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强大藩王借诊治疾病而不得为由,迁怒淳于意及其靠山刘将闾,行诬告陷害之事,文帝心知肚明,因此通过此案敲山震虎,在废除肉刑这一行仁政的外衣包裹下,断绝了地方藩王此后不行王法而滋事滥权的念想。
西汉文帝废肉刑改革的动因乃是感动于缇萦上书救父的行动。
淳于意乃当时名医,早年间为了精进医技和摆脱贫困,选择了自由且愉悦的游士生活,在拜师问药和诊治实践的过程中,他一直在选择合适的依附对象,最后成为杨虚侯刘将闾(后为齐王、齐孝王)的门客。门客不仅易受主人牵连,而且会被争抢挟制。没过多久,淳于意得到刘将闾的举荐,在他的故里齐文王刘则的宫廷之中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太仓长。淳于意上任后虽极力做廉平之官,然禁不住为人治病的“诱惑”,不经意间便会显露医术,遭到了御医群体的抵制。不仅如此,因声名在外,作为稀缺的高级医疗资源的淳于意还引来了诸多东方藩王的轮番争抢,他们先后以征召的名义向淳于意发出邀请。在洞悉当时央地关系和政治时局,以及各藩王的品性后,淳于意担心被扣留而不敢前往应召治病。这些藩王们因此怀恨在心,将怒火发泄到淳于意及其靠山刘将闾甚至齐文王身上,诬告陷害,淳于意面临肉刑之灾。
幸运的是,此案被文帝升格为诏狱亲审。淳于意在刘将闾的建议和帮助下,让小女缇萦代为上书,以代父受刑之孝行感动文帝,在免除自己皮肉之苦的同时还能助文帝完成废除肉刑的改革大计。这多半是文帝与刘将闾事前谋划之结果。淳于意案原本是地方藩王为了争夺高级稀缺医疗资源而引起的皇族纠纷,文帝虽然将此案作为诏狱处理,但放弃用司法审判的常规程序简单了事。在文帝看来,淳于意案实质上是东方强大的藩王试探汉廷对地方的政治态度,颇有挑衅中央之意。因此,文帝没有动用赦免权解救淳于意,而是采用釜底抽薪之策,以刑制改革的立法思维解决了地方藩王的诘难,取得了多重政治效果。如此办法,既可以迫使东方强大的地方藩国行用汉法,以此吸引藩国治下百姓,为实现实质性的国家统一扫清法政障碍,又可以杜绝藩王此后利用司法继续挑战汉廷的可能,为后世景武利用法律削藩树立了榜样。
在淳于意案的审理过程中,形式上的主审官员廷尉失声,最后废除肉刑的决定连丞相和御史大夫也觉得太过突然,诸多迹象表明文帝一直掌控着此案的方方面面。廷尉的不出场,预示着该案已从诏狱进一步上升为皇室家族内部纠纷,廷尉的依法审判已经毫无意义;而废除肉刑的最高决策没有事先同丞相和御史大夫沟通,似乎表明经由十三年的执政经验积累,文帝有足够的自信应对来自地方的各种挑战,尤其是涉及东方强大藩王之间的权力纠葛,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文帝能够成功处理这一皇族医疗资源纠纷,背后定有文帝欲支持的继任齐王刘将闾的贡献,这从后来景帝对刘将闾谋叛之后的宽宥态度即可得到印证。东方强大藩王借诊治疾病而不得为由,迁怒淳于意及其靠山刘将闾,行诬告陷害之事,文帝心知肚明,因此通过此案敲山震虎,在废除肉刑这一行仁政的外衣包裹下,断绝了地方藩王此后不行王法而滋事滥权的念想,并且在削弱齐国国力的同时,依靠刘将闾的势力稳定了东方诸侯国欲反之势。
文帝废除肉刑等于为刘将闾力保了淳于意,直接目的是表明朝廷对刘将闾成为新的齐王的支持态度,间接目的则是进一步激励刘将闾发挥制约齐地诸侯及其东方强势诸侯之作用。如此说来,淳于意案背后的法律问题(案由、程序和结果)已经不再重要,法律只是政治角逐和地方治理的一环而已,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化解纠纷背后的政治冲突,重整地方秩序,这才是文帝决策的重中之重。
案结之后,淳于意继续投靠新任齐孝王刘将闾,成为最受刘将闾信赖的门客,只不过他不再涉足官场,并且开始退居幕后,广收门徒,甚至为了保持在齐国王公贵族中的影响力安排弟子接任侍医之位。案结三年之后,文帝专门诏问淳于意,其用意,一是为了了解享受废除肉刑“利好”的第一人是否为欲改过自新的人树立了榜样。文帝当时已了解到其废除肉刑造成了“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的后果,故而选择诏问淳于意来回应对改革刑制的批评。二是为了看看将淳于意这一极度稀缺的医疗资源专门放在齐王身边,是否发挥了作用。文帝将淳于意视为巩固汉廷与齐国关系的牢固纽带,以此震慑其他欲挑战中央的地方诸侯。三是为了单纯检验淳于意的医术,同样追求长生不老的文帝需要看看淳于意是否有实现自己成仙得道的本事。所有这些信息均可从淳于意答诏文帝的25例诊籍中挖掘出来。此后,淳于意父女似乎被史家刻意隐去,消失得毫无踪影,颇让人生疑。
文帝肉刑改革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标志事件,是因为该事件首先应该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标志事件。缇萦救父的成功只因其父淳于意所涉并非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牵涉到皇族内部争斗的政治事件。文帝需要在军功集团和亲贵集团之间进行精细博弈,不仅需要利用淳于意父女这样的特殊人物作为导火索,更需要利用齐孝王刘将闾和赵吴等东方藩王的互相牵制,才能开启废肉刑等重大政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