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正式宣布，长江特有物种白鲟已经灭绝。而同样作为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旗舰物种的中华鲟也岌岌可危。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连续5年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繁殖。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被称为“中华鲟之父”的危起伟表示，“中华鲟的生存状况还在持续恶化。”
中华鲟自然分布贯穿长江上中下游和近海，是长江水生生物的典型代表，其保护涉及地域广、领域多，涵盖渔业、工程、政策法规和长江水域及沿岸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对一条鱼的保护，更是长江生物多样性和长江水生态保护的关键。
中华鲟。图/IC photo
白鲟标本制作者：“没想到会这么快灭绝”
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的水生生物博物馆，展出有4件白鲟标本，其中一件由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何舜平参与制作而成。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这段经历，他颇为感慨，“当时白鲟的数量已经不多，但没想到会这么快灭绝”。
1985年，何舜平到位于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读研究生，毕业阶段，他的老师要制作几个标本，他和同事何长才前往宜昌的中华鲟研究所，将一头1米多长的白鲟、一头4米多长的中华鲟运回了武汉。
当时研究所的冷冻库中有很多鲟鱼个体，何舜平很快就找到了白鲟。白鲟长相奇特，它的吻又尖又长，像剑一样。长江流域一直流传着“千斤腊子万斤象”的说法，“万斤象”指的就是长江白鲟。“据记载，最大的白鲟有7米长、1000多斤。”
何舜平一直没见过活体白鲟，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新鲜”的白鲟。“水生所的标本馆中有剥制的白鲟标本，也有用福尔马林浸泡的标本，但情况不太好，那次，我们选择了一头品相不错的白鲟个体，它体态完整，死因不详。”
他和同学找到搬运工人，用人力车将冻得硬邦邦的白鲟和中华鲟运到长途汽车站，抬到了长途汽车的顶部固定好。由于白天有太阳、温度高，何舜平于晚上坐了夜班车，凌晨两点多到了水生所。他说，当时白鲟的数量已经不多，但没想到白鲟会越来越少，以这么快的速度灭绝。
何舜平回忆说，白鲟解冻后被开肠破肚、掏空内脏和脑髓。“我们将白鲟的肉剥离，仅剩一张皮和保留的头骨。”他们用砒霜和肥皂粉混合，抹在白鲟皮的内部，再在里面填充木屑和刨花，将皮缝制好。“过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由于当时没空调，我们将白鲟搬到温度较低的防空洞中解剖，当时的味道还是很难闻的。”
何舜平说，1991年，中科院水生所鱼类学研究室生态组的团队出野外时，曾经采集到了20厘米左右的白鲟幼体，此后白鲟越来越少，直至灭绝。
“白鲟灭绝给人类的启示是改善环境，要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他认为，未来要加强对野生中华鲟的保护。
何舜平参与制作的白鲟标本。受访者供图
中华鲟洄游受阻，仅剩的产卵场所状况不佳
与白鲟逐渐灭绝的原因相似，在20世纪后期，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退化、筑坝、水污染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中华鲟的自然种群规模也急剧缩小。
此外，河道冲刷、航道疏浚与挖沙、防洪及城市景观工程等人类活动使中华鲟仔稚鱼栖息地丧失，进而导致补充群体减少，造成繁殖群体持续萎缩。
在葛洲坝截流前，中华鲟产卵场的分布江段为金沙江下游冒水江段至重庆以上的长江江段，分布范围超过600公里，分布数量达19处。其中，比较著名的中华鲟产卵场有金沙江下游的三块石、偏岩子和金堆子产卵场，长江上游的铁炉滩和望龙碛产卵场。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生殖洄游路线被切断，原有的产卵场全部无法利用。
近年来，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刘焕章一直在监测长江宜昌段的中华鲟野外种群。
刘焕章介绍，调查和监测内容主要包括用鱼探仪对成熟的个体进行监测；在繁殖季调查是否有食卵鱼吃掉中华鲟的卵；用环境DNA的形式对宜昌段中华鲟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在长江口对中华鲟的幼鱼进行调查等。早些时候，他们还对幼鱼进行分子标记的分析，对其遗传多样性、规模现状、生物学特征等进行分析。为了解中华鲟繁殖季节的环境条件和行为，科研人员还进行水下视频监测，对水流水温进行监测分析。
“从目前的监测情况看，中华鲟在宜昌江段的繁殖群体数量比较少，大概在20尾以下。”他说，目前，宜昌葛洲坝下产卵场是中华鲟唯一确认的产卵场。
据介绍，中华鲟受精卵在葛洲坝下产卵场孵化后，鲟苗随江漂流，在到达长江口索饵场之前，需在葛洲坝以下的长江中下游江段洄游、索饵、藏匿、栖息6个月以上。
这个于1982年发现的新产卵场状况也不乐观。研究指出，由于三峡蓄水导致水体含沙量明显减少，对河床的冲刷日益明显，中华鲟产卵场江段沉积细砂和粗砂区域面积显著减少，河床卵石缝隙充塞度明显下降，导致中华鲟自然产卵位点改变和迁移，进而影响中华鲟自然产卵场的繁殖适合度。
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来，葛洲坝下中华鲟洄游群体已不足30尾。2021年监测到葛洲坝下产卵场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仅为15尾。
2022年4月9日，在湖北省宜昌市胭脂园长江珍稀鱼类放流点，工人人员在查看即将放流的中华鲟。图/IC photo
宜昌江段繁殖群体数量少，繁殖活动连续中断
近年来，为拯救中华鲟，各地开展了不少增殖放流活动。据初步统计，1981年至今人工放流了超800万尾中华鲟。但问题是，其野生种群的自然繁殖仍无法恢复。
根据中华鲟的历史繁殖群体数量、目前产卵场的环境容纳量等参数，研究团队结合长期监测数据和历史资料，将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评价指标分为5级：670尾以上为“优”、400-670尾为“良”、200-400尾为“中”、50-200尾为“差”、50尾以下为“极差”。
水声学探测结果显示，1998-2001年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指标评级为“良”；2004-2012年三峡工程蓄水后至向家坝蓄水前评级为“中”；2013-2020年评级为“极差”。
根据研究与估算，中华鲟体长可达4米，体重可超700公斤，个体寿命能到40岁。刘焕章说，和大多数鱼类在春夏繁殖不同，中华鲟在秋冬季繁殖，孵化后鱼苗顺着长江再往下游。第二年的4、5月到达长江口，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到近海区域生长。雄鱼一般9-10年成熟，雌鱼则需14、15年。成熟后，中华鲟于7月左右来到长江口，再向长江的中上游游动，于9、10月游到宜昌。
“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以后，科研人员没有监测到中华鲟在野外繁殖。”他说，科研人员对环境条件进行分析认为，2013年、2015年和2017年长江水温较高，导致中华鲟没有产卵繁殖，因为中华鲟的性腺只有在低温下才能够发育成熟。
科研人员认为，中华鲟繁殖活动连续中断，在没有补充的情况下，中华鲟野生种群灭绝风险极高。危起伟在2020年发表的《从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生活史剖析其物种保护：困境与突围》一文中提到，有研究认为，如果现状无法改变，中华鲟自然种群将在10年至20年内灭绝。
当务之急是重建适合中华鲟的自然生境
2021年3月28日，中华鲟有了自己的专属保护日。当日上午，长江荆州江段，3000余尾二代中华鲟、长江鲟被流放长江。其中，年龄为4龄的中华鲟，体内均被植入了芯片跟踪卡。被放流的中华鲟通过滑道游入长江，3个月后将游到入海口。
“安装‘追踪器’，从物种恢复层面来讲，是为了建立中华鲟的追溯体系。实际上，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危起伟告诉记者。但他同时表示，根据超声波技术的追溯，中华鲟放流长江口，历经几个月进入大海后，就收不到追踪器的信息反馈了。
“要拯救长江中华鲟，当务之急是在洞庭湖与长江连接的支流，重建适合中华鲟的自然生境。”危起伟说，这是一个概念性的想法，要让想法变成现实，还要解决工程设计、资金供应及其他一些社会问题。
201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编制了《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行动目标等方面提出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保护行动措施。根据计划，近几年，长江水产研究所积极推进建立中华鲟保育区的规划，计划从部门协调、区域布局等方面，完善中华鲟长效保护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危起伟曾指出，比起陆地生态系统，我们对水域生态系统特别是淡水生态系统的了解和重视远远不够。“如果保护中华鲟只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体现在行动上，那么中华鲟人工群体的可持续、野生种群的恢复，都可能落空。”
危起伟表示，中华鲟保护按目标可分为低、中、高3个层次：第一，可人工或迁地保护维持物种延续；第二，自然种群可延续，尽管其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远不及历史水平；第三，野生种群和栖息地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得以恢复和延续。
在他看来，中华鲟保护目标是确保实现第一层次目标，努力实现第二层次目标，终极目的是实现第三层次目标。
2019年1月12日，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实验基地的工人在中华鲟露天养殖池中做清洁工作。图/IC photo
人工群体不能只在小池子养，海洋保种很关键
对于野生中华鲟种群的自然繁殖，我们还能有所期待吗？“这不能说是期待，而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危起伟说。
据介绍，目前中华鲟已经突破了人工繁殖和全人工繁殖，养殖单位达到20多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保存物种不至于灭绝。但危起伟并不乐观，“人工群体的养殖户和养殖企业举步维艰，问题复杂。”
当前，中华鲟养殖均为水泥池人工水体，过小的水体对中华鲟产生了空间胁迫。危起伟认为，应在三峡水库建立大型养殖网箱或围栏，探索建设大型养殖工船，人工辅助中华鲟洄游。
此外，中华鲟自然生活史90%的时间是在海洋中度过，海洋保种工程是中华鲟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指出，在海水养殖工船平台建设上，基于中华鲟“陆-海-陆”接力保种关键环节，构建中华鲟海水养殖设施，掌握中华鲟在海水养殖环境下的行为特征和生长规律，从而形成环境控制、投饵、疾病防控、日常管理等养殖规范。
危起伟表示，防止中华鲟灭绝，保种工程最为关键。“这些（中华鲟）人工群体不能只在小池子养，要去到海水里。保种后，要形成有效的繁殖性。繁殖群体要多发挥效益，繁殖后代。这很关键。”
北京海洋馆的中华鲟。危起伟供图
建议修复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功能
刘焕章对于中华鲟的保护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华鲟不会重蹈白鲟覆辙。朱鹮一度只有7只，现在数量恢复到数千只，大熊猫受威胁程度已经由“濒危”降为“易危”，且目前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已经成熟。但对野外种群的保护仍需加强，使野外种群能够恢复起来。对野外种群监测可以进行科学评估，了解中华鲟在野外遇到的问题，找到其不能繁殖的威胁因素。
“通过监测，我们建议，对产卵场进行修复。”刘焕章说，中华鲟繁殖对产卵场的环境条件要求严格。在葛洲坝修建之后，产卵场限制在葛洲坝下游3千米到5千米的江段。科研人员建议，在繁殖季节开展生态调度，保证繁殖所需的水温和流量。拆除隔流堤，恢复中华鲟的产卵场面积和地形地貌特征；在繁殖季节的夜间，关闭产卵场跨江大桥，禁止车辆通行和关闭灯光，避免惊扰中华鲟的繁殖活动。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条件相对较合适，中华鲟没有产卵的原因可能是繁殖群体数量极少，配对困难。为了延续中华鲟野生种群，首先必须恢复和维持中华鲟的繁殖活动，建议在该产卵场大规模放流性腺成熟亲鱼，放流大规格个体，提高配对成功的发生概率。
科研人员还建议，建立国家级的中华鲟保育中心，有目标、有计划地集中力量推进物种保护工作。同时，开展中华鲟生活史及关键栖息地专项研究等，最终恢复中华鲟的野外繁殖活动。
今年5月，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正式揭牌。危起伟表示，希望号召社会各界，为保护中华鲟贡献力量。
新京报记者张璐张建林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