俗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推动婚俗改革工作有序开展。
8月22日,禹王台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该区曾多次开展“好家风、好家训”进家庭宣传活动,定期开展“婚俗新风最美家庭”系列评选活动。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托村(社区)红白理事会、社区网格员、社会志愿者等力量,深入社区,倡导喜事缓办、简办。
前述工作人员称,禹王台区设置婚俗展示厅,将相关婚书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展示,同时配备相关婚俗实物,通过展示结婚书、离婚书、陈规条文的演变,彰显近代以来中国婚姻关系的发展、社会的开放进步。
此外,禹王区还设有婚姻辅导大讲堂,讲堂为广大家庭的情感矛盾调解提供平台,成为心理调解与法律调解两结合的服务载体。
“我们现在正在办‘婚俗新风最美家庭’活动,发挥候选人所在村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倡导文明婚俗、家庭和睦。”前述工作人员介绍。
例如,当地一位年轻居民胡豫青于去年十一假期完婚,对象是开封市农村地区的,按照当地习俗,应该收取一万一千元的彩礼,寓意“万里挑一”。但结婚时,胡豫青家人一分彩礼没要,婚事也是两个新人自己操办的。
除了开封市禹王台区,据民政部机关刊物《中国民政杂志》2022年6月14日报道,2021年4月,河南省宁陵县成立婚丧礼俗改革领导组,开始创新探索。宁陵县要求,从党员干部、教师等入手,倡导彩礼不超过3万元,随份子不高于100元,办事不上高档烟、高档酒,请客范围只限于亲属。
此外,2022年7月25日,据河南省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经地方申报、调研考察、综合评估等工作环节,河南省民政厅同意将开封市、平顶山市宝丰县、叶县等20个地区确认为全省婚俗改革实验区。
遏制“天价彩礼”
此外,澎湃新闻梳理发现,江西萍乡、甘肃定西、陕西商洛等地明确发布通知,要求遏制天价彩礼。
2022年5月,江西省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遏制高价彩礼推动婚嫁移风易俗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遏制天价彩礼,探索建立收受给付婚嫁彩礼报备制度。方案要求要自觉抵制高价彩礼,提倡“零彩礼”,不收或象征性收彩礼(聘礼),彩礼(聘礼)不超过3万元。
甘肃省定西市发布《定西市市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婚丧嫁娶活动指导标准》,标准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彩礼不超过5万元。提倡直系和三代以内亲属礼金不超过500元,同事、同学、战友等随礼不超过200元。
7月29日,陕西省商洛市发布《商洛市反对婚丧喜庆大操大办、倡树文明节俭新风倡议书》,倡导城乡婚宴规模控制在15桌以下,农村、城镇宴席每桌分别不超过200元、500元,收取非亲属贺礼农村、城镇分别控制在50元、100元以内。
立法向婚俗陋习“说不”
据红星新闻报道,为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工作,从5月1日起,《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将正式施行。该条例由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这是以立法的形式向婚俗陋习说“不”。
上述《条例》明确规定,自觉抵制下列行为:索要高额彩礼、礼金或者利用彩礼、礼金干涉婚姻自由,给付或者收受超标准彩礼、礼金,退(毁)婚高价赔偿,以婚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利用婚嫁敛财。凉山州专门将移风易俗工作上升至法规层面,在四川尚属首例,这也标志着凉山州移风易俗工作有了法治护航。
来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青年学者李永萍曾在南方数个农村进行长期的调研,也曾发表过关于农村彩礼的研究。
李永萍在研究中提及,彩礼数额的高低对农民家庭具有重要影响。高额彩礼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可能带来男性的“婚姻危机”。一方面,高额彩礼给男方父母带来巨大压力,加重了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另一方面,高额彩礼还增加了男性的“婚姻危机”。
在高额彩礼成为婚姻必备条件的农村地区,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成为潜在的“光棍”群体。此外,男方的父母面临着身心双重压力。
李永萍建议,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引导并重塑对彩礼的理解方式,回归彩礼的仪式性意涵,改变彩礼实践,或许是从根本上抑制彩礼高涨,进而维系婚配秩序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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