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江苏省一忙碌的“数字化纺纱车间”。图/IC
越南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国内疫情反复，越南经济强势复苏的一点苗头，又将这一话题拉回视野。与此同时，印度亦被视作下一个世界工厂。
2019年，宋威受外资老板委托，踏上越南海防市这片土地，为即将投资的工厂选址买地。虽然第一次到访这座港口城市，他却觉得似曾相识——这座城市街道布局、热带季风气候、城市不大但升腾着商机，让他想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东莞。彼时，他刚到东莞打工，这里正朝着世界工厂的方向大步迈进。
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国2007年前往印度考察时，也曾有类似感受，当地劳动力充裕且价格低廉，有利的国际环境正带动着印度制造业的发展，这些也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时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
尽管两地制造业吸引了企业将目光转向这里，但在他们看来，未来十年都无法复制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路径。“无论越南还是印度，短期内都无法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多位在越南和印度投资和管理工厂以及熟悉两国制造的业内人士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
他们眼中，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形成了产业集群地，工厂有序分工都构成了无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要买一个小螺丝这样的配件都很难，因为这些零部件都是从中国等地进口。”工业基础薄弱、供应链不完善以及消费能力，均为越南和印度制造业发展尚需跨过的门槛。
发生产业大规模转移出中国的现象尽管遥远，但从内外部形势看，中国制造业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中国制造业如何保持竞争力，多位业内人士给出答案——重视实体经济，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大力扶持小微企业等。
越南办厂：小螺丝要从中国进货
今年一季度，东南亚经济体快速复苏，其中，越南的出口表现一时间成为焦点。
一季度，越南货物贸易总额为1767.5亿美元，同比增长为14.3%。出口总额为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两位数增长背后，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今年3月美国自越南进口增速为30%，超过自中国进口的18%增速。
此外，中国和越南海关数据显示，4月当月越南对美国、欧盟出口增速均大幅提升至30%以上，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欧盟出口增速有所下滑，并降至个位数。
两个数字的相反走向，在外界看来，与越南制造业发展不无关系。
越南中国商会海防分会秘书长汪洋见证了近年来越南吸引外资的势头。今年3月至6月初，他已经帮助10多家中国企业在越南海防市完成企业注册。“产业转移到越南，主要因为成本优势，加上越南这些年加入各种自贸协定，大幅降低了关税壁垒。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在汪洋看来，完全不用担心越南制造取代中国制造，至少十年之内，越南无法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首先，越南过度依赖FDI（外商直接投资），且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没有任何研发和科技含量的低端基础制造业。其次，虽然有些高端产业的生产线转移至越南，但主要是将从国外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贴牌、包装的生产线。当前越南还没有能力承接高端制造的生产线。此外，越南本土将近1亿人，需求较少，消费能力较差，90%的产品用于出口。”汪洋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
张超任职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目前他所在的公司于越南也已有两家自建工厂和一家合作的代工厂。他观察，转移到越南的产业链主要为纺织类制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高科技企业并不多。“只有三星、LG、富士康、伟创力这几家大公司的部分产业链转移了过去，高端自建工厂非常少。高端制造业企业还主要持观望态度。与中国比的话，高端制造业规模不到中国的1/20。”
越南工业基础薄弱，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使得供应链短缺问题尤其突出。张超记忆中，公司在越南投资办厂，要找做连通器的工厂时，一家都没找到。“即使有连通器企业转移过来了，越南市场的需求也不足以支撑这个厂的产能。隔三岔五才有订单，企业不会转移过来做亏本生意。”张超说，公司在越南三个工厂的生产线所需物料和配件均来自中国，仅限在越南进行组装。
宋威在越南管理的工厂也曾遭遇类似困境。“要买一个小螺丝这样的配件都很难，或者说大部分时间没货，因为这些零部件都是从中国等地进口，本地并不生产。”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也形成了很多产业集群地，一个很小的东西可能来自十几家二十家的工厂，大家有序分工，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制造无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一些产业可能出于规避关税等原因，转移到越南和印度，但有很多事情给再多的关税优惠也解决不了。比如，一些新产品只有中国有能力制造出来。”张超说。
在当地经历多年，这两人认为，尽管发生一定的产业转移，但受制于供应链的不完善，当前并未、短期内也不会出现产业大规模转移到越南的现象。
宋威称，越南难以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一方面，其以低成本吸引了部分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这一比较优势正在面临挑战。“越南的经济体量小，资本过快涌入容易带来经济的过热。比如，越南的土地价格在过去三年间翻了两三倍，劳动力价格也有一定的上升。”此外，办事低效、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因素都制约着越南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印度制造”强势来袭？
越南之外，印度制造业同样被逐渐推向擂台。
2014年，印度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并计划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由15%提升至25%，把印度打造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此后，针对“印度制造”的重点产业——手机和电子元件行业，推出“阶段制造业促进项目”（PMP）以及配套的“生产关联奖励计划”（PLI）、“电子元件和半导体制造业促进计划”（SPECS）和“改进型电子制造业集群计划”（EMC 2.0）等一系列激励投资措施。
其中，2020年提出的PLI计划将在未来五年内10个制造业领域推进，使印度成为世界制造业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增强印度产品的竞争力。
雄心能否成为现实，印度是否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亦成为猜想。
“从短期看，印度无法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10年之内都有很大困难。”包括张超在内的多位于印度投资或者工作的业内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表示。
张超称，印度和越南一样，也面临着供应链短缺的挑战，这制约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当前看，印度低端制造业的规模很大，但制造业门类远没有中国丰富，可选的种类并不多。高端制造业中，汽车制造业有一定基础，其他高精尖产业基本没有发展起来，所需芯片要从美国、中国台湾等地进口，精密仪器从日本进口。有些配套的供应链产业正在逐步转移到印度，但并不会一步到位，很多企业仍在观望中。”张超认为，印度要想构建像中国这样完整、高效、门类齐全的制造能力，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发展中高端制造更是路漫漫。
营商环境是制约印度制造业发展的另一个因素。印度旅游局推广印度旅游的广告语是“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的印度），张超对这个词的感受是，你能想到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比如今天印度刚出一个政策，可能第二天就改了。”张超说，难以用几个词描述印度的复杂性。
此外，消费能力的难以提升也是印度制造业的一个短板。张超观察到，由于印度经济比较落后，老百姓工资并不高。在当地有“只要愿意讲价就有人买”的说法——只要商品的价格够低，哪怕质量上有些瑕疵，用户都可以接受。
卢庆国接触印度制造业的时间更早一些。2010年至今，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在印度投资两家工厂，生产辣素和叶黄素，产品由印度销往全球。在印度考察期间，卢庆国留下这样的印象：印度和2000年前后的中国非常相似——劳动力充裕，同时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是很充分，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将长期存在并为印度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利的竞争优势，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会助力印度制造业发展。
“印度完全具备了中国改革开放时的一些有利条件”，但卢庆国又发现，在这里并非人人都拥有开展商业的机会。
卢庆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晨光生物也从一个只有10余名员工的县办小厂，发展为有10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公司和农业产业化国家级企业。他从自身和晨光生物的成长经历反观印度制造业，认为印度制造业无法复制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崛起的路径。
“中国改革开放时，机会公平，江浙一代几乎家家开工厂，人人是老板。现在很多中国的大企业，就是由那些小工厂滚雪球一样，逐渐发展壮大而来。印度因为贫富差距较大，阶级制度严格等问题，底层老百姓很少有机会从事制造业、办工厂当老板。从我们这个行业来看，印度几乎是阶层较高的人在做，行业里存在的企业也是一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企业，没什么新企业出现。”他说。
晨光生物也有着一段赶超印度企业的经历。在卢庆国眼中，一个国家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晨光生物在辣椒提取行业跻身全球第一之前，印度的公司曾长期稳坐头把交椅。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快速提升，晨光生物使用的生产设备不断升级换代、效率提升。“正是得益于国家整体的技术进步，再加上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才能从印度同行手中夺得第一的位置。”他说，当前印度整体工业基础薄弱，极大影响了其制造业企业效率的提升。
此外，卢庆国向新京报记者列举了制约印度制造业发展的多个因素。“第一，印度的基础设施差，高速公路很少、高铁基本没有，客运铁路慢也不准点。第二，由于各个邦之间政策、甚至语言都不同，在建设统一大市场方面，面临很大阻力。第三，土地私有等制度也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效率。”
企业产业链“南迁”，主动考量叠加被动转移
中国扮演世界工厂这一角色已经持续多年，尽管仍与后来者拉开距离，但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尤其在疫情发生后，逆全球化思潮涌起，各国追求更加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美国等发达国家正试图在这一轮产业链重构中去中国化。
宋威所在外资企业主要在中国投资，公司生产的橡胶塑料产品全部出口欧美市场。目前公司在上海、江苏都有工厂，国内工厂年产值4亿-5亿元，工人达到1300人左右。
2019年，这一公司经过多方考量决定去越南海防市投资办厂，目前投资已追加到5000万美元。“当时国内产业工人短缺，招工难、招工贵，人工等成本上升了不少。加上近年来不少人看到有利可图，本来冷门的行业涌入大量资本，竞争加剧。此外，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加征关税带来了不小压力。”
汪洋2013年便开始常住这座越南最大的港口城市，接待了很多投资企业。他发现，这些企业来越南，和宋威所在公司有着同样的考量。“尤其在中美发生贸易摩擦后，中国来的企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最初是制鞋制衣等传统产业，后来饲料企业、光伏企业、电子制造行业也慢慢过来了。”
部分企业也将目光投向印度。
张超所在公司2009年开始布局和开拓印度市场，近年来，其在担任印度分公司总经理期间，见证了大大小小中资企业在印度市场开疆拓土。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子产品随处可见——从小米、OPPO、vivo这些品牌手机，到耳机、平板电脑、智能家庭设备等。“中国企业布局印度市场，一方面是看中了印度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和企业转移到越南一样，都是出于降低成本、规避中美贸易摩擦中关税等方面的考量。”
张超注意到，中国部分产业转移到印度，也和当地征收的高关税有关。为了发展本国制造业产业链，印度对一些国外进口产品强征收高关税。这就使得一些中国企业不得不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以降低关税成本。
“印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刺激本地制造业迅速发展。同时，还通过提高关税等手段配合这些刺激政策。”杨绪红是工商银行孟买分行的副总经理，在印度工作了近6年。杨绪红告诉新京报记者，印度在发展制造业、吸引产业链转移上有着独特的方式。“最初，中资企业在印度设立了组装厂，很多零部件都是从中国进口。为了使产业的上游转移过来，印度通过不断提高组装零部件的关税，让生产零部件的工厂逐步转移到印度生产。通过这种方式，一些中国的手机、家电产品的全产业链以及部分汽车产业链，逐渐转移到了印度。”
打造制造强国，科技创新构建护城河
中国制造业如何保持竞争力，已是多年话题。
张超认为，中国制造应该向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的方向发力。“第一，尽量往高精尖方向发展，在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等方面构建一道很强的护城河，生产增加值和利润更高的产品。第二，以技术发展为导向，不断推进科技创新，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国外芯片供应商要求我们必须把生产线转移到印度或者越南，如果一些卡脖子的问题解决了，一些企业就不会被迫转移出去了。”
张超还观察到，当前一些企业也想加强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但手头资金紧缺，影响了其科技创新的速度。“目前国内的投融资市场发展还不充分，如果政府能够有一些配套的融资支持，可以给这些企业插上翅膀，关键时刻它们能够飞起来。同时，企业比较擅长制造，如果政府能够在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相信可以打造出更多的中国品牌来。”
卢庆国也有和张超类似的观点，认为制造业企业要向着自动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型，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劣势。
推动科技创新成了不少企业建议的关键词。除此，宋威还建议，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大企业运行稳定，组织架构庞大，有稳定的客户、资源等，这些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新效率。相比较之下，小微企业更加灵活多变，创新成本更小、创新效率更高。相信给与小微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扶持和奖励，会更快推动中国的技术革新。”
也许源于自身在东莞多年打工经历，宋威从更微观的层面，呼吁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同时，要给与工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培养工匠精神。
“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了，实际上很多在工厂打工的家长，也很少有人愿意让孩子进工厂当工人。为什么？因为你一说你是工厂的工人，周围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你，这是我自身的体会和感受。”宋威说，在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很高，所以在这些国家会有工匠精神。
“希望中国的产业工人能够得到尊重和认可，拥有公平的社会福利待遇，在城市吸纳这部分人群进来的同时，要给他们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要让工人的孩子可以在城市求学、工人自己可以安心在城市就业，只有这样工人才愿意和工厂、社会一起去发展和创新。”宋威告诉新京报记者。
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产业链转移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多个应对措施。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我国将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强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
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向中西部劳动力丰富、区位交通便利地区转移。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等创新要素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地区转移。
四川等地正积极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近期，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在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强链补链工程，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提档升级，增强国家级和省级新区产业承载能力。”
不过，交通运输成本高、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制约了部分产业的转移意愿。
张超所在公司也曾考虑过将工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在前往印度投资之前，公司曾前往成都、西安等地考察调研。据他讲述，成都也开出了非常好的优惠条件，但公司对成本进行严格汇算后，最终放弃了在成都建厂的计划。
“企业是否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关键是看企业本身的竞争力有没有提高？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比如芯片，有些来自苏州，有些需要深圳进口转运。在做好产品之后，我们要再运到深圳、宁波等地走海运出口，这就意味着需要两成的运输成本。”张超称，制造业的利润本来就特别低，很多国内工厂的利润可能不会高于5个百分点，两成的运输成本叠加进去，几个点的利润就没有了。“尤其是运输一些单品价值较低的产品，比如100元以下的设备，运输成本就占很大一部分。”
“产业链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初衷是好的，逻辑上也行得通，但交通运输成本高确实影响了一些行业和企业转移过去的积极性。”张超说。
卢庆国持有类似的看法。“中西部地区的交通设施已经很完善了，但距离沿海地区确实太远了。对企业来说，这是一笔不低的成本支出。显然，做来料加工、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地方没有比较优势。”
中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也让部分企业家不敢轻易冒险。“不要说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和东部沿海地区有差距，就是苏北和苏南的营商环境都有差距。当前各个行业竞争激烈，制造业利润微薄。企业不会冒风险去投资。”宋威表示。
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对此，宋威建议，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改善营商环境。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江海联运建设，降低企业成本，让企业有利可图，企业自然会选择转移过去。
卢庆国则认为，中西部地区并非不适合发展制造业，而是要把制造业的发展和当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比如，新疆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资源和潜力。我们公司做色素提取，要以甜椒为原料。正好新疆生产的甜椒非常好，我们就把生产色素的工厂设在了新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超、宋威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编辑王进雨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