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财政工作，日趋深入，必须具体而又合于政策，希在工作中随时注意，并吸（取）其他根据地的经验来充实自己，对于金坛的具体环境，亦应作深细分析和认识，这样定下方针，订出计划，（才）能不犯主观毛病……”
这是1945年时任江南财经处处长李建模写给金坛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局局长陶行的一封亲笔信。信才巴掌大小，但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字。当时，金坛在布匹等供应上有了困难，李建模作为苏南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先行者，建议要分散购置、合理定价，并进一步提出财政工作要依据客观环境和相关政策，吸收有效经验，深入细致分析，方可制定方针的思想。字里行间皆流露着一位革命前辈对财经工作的认识和思考。
在抗战中，李建模专职从事财经工作，使苏南东路地区抗战财政自给有余，被称为“财经战线红管家”。
1939年8月，常熟县财务委员会成立，李建模任主任，后又负责东路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为筹集抗日经费、保护游击区生产和安定人民生活，李建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应游击区特点的税法和税率。货物流通税以价估征，一物一税。经过一系列努力，县财委会筹集到了可观的经费，保证了部队不断扩大的需要。
1939年深秋，侵华日军在苏南强征“军米”，让素称鱼米之乡的常熟地区陷入了困境。李建模建立缉私队，严禁粮食出境资敌，并建立粮食合作社，保障游击区军民的粮食供应。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淼泉兴隆税卡的同志在大虹桥截获为日伪运送出境的600包大米，李建模闻讯喜出望外，当即决定除将一部分大米用于救济抗属外，大部分“储粮于民”，借给缺粮的农民渡过难关。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使得部队不论宿营在哪个村庄，都无须为粮食供应发愁。
1942年春，李建模调到西路茅山根据地工作。茅山根据地地处宁沪日伪统治中心附近，对敌斗争异常艰苦，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李建模在部队和地方同时任职，这使他从全局角度更深刻地理解到，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也是经济的较量，要想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先做好供给保障。于是，他抓紧时机发展生产，扩大税收，加强金融管理，支援向苏北发展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此外，李建模还率先办起了党在苏南地区的第一家银行——惠农银行，明令禁止伪币在根据地内部流通，限制法币使用，鼓励使用自己设计、自己印刷的惠农币。惠农币的发行，对于稳定根据地的财经状况和保证部队经费使用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开源的同时，李建模还十分注重节流。他严格执行财经纪律，用好财政资金，节约每一个铜板。他从不搞特殊，一日三餐都和战士一样，吃很少有油水的大锅菜。为节省军服生产用布，他经过严格计算，每匹布由裁八套单军衣增至九套。他还提倡一张纸两面用，一个信封用四次；晚上点灯记账用三根灯芯，开会点两根，不办公只点一根。当时为了躲避敌人视线，夜夜都要转移宿营地，李建模将纸币换成金块，将装有金块的布袋制成腰带，肩上还扛着几斤乃至几十斤重的钱钞，虽然“腰缠万贯”，但他始终一尘不染。
李建模精打细算、艰苦朴素的作风也产生了榜样的力量，感染并带动着身边同志们共同践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1941年，曾任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的谭震林曾评价他：建模的工作扎扎实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组织观念强，对东路部队的供给是有贡献的。（作者：曹子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