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近30年未出台任何控枪法案的局面，终于得以打破。
当地时间6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两党安全社区法》（the Bipartisan Safer Communities Act）。在签署法案前，拜登指出，虽然这项法案不尽如人意，但他长期呼吁的拯救生命的行动确实在法案中有所体现。
此项立法议程的推进不可谓不迅速。6月23日，美国参议院以65：33的投票结果连夜通过了新的控枪法案，其中15位共和党参议员投下赞成票。时隔一天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快速通过了这一法案，并获得14位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而拜登签署法案使其生效，距离众议院通过法案也仅仅过去了一天。
约一个月前，得克萨斯州的一所小学与纽约布法罗（Buffalo）的一家超市均发生大型枪击案件，前者造成19位儿童与两名教师死亡，后者则造成十位黑人死亡，两起案件仅相隔十天。
连续发生的大型枪击案对美国社会造成震动，成为打破僵持多年的控枪僵局的一个直接因素。美国政府上一次颁布枪支管控法案，还是在1994年。
拜登签署社区安全法案以应对枪支问题。（图片来源：中新视频截屏）
堵上了“男友漏洞”
在5月的短短两周内，拜登先后到访纽约和得州，慰问枪击案受害者，痛陈美国目前的控枪局面。
本次控枪法案的一个实质性突破，是堵上了“男友漏洞”（boyfriend loophole）。根据美国现行法律，如果一个美国公民曾对尚未结婚、同居或育有孩子的伴侣家暴，该公民仍可能合法持枪。而此次法案规定，若有人对结婚伴侣、共同育有孩子的伴侣或同居伴侣犯下家庭暴力而遭定罪，至少五年内该公民将不再能够合法持枪。有议员表示，仅仅是堵上这一漏洞，就能够保障很多美国女性的生命安全。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与伴侣有过同居经历的美国成年人已经多于结过婚的美国成年人。2013年至2017年，18岁至44岁的美国人中有过同居经历的占59%，而结过婚的美国适龄成年人仅占50%。
此外，该法案批准了7.5亿美元的预算，以帮助各州实施和运营“危机干预项目”（Crisis intervention program）。而相关预算也可用于“红旗”法（red flag law）的实施，即通过法院判决暂时禁止个人获取枪械，哪怕部分州并未引入红旗项目的相关法律。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人员、戒毒人员以及退役军人家庭均可使用该专项资金。法案还规定，将引入对16岁或以上青年持枪者的心理健康审查，最长可达三天。
“破窗效应”更加突出
“这部法案不能做到我所想要的一切，但我们所做的努力将在不侵犯公民第二修正案权利的情况下拯救数以千计的生命。”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称。
尽管本次立法取得了控枪领域的重大突破，但该法案能够起到的作用或十分有限，首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公民享有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法定持枪权利。哪怕国会有意推动立法，也不能违宪，而只能是在此基础上小修小补。正因如此，法案才会规定：就一段非配偶（non-spousal）恋爱关系而言，曾因发起家庭暴力而遭定罪的个人仍然有机会在五年后恢复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法定持枪权利，只要该公民在五年内不再犯下其他罪行。再加上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化趋势日渐清晰，控枪法案哪怕获得国会、政府的一致通过，也将面临司法领域的合宪性审查挑战。
在参议院通过控枪法案的同日，最高法院推翻了纽约州一个多世纪前颁布的一项枪支法律，而该法律限制公民在家中隐蔽地携带手枪。而就在众议院通过控枪法案的同时，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的决定，在宪法层面不再保障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将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转交各州自行决定。可以说，枪支管控和堕胎权利这两大议题都反映出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倾向。因此，新控枪法案也将受到潜在限制。
大型枪击案不仅仅反映出治安与控枪问题，其背后体现出了迟迟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深层社会议题。在布法罗枪击案中，白人男性嫌疑人针对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群，在超市内行凶。在庭审上，嫌疑人表示其动机是为了“防止黑人取代、消除白人，并鼓励其他人犯下类似的种族主义袭击”，表现出明显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就近期的得克萨斯枪击案而言，18岁嫌疑人的袭击动机尚未得到确定。但暴力项目（Violence Project）的两位创始人詹姆斯·丹斯利和吉莉安·彼得森指出，枪击案的嫌犯一般有两类人，其中一类就是15岁至24岁的校园枪击案嫌犯。这或许也构成了控枪法案针对16岁或以上青年持枪者发起背景审查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枪击案中的白人至上主义动机也与美国社会的现实与趋势息息相关。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弗雷曾于2018年撰文指出，美国白人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在2045年可能降至半数以下（不包括西班牙语裔美国人），成为少数族裔。自从乔治·弗洛伊德于2020年去世引发“黑命贵”（BLM）运动后，美国种族议题再度引起社会热议，种族意识正在加强，围绕“批判种族理论”的斗争也在次第展开，而相关讨论正在撕裂美国社会。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种族议题，即便控枪法案得到通过，美国也无法有效阻止新的枪击案继续频发。
而当枪击案在宏观环境中无法被制止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防御型持枪或成为保护公民个人安全的另一种手段，而控枪法案在这一方面并未能提供帮助。由于枪击问题在美国长期未能得到解决，在“破窗效应”更加突出时，个体更可能选择持枪以自卫。
此外，控枪法案的实施还可能会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尽管院外利益集团最终无法阻拦法案通过，但立法仅是控枪的第一步。对利益集团而言，在控枪的具体执行方面或仍有可操作空间。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在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前就表示了反对，称这项立法“几乎没有真正解决暴力犯罪问题，却为守法的持枪者行使第二修正案的自由权利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应激性立法”
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批准了一项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实施的控枪行政令。在忆及2012年因校园枪击案遇害的儿童时，奥巴马伤心落泪。彼时，共和党同时控制了参众两院，奥巴马被视为“跛脚鸭总统”，因而需要绕过国会强推控枪令。
在通过本次控枪法案以前，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一直试图引入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但都遭到共和党人的坚决反对。共和党甚至拒绝了一些温和的提议，比如在购买枪支前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在本次立法中，仍有部分共和党议员对枪支管控表达反对。例如，共和党籍得州参议员克鲁兹指责民主党人试图将枪击事件政治化，并表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保护儿童安全的最有效工具之一是校园武装执法”。这一言论反映出，政治极化仍然深刻影响着社会议题的讨论，延续了两党博弈一以贯之的调门。
此次控枪立法可以归类为“应激性立法”。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分析，美国国会的立法权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发挥三类重大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应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的“应激型决策”。可以看出，无论是涉华法案还是控枪法案，只要是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能够造成重大影响或威胁的国内外事件，美国国会都有望克服政党政治的分歧，实现立法议程上的突破。
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类似的应激性立法或更加常见。在后疫情时代，技术进一步渗透进美国人的生活，例如混合办公模式与居家办公模式。经历了“黑命贵”（BLM）运动和新冠疫情，美国人更加习惯于使用社交媒体发表对社会议题的看法。目前，美国进入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关键阶段，国会议员在选举压力之下会更加注重选民的主张和看法，这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在特定情境下突破两党政治困局。
作者：袁浩延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