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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省份陆续公布2021年统计数据，一些新的人口变化趋势引发关注。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1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大数据，其中11个省份的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5个省份首次转负。而此前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763.6万对，创下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1987年，荷兰学者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有学者研究表明，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有着不同的轨迹。
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教授、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李婷及其团队调研撰写的《中国大学生婚育观报告》（下称《报告》）发布，揭示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轨迹与青年群体婚育观念的某些关联。
该《报告》抽取了9775份受访者样本，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20.3岁，来自全国30所高校（包括4所双一流高校，18所普通高校，8所专科学校），覆盖22个省份的26个城市，受访者中女性占比50.95%。对受访者的调查包含基本信息、婚恋意愿和观念、生育意愿和观念、精神面貌和婚姻观和大学生互联网参与五部分。
李婷及团队通过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结婚和生育仍有期待，“从总体数据来看，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但她强调，这份报告最核心的发现是，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眼中，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结婚生育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她说。
研究同时指出，年轻人面临的婚育阻力呈现出性别差异。“住房和养育成本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男大学生更在意婚育成本，女大学生更在意自我发展机会。”李婷解释：“这提示我们要考虑统合两性需求的公共政策。”
“普婚普育”观念仍在
界面新闻：青年人的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在当前背景下为何值得关注？
李婷：近些年，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跌。从第七次人口普查和2021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那么乐观。同时，我们也观察到，网络上弥漫着低生育的情绪。如果低生育欲望还将持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可能还没见底，还要持续走低。我们关心中国的生育水平，这影响着未来中国的人口发展态势。
生育之外，在婚恋方面，我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普婚普育”（普遍需结婚生子）的国家。从第六次人口普查以及201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来看，已经差不多完成婚育轨迹的人，确实呈现出普婚的趋势，结婚率很高。（注：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六普时，25-29岁年龄组、30-34岁年龄组、35-39岁年龄组的未婚率分别是28.91%、9.02%和4.13%，综合30-39岁年龄组的未婚率是6.32%；在2015年抽查中，25-29岁年龄组、30-34岁年龄组、35-39岁年龄组的未婚率分别是34.88%、10.69%和4.40%，综合30-39岁年龄组的未婚率是7.61%。）但我们想知道，随着代际更迭，今天的年轻人是不是仍有“普婚普育”的思维，人们对婚育的观念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另外，我们关注到日韩的结婚率也在显著下降。（注：据日经中文网报道，关东地区及山梨8个都县（东京圈）的30岁未婚率（2020年）超过了日本全国平均水平（54.5%）。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30多岁人口中未婚人数的比例占42.5%。）“终身不婚”在东亚社会，在日本和韩国已是明显的现象。中国是否会走上和日韩类似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如果结婚率持续走低，叠加低生育欲望，我们的人口形势可能比想象中更严峻，因此在人口学角度，我们有必要关心年轻人的婚恋行为和婚恋观念。
再者，基于社会学角度，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个体主义兴起，人们将更多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在中国，家庭一直作为社会运作、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而存在。我们想观察，当青年的观念发生变化，从重视家庭文化转向崇尚个体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们对家庭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信念，是否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人口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我们选择研究青年人的婚育观。
界面新闻：国内结婚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报告》则发现，大学生的结婚意愿高于预期。这是否说明，即便初婚年龄推迟，“恐婚”“反婚”尚非主流？
李婷：《报告》发现，有61%的大学生表示会结婚，有30%表示不确定，真正明确表示不结婚的只有7%。研究对象是最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的观念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激进。
对这项发现进行解读，我们不只看到同质性，也看到数据背后的社会分层。首先，从性别分层来看，女性对婚姻的前景更悲观，男性对婚姻更坚定，70%左右的男性认为自己会结婚。我们也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地方，人们对婚姻的期待更低。
从总体数据来看，大家对婚姻的期待没有太大动摇，也就是说，目前婚育观念的主流并不是“反婚”，主流观念仍然认为，婚姻是个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或人生选择。
界面新闻：在发生第二次人口转变后，人们仍有较强的结婚意愿，这种现象有其特殊性吗？
李婷：西方也有很多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切林（Andrew Cherlin）在2004年发表文章《美国人婚姻的非制度化》（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他当时预测婚姻将“去制度化”，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本身的意义可能会消失，大家最后可能不结婚，或者用同居来代替结婚。
2020年，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过去十几年发生的事，发现跟他当初想得不太一样。西方的婚姻制度没有瓦解。社会分化确实出现了，但分化具体是如何表现的？他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反而更愿意结婚，不结婚的是较贫困的人、少数族裔的人。
从个体化的进程来说，婚姻观念应该淡化，可为什么大家还是选择结婚？切林这样解释——婚姻以前被认为是“基石”，所以我们说“先成家后立业”。现在，婚姻成了“顶石”，你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才会去结婚生育。某种意义上，结婚成了成功的符号，是成功的一种体现和标志。
切林同时认为，婚姻的价值基础还是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谈到婚姻，大家会觉得结婚是人生必有的选择，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大家会问：“你为什么不结婚？”现在，虽然人们仍然觉得婚姻重要，但大家开始问：“我为什么要结婚？”
切林这样总结——在西方，婚姻没有发生颠覆性、变革式的变化，但人们对婚姻的认知发生了渐进式、发展性的变化。
“个体式婚姻”特征
界面新闻：从这次研究来看，中国青年人对婚育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李婷：回到中国的语境中，青年对于婚姻观念的主流不是“反婚”，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婚姻制度也没有发生转型性的变革，年轻人并没有抛弃婚姻。但我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发展性的变化，也可以说，婚姻和生育的价值基础发生了变化。
以前，我们不问为什么要结婚，我们自然觉得要有个伴儿，传宗接代有保障性的功能。但现在的年轻人中，这样的观点已经淡化。他们觉得结婚生育不是为获得保障，而更强调婚恋、生育对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在我们的调查中，对于“为什么要恋爱”这个问题，排名第一的答案选项是：“恋爱可以让我们互相帮助与进步。”“为什么要结婚？”最多的答案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及情感的交流。”“为什么要生育？”被选择最多的选项是：“陪伴孩子成长是重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把意义和价值放在第一位，这符合切林所描述的婚姻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个体式婚姻。
个体式婚姻是什么？切林认为，婚姻没有去制度化，大家还是肯定婚姻的意义，但大家在婚姻中寻求的东西不一样了。个体式婚姻中，婚姻和家庭都围绕个体的需求而存在。大家淡化了传统的家庭角色分工，更强调找一个和自己一起进步，对自己有帮助的伴侣，强调情感和精神的价值。
界面新闻：《报告》发现结婚意愿存在人群的异质性，从性别角度看，男女在结婚意愿上有怎样的分别？
李婷：研究发现，在抑制结婚意愿的因素上，婚育成本以及工作家庭平衡因素对大学生结婚意愿影响突出，男大学生最大的顾虑为结婚成本，女大学生受结婚阻力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促进结婚意愿的因素上，男大学生看重生命历程，女大学生更关注支持功能。
我觉得男女在结婚意愿上的差别主要出于对自身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的不同。男大学生仍然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更在意结婚生育的经济成本。社会上的普遍观念是，你只有足够成功，才能养得起一个家庭，这也是男性对自己的定义和要求。
从女性角度来说，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也发生重要改变，她们不再把自己定位为家庭照料者，或家庭事务的承担者，她们渴求并愿将自己定位为bread winner（注：给家里挣面包的人）。
西方提出“性别革命”的概念，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去性别化的，这直接导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女性更多参与到公共领域的工作中，被认为是性别革命的第一阶段。
性别革命的第二阶段是男性更多地进入私人领域，帮助女性分担她们因为进入公共领域而造成的公私领域的冲突。由于女性工作后，对家庭照料部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会消减，这导致工作与家庭之间平衡出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欧国家，男性照顾孩子非常常见，也是受提倡的事情。完成性别革命的全闭环，达到男女性别、公私领域的平衡，人们就不会抑制自己的婚育意愿。
但在除了北欧之外的其他国家，性别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迟迟没有到来，男性没有大量进入私人领域帮女性分担照料责任，反而女性因为需要承担照料责任，而在公共领域受到了更多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选择不是退回家庭，而是放弃家庭。
现在一些年轻女性不愿婚育，并不是因为她们不想要家庭，而是面临着延伸到公共领域的歧视，她们只能做这样的选择。
界面新闻：怎样能统合两性的需求，提高年轻人的婚育意愿？
李婷：在中国，我们也看到性别革命的停滞。但我想强调，我们不应该把这现象简单地看作“性别对立”。
男性把自己定位成家庭经济的支柱，婚育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并不因为他们传统，也不能说这是阻碍进步的观念。男性打破传统性别规范的潜在成本其实远高于女性。如果一名女性事业发展不太好，但把家庭照顾得很好，人们不会觉得她失败。但如果一名男性失业，只负责照顾家庭，社会对他的苛责会更多。这也是男性被性别文化禁锢的表现。
女性在公共领域受到的歧视，则很多时候是市场、资本的歧视。女性要照顾孩子，对工作的贡献自然会减少，市场便对女性有了歧视，这是市场的逻辑。
我们要改善这一问题，就必须考虑，在制度上怎样保证女性在市场上不受歧视？如何激励，才能使男性进入家庭领域？市场、制度和个体的多方面协作，才能改善或解决这个问题。
界面新闻：从西方国家人口和家庭变迁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带来婚姻与生育关系的松绑、家庭形式的多样化。但《报告》发现，目前在中国，在对不同婚姻行为的接纳态度上，大学生对非传统养育观念接受度很低。这一发现是否说明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将带有自身的特殊性？
李婷：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观点是个体化的进程和婚姻制度的弱化，其中一项重要表现是生育和婚姻的解绑，也就是说，生育不一定发生在婚姻内。
对照来看，我们的《报告》发现中国年轻人对非婚生育的接受度低，他们没有把婚姻和生育解绑，仍然认为生育应该发生在婚姻制度内。姑且可以认为这一情况是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下，中国跟西方之间最大的差别。
但这一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日韩的非婚生育率也非常低，在这个层面上，他们跟中国一致，婚姻和生育在年轻人观点里仍是深度绑定的关系。
女性的生育阻力更大
界面新闻：《报告》发现，大学生对试婚性质行为婚前同居的接受程度最高。也有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提出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研究。您如何看待启动《同居法》的可行性？
李婷：切林认为婚姻的非制度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同居将替代婚姻，大量的生育都在同居伴侣中发生。这一现象目前在欧美特别是在北欧、西欧常见。回到中国情境，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调查，从其他研究中也能看到，同居的人数比例在不断上升，大学生对同居、婚前性行为等接受度都比较高。
但有同居这个现象出现，并不代表同居的意义是类似的。在中国，同居更多是婚姻的前奏。恋爱进入较好的阶段，同居的目的是看结婚是否合适，同时这个行为也可以降低生活成本。这也是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从目前证据来看，在中国，同居适婚的性质大于其婚姻替代的性质。
法律代表着国家意志，其价值导向决定着同居和家庭婚姻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国家层面上认可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认为婚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弱化，越来越多人会只同居不结婚，那么出台《同居法》是必要的，它可以对男女双方的经济和身体权益进行保障。
但如果社会普遍认为同居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非正式的试婚，在这种导向下，《同居法》的意义可能会打一定折扣。所以我想《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决定于它背后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对这个现象的认知。
界面新闻：《报告》中提到，大学生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85个，平均意愿子女数下降到1.36个。如何理解这一数据？
李婷：我们在研究中设置理想子女数这个指标是为了呈现生育观念的转变。如果大学生理想子女数在两个以上，可以说生育观念还是比较传统，没有发生大幅度转变。如果理想子女数低于二，说明他们的观念已经倾向于少子化，对生育价值的认可发生了变化。
当把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两者的差异，两个指标的差值代表大学生对生育阻碍的感知。比如，在他的理想中，有两个孩子是最好的情况，但现实中，他只想生一个。理想的生育为什么没有实现？因为现实中有一些因素阻碍人达到他的生育意愿。从政策角度来看，理想子女数和意愿子女数中间的差距，就是政策可以发力的地方。
通过研究，我们看到，女性感受到的生育阻力更大，女性明显面临个人发展与家庭生育的冲突，相比之下，男性在这方面感受到的冲突更小。
我们也看到，在风险社会，人们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有阶层分化。研究发现，城镇户口、双一流院校、东部地区、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抱有更高期望，能够感受到的社会竞争压力更大，反而感受到的生育阻力也更大。
界面新闻：您通过三个维度，强度（大学生休闲上网时长）、圈层文化（亚文化圈的参与、APP的适用类型）、信息暴露（暴露于不同类型信息的影响）来衡量大学生互联网参与程度，研究其与大学生婚育观的联系，得出的结论非常有趣。您认为，这部分的研究发现能否带给我们启发以理解，甚至改善当前不甚理想的婚育率？
李婷：很多人说，研究发现，习惯使用某个APP的人普遍生育意愿低，那国家是不是就要把这个APP关停？我们研究这个话题，并不是把这作为治理手段。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传播技术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人的婚育观，又实际对人的婚育观造成了哪些影响。
之所以要关注大学生的互联网参与状况，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Z世代青年”“95后”，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和70后、80后不同，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圈层化的文化。这种圈层化既体现在他们有许多亚文化爱好；也体现在因为去中心化的信息分发机制，有不同偏好的人开始习惯使用不同的APP。这样的聚合越来越多，不同APP之间出现价值观念上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我们的研究发现，微博的使用与大学生的婚育意愿存在负相关，虎扑的使用与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使用豆瓣与女性的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使用小红书与女性的婚育意愿存在正相关。但我一再强调，我们没有做严格的因果推断，研究还没有严格证明大学生APP的使用习惯会影响其婚育观。
这部分研究想呈现的是，在不讨论因果的前提下，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在互联网上的确出现了显著的圈层分化。目前我们的研究只是呈现这一现象。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