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首都剧场话剧开场的时刻
有人说这是冥冥之中的意念
场铃响起，一切就绪，他离开了
一生都是戏剧的仆人
6月20日，北京闷热难耐的晚上，位于王府井的首都剧场人头攒动，话剧《阮玲玉》即将开场。自从1994年首演以来，这出戏常演不衰，一票难求，但54岁的徐帆准备向这个25岁的角色告别了，海报上写着“最后六场，告别演出”。这一天，另一场告别也在这个剧院发生着，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紧闭的办公室门前，观众送来的鲜花摆在地上。他是《阮玲玉》的导演之一。
任鸣走得匆忙。历时一个多星期的人艺建院70周年纪念活动刚刚落幕，他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场合出现，致辞、讲话、采访、合影，一个不落。6月15日，星期三，是最后一场学术论坛活动，面对作家、编剧、评论家，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希望大家帮助人艺。直到星期五，他还正常到剧院上班。两天后，6月19日，猝然离世。
2011年8月1日，任鸣在北京首都剧场排练《我们的荆轲》。摄影/郭延冰图/IC
这些年任鸣身体一直不好，多次入院治疗，近两年来明显消瘦了下去，让1米9的大高个显得有些摇摇欲坠。但去年在排演《朱丽小姐》时，他讲着讲着还突然“扑通”跪倒在地，给演员做了个示范动作，年轻演员吓了一跳，又挺感动。
巧合的是，他离世的时间是19点29分，1分钟后，正是首都剧场话剧开场的时刻。有人说这是冥冥之中的意念，场铃响起，一切就绪，他离开了。一生都是戏剧的仆人。
一百部戏
任鸣的履历十分单纯，中戏毕业后就到了人艺，一生再没有离开。在戏剧行当的角色也始终如一：导演。他从未涉足影视，所有作品都是话剧。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知名度。在公众眼里，北京人艺是由书本里的经典大师和荧屏上的明星演员组成的，这里似乎没有任鸣的位置。但在北京戏剧观众的眼中，任鸣是最常出现在话剧海报上的名字之一。在人艺，他是埋头干活的老牛，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2012年人艺建院60周年当年，全年演出的20部纪念大戏，有7部是他导演的。到建院70年时，人艺排演过的剧目总数超过300部，90多部是任鸣独自或联合执导的。
他是个工作狂，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剧院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排戏，每排一个戏都给了我满足。”2014年接任人艺院长时，他在之前27年里排了72部戏。他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人生愿望，排100部戏。他18岁就立志当导演，母亲曾是人艺演员，跟于是之同台过，父亲在歌剧院工作，最早的影响或许从此而来。
从那时起，戏剧就是他唯一想做的事。他1978年高中毕业，中央戏剧学院1979年恢复招收导演系学生，三年只招一次。他没赶上第一次，只能等待3年，拒绝了街道安排的烤鸭店服务员和出租车司机的工作。
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表叔介绍他到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鉴真东渡》剧组跑龙套，每次休息时，他都在一旁用小本子做笔记，这引起了主演李法曾的注意。李法曾告诉他，这样是不可能考上导演系的，需要专业的指导，就把他引荐给自己的朋友、中戏导演系教师白世本。后来，白世本经常把任鸣叫到学校旁听自己的课。1982年，他终于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戏，进入话剧行当。
35年，他兢兢业业维护着北京人艺这块金字招牌，不愿让它沾上一个污点。他是人艺的儿子，也是人艺的领导。1994年，他34岁就当了北京人艺的副院长，院史上最年轻的一位，那时人艺创院院长、精神领袖曹禺还在世。排完成名作《北京大爷》后，他去找曹禺汇报。病床上的曹禺跟他说了三句话：第一，戏是演给观众看的，一定要让观众看懂；第二，北京人艺要有自己的个性和艺术风格；第三，好好研究焦菊隐老先生的作品。
“这次谈话对我很重要。”任鸣后来说，其实曹禺还说了第四句话：希望你做又一个焦菊隐。
成立于1952年的北京人艺，是中国最重要的话剧重镇，也是最为自信地谈论自身风格的剧院。所谓人艺风格，在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编剧导演，以及于是之、英若诚、朱琳、蓝天野等演员的实践中逐渐成型，核心是现实主义、民族化和人民性。焦菊隐通过《茶馆》《龙须沟》等导演作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十年就画好了模板。人艺内部称他是“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曹禺、焦菊隐等等神坛上的人物，是任鸣必须追随的指南。他在就任院长的发言中就说得坚决：对于人艺，会用自己的一生去热爱它，捍卫它。他叛逆过，最终又回归到这个家长众多的大家庭。
“走正路”
1998年，他执导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是人艺历史上第一次公演荒诞派戏剧。他希望告诉人们，人艺没有自我封闭，不仅能排《茶馆》《雷雨》，也能驾驭其他形式的当代戏剧。他比原剧走得更远，将原作中两个男性角色换成女演员。这出戏引发轩然大波，甚至遭到抗议。那时，荒诞派戏剧在西方早已不新鲜，但一些人认为人艺不能演这些。
他还在人艺压箱底的经典上动过刀。他排过四次曹禺的《日出》，2000年那次，他让演员穿着西装、晚礼服，喝鸡尾酒，在大酒店劲歌热舞，用笔记本电脑炒股，颠覆式演了这出1930年代的戏。散场后，他就站在首都剧场的台阶上，见到熟悉的老朋友就问“怎么样，怎么样”。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方告诉他，很好，非常好。他如释重负、喜笑颜开，兴奋劲儿让万方至今记忆犹新。
然而这出戏也遭到了猛烈批评。十年之后再导《日出》，他又回归曹禺原作，除了部分删减，台词一字不改，要求不仅演员要有时代感，布景、音乐也要回归30年代。前辈的作品最终成了他内心的归宿，在首都剧场这个具有庄严气质的舞台上，现实主义是观众与作者一致的决定。“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怀旧和怀念之情，”他当时阐述自己的心境，“而这一次，我决定接受这种情绪的引领。”
2000年版《日出》公演时，他曾在访谈中说，这出戏是尽最大的努力继承，同时拿出最大的勇气创新。那时，他觉得创新也是人艺风格的一部分，“拥有自己的风格是几代人的心血，不能让它败在自己人的手上。”几年后他承认，能够继承好了，就不会败，“继承人艺的风格就是我最大的野心。”
有戏剧评论者分析过任鸣乃至整个人艺面临的难题：面对人艺经典，试图采取模仿或超越的办法向前推进，并非易事；而忠实延续着传统的套路走，又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循规蹈矩，缺乏新意。任鸣可谓是“背着包袱前行”。
大概在2000年版《日出》之后，他更为坚定地站到现实主义一边，回到人艺传统的正道上，虽然也吸收表现主义的风格。关于人艺传统与个人风格之间的关系，他已经得出结论：“我想，人艺的风格大于我个人的风格。”坚持现实主义，坚持人艺风格，成为他的两大基本原则，“毫不动摇，没商量”。他用更简洁的三个字概括：走正路。
往后，2005年的《全家福》、2012年的《甲子园》、2015年的《司马迁》、2016年的《玩家》等等，都是两大基本原则下的作品。
人艺的未来
任鸣性格温和，人缘极好。对老艺术家，他谦恭有礼，极有耐心；对年轻人，他毫无架子，管男孩叫“老弟”，管女孩叫“丫头”。“他是个非常非常谦逊的人。”剧作家万方说。
任鸣执导万方的剧本《有一种毒药》时，导演和演员发挥想象力加了些内容，万方觉得不妥，任鸣二话没说拿掉了。话剧《关系》原先的舞美设计中，家具都是光鲜亮丽的，万方觉得喧宾夺主，任鸣也立刻接受，换成黑白灰色。他尊重编剧和剧本，这也是人艺的传统之一。
他身上没有艺术家“独裁”的那一面，喜欢和和气气的，觉得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才能创作出东西。一位跟他合作过的年轻演员说，他会给演员很多空间，抓大放小鼓励演员自己创作，只提炼最重要的问题来引导和矫正。
成长在老艺术家扎堆的戏剧圣殿，任鸣一直战战兢兢。他曾经说过一个笑话，颇能形容这种心态。刚进人艺时，看到于是之、林连昆这些大师排练，自己屏声敛气，不敢出声。人艺的导演都有一个铃，用来掌控全场。偏偏在他伸手拿杯子时，袖子碰到了导演的铃，“当”的一声脆响，全体演员都停下来，看着他，以为导演要说戏了。他拿着茶杯都傻了，“当时那个难受劲儿别提了”。
而事实上，老艺术家对任鸣呵护备至，说是捧在掌心也不为过。
毕业前一年，中戏老师何炳珠把任鸣介绍到自己的丈夫、人艺导演林兆华的剧组实习。在人艺实习期间，他被于是之、林连昆等老艺术家认识。临近毕业时，中戏和人艺抢着要他，中戏希望他留校任教，捂着档案不让人艺看。最后是时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给中戏院长徐晓钟写了封信，才把人要来。这个决定性事件让任鸣刻骨铭心，多年以后他还历历在目：“他冲着我扬了扬信纸，说，‘我给你写了啊’，然后当着我的面装进了信封里。”
那正是人艺导演青黄不接的时候。70多岁的老导演欧阳山尊、梅阡、夏淳还在工作，但下面就没什么人了。进了院，任鸣是唯一一位年轻导演，老艺术家们都带他、帮他、挺他。他刚毕业就跟随林兆华，在《太平湖》剧组当副导演。于是之请来几位外国大导到人艺排戏，总会安排他给外国人当助手，“给我跟外国导演好好学”。有一次，于是之向他敬酒：来，我跟人艺的未来干一杯。
任鸣与人艺所有三任领导——曹禺、刘锦云、张和平都共事过，在他们的瞩目下成长为符合人艺需要的领导。在张和平当院长的6年半，任鸣跟邹静之、莫言、万方、毕淑敏、叶广岑等8位荣誉编剧合作过。张和平是从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任上空降到人艺的，在电影界、文艺界根基颇深，他还把陈道明请来，跟何冰搭档演了《喜剧的忧伤》，票房火爆。后来，任鸣希望延续开放的姿态，也请来一些院外的合作者。他重排小剧场话剧《榆树下的欲望》时，男主角是当红的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有一次他跟诗人食指吃饭，食指说：“任鸣啊，我不能想钱，我要是想钱，我的诗里面就能带出来钱了。”这句话让他觉得震撼，在没有获得金钱和名誉的时候，是出最好作品的时候。50岁那年他作了一首打油诗：吾辈一生只懂戏，万般与俺没关系，不图虚名不贪钱，把戏排好便可以。”
54岁，他当副院长的第20年，他从张和平手里接过党委副书记、院长的职位。这个职位赋予了他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责任。他立刻将精力和重心转移到管理上，上任伊始，就推掉了六部戏，离世之时，执导话剧的数量停留在90多部。
出经典
对于戏剧上的追求，任鸣曾说，希望力争排出的100戏里，10部里能出一部优秀剧，100部里面能出十部优秀剧。可能这十部优秀里面，会出一部经典。
经典是压在他头上的一座大山。被问到最大的理想，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出经典，就像《茶馆》那样的，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离世前一年，他的进度条已经走到90多部戏，但他说这里面还没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和传世之作。经典跟奖项、票房或者职位都没有关系，“用作品说话才是硬道理”。
他也知道经典缺乏的症结。曹禺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他的才华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作品具有一种永恒的深刻和批判精神。“经典是必须具备永久的深刻性和批判性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戏剧很少产生经典的原因所在。”但他没有很好的解决之道。
在他的90多部戏里，有不少带着任务色彩的活儿。为重大事件排演主题性话剧，是北京市属单位北京人艺的职责之一。SARS、汶川地震、新冠疫情这些事件发生后，人艺都迅速排出新戏呼应时事。在一些周年性的国家庆典里，人艺也有宣传任务。这些主题创作的导演，大多都是任鸣。
2020年11月，抗疫题材话剧《社区居委会》公演，导演果然还是任鸣，他与人艺另一名导演唐烨联合执导。这出戏以一个胡同社区为舞台，讲述疫情在百姓生活中造成的波澜，同时也将人口普查、垃圾分类等社区重点工作编织进剧情。
任鸣知道，最贴近生活的戏最难演，因为每个观众都是亲历者，“说一句假话他们就不爱看了”。人艺的演员凭着功力将下沉干部、医生、民警、保安、快递员等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但后半部的升华和“上价值”，令一些观众感到不自在，让他们联想到了春晚小品。
公演之前的发布会上，他就很坦诚地说，与时事紧密联系的作品，容易出现艺术性不高的问题。但他们没有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制造一部“应景之作”，而是希望这部作品能留下来。他接受人艺必须承担主题任务，但不能接受这种任务没有艺术性。
不过，在小剧场里，任鸣还在默默地探索着更大的艺术可能。1995年，人艺小剧场开张的第一部戏，就是任鸣的《情痴》。他觉得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小剧场都为创作带来了新的契机。直到近两年，他最后导演的两出戏都是小剧场作品。
2013年到2014年，他在半年时间内导演了两部戏，一部是易卜生的经典《玩偶之家》，一部是小剧场新戏《燃烧的梵高》，他写了两篇有着互为对照意味的导演阐述，分别是《向经典致敬》和《向艺术的纯粹致敬》。《燃烧的梵高》是个“赤贫”的戏，一把椅子、一张破褥都是主创自己做的，截取梵高一生中的几个片段，诠释他的精神世界。
排练过程中，任鸣脑子里一直有想法：观众可能非常不接受，对剧本本身、对演出形式、表演都可能不接受，这个戏应该是有争议的。但他以梵高为寄托，决定放肆一把。他由梵高想到现实社会的不纯粹，“这就是人与现实跟社会的矛盾，因为梵高是个体创作，他就可以坚持，但是我们就不能坚持，就得妥协。”他写道。
“排这个戏是为什么？”他说，“是梵高替我们活了一次。”
记者：倪伟（niwei@chinanew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