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涉及银行的聚集性疫情，4天中出现32名感染者。5月8日凌晨，顺义区疾控接报的3管社会面混采阳性的信息，拉开了疫情一角。
从初筛阳性到单采、复核需要数小时时间，早在结果得出前，疾控人员通过信息分析已锁定此轮疫情的传播中心，对相关点位及人员进行管控。
近日，我们探访顺义区疾控中心，对参与此轮疫情处置的一线人员进行专访，揭秘背后的关键时刻。
流调组正在分秒必争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顺义区疾控中心供图
复核阳性前已得出单位聚集传播推论
5月8日凌晨4点50点左右，一份十混一混采核酸样本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消息，让顺义区疾控中心瞬间进入“战时状态”。
收样组对核酸样本进行核对、录入。顺义区疾控中心供图
采样人员赶赴现场，核酸样本从前方送回，接连不断的电话则从这栋楼中拨出。核酸检测组第一时间开启两台生物安全试验台，提取核酸，8日中午，该轮聚集性疫情首例病例确定感染，疾控中心二楼流调三组办公室内，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员史继新拨通了病例电话，进行流调。
核酸检测组在紧张有序地开展核酸检测工作。顺义区疾控中心供图
而此之前，准确地说在第一管混采样本发现后的两小时内，疾控人员已锁定了此轮疫情的传播中心：位于空港街道的北京农商行数据中心。
“判断此次疫情和银行有关，我们没有等核酸复核结果。”顺义区疾控中心副主任何朝介绍了当天的情况。
对于初筛样本，疾控中心实验室均要进行复核，而对于相关人员的信息核实和管控已先一步展开。首管阳性信息于4点50分左右传来，第二管阳性则是清晨6点多得出，在调查20人的身份时，疾控人员发现，其中9人来自同一个单位，即北京农商行数据中心，之后第三管阳性样本中，也有一人出自此单位。清晨6点半，疾控部门已初步锁定该单位。
首批3人复核阳性的结果验证了这一推断。
基于此线索，顺义区迅速对该数据中心大楼进行了封控，通知该企业员工全部居家等待防疫通知，并对关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和抗原、核酸同步检测。8日中午得出复核结果，下午2点多，该单位相关人员已经转移。
“这次防控的关键在于我们的预判比较准确，提前采取了措施，处置速度快。我们通知了该单位所有员工就地居家，减少人员进一步交叉聚集。这次运气也比较好，凌晨都在家，如果是中午就会比较麻烦。”何朝说。
到5月9日，顺义区这一轮聚集性疫情共排查出区内16名感染者，均与该银行相关。
走访所有病例居住地出具社区管控方案
对最大的传播风险点位进行临时封控后，社区管控方案仍有待明确。
8日中午开始，顺义区疾控党总支委员张松建离开疾控中心，来到病例居住地进行逐一踩点。
随着社区防控策略的不断细化，根据传播风险分别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已成为应对疫情的常规举措。根据相关规定，封控区一般为病例居住、工作、活动频繁的区域；管控区为病例曾到访、密接次密追踪存在难度、存在一定风险但风险较低的区域；防范区则是与上述两区相连的相关区域。而在具体落地中，则需要专业人员结合每个病例的活动轨迹、区域地形、社区面积、附近环境等复杂的因素综合判断。已得出的书面信息远不如实地勘探来得直观，除了考验专业知识，这还是一项体力活。
16名感染者，居住地涉及13个社区（村）。每到一个地点，张松建与属地社区人员会合，收集最新的信息，随后，张松建会与感染者通话，结合实地环境，进行单独的一轮询问。
“划分封控等级时，我们更关心他在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活动轨迹和习惯，譬如小区三个门，他走的是哪一个，平时在小区里串不串门、遛不遛弯儿。”张松建介绍，通过一番实地调查，有些管控区域会划得更小，有些会更大。
举例来说，此轮疫情发现了一位家住旭辉26街区南区的感染者，感染者轨迹简单，小区内不串门、不购物，每日会从北门离开，步行至地铁站。但现场查看后发现，距该小区斜对面一百米左右，就是另一个感染者所居住的社区——宏远总部港。在疫情不明朗的情况下，此片区域出现一个以上的病例，担心发生社区传播，于是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封控举措，对26街区南区、宏远总部港感染者所住楼实行封控，小区其他楼实行管控。
相比之下，也有感染者由于所住楼宇离小区出口较近、从不在小区内遛弯儿或近距离没有其他病例等情况，只判定了所在楼为封控区、其他楼为防范区，没有划分管控区。
在外“踩点”并给予社区口头意见，一直到8日深夜，张松建回到疾控中心，开始撰写文字建议。13个社区村，每一个都要出具单独的社区管控报告，为了便于理解执行，文字建议下方会附上一张当地的地图，有些是现成的平面图，有些由于在农村地区，必须由张松建手绘。一份文件要写上半个多小时，有的则要一个多小时，如此连轴工作了整夜。
漫长的流调电话
在后方，流调正一刻不停地进行着。
凌晨得知三管混采阳性的信息后，区疾控流调人员首先对30名采样者进行简单流调。其中的3人作为首批感染者又接受了更加详细的流调。何朝介绍，对他们的调查获得的一个关键信息是，他们不仅来自同一个单位，还都在该单位南楼三层工作，这一层是一个大开间，容纳了许多员工。由此分析，该起聚集性疫情大概率会有其他病例。
这也是此轮聚集性疫情的难点所在：公司人员多且轨迹复杂。每天有哪些人到访、都流向哪里，疾控流调人员需要掌握数据信息并反复梳理，在公安、网信等部门帮助下，结合大数据，该单位最终搭建了一个电子围栏，进一步筛查到访者。
在家庭和单位之外，感染者会在社会面活动，所涉及的风险点位及密接者，在跟进流调中需要一一弄清楚。
9日中午，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员史继新开始流调首名复核阳性的感染者。当时，她手中已经得到了该感染者的部分基础数据，如支付数据、健康宝扫码数据等，但每一条客观数据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现实信息：付款是在用餐前还是用餐后、是否有同行人、在当地停留多久、与谁有过接触……对这些数据进行逐一的核实和问询，花了两三个小时。
流调需要与遗忘“对抗”。不是特殊的日子，回忆起来非常费劲，有时还会发生记忆错乱。这个过程中，流调员要通过现有线索进行充分的引导，且对感染者提供的新旧信息不断进行比对，反复核实确认，最终形成一份风险点位的数据。
接下来的工作，是对这些风险点位开展新一轮调查。流调员要找到点位的相关负责人，收集相关时段中到访者情况，最理想的依据是监控视频，如果没有，就要通过健康宝、收费记录进行调取，从中得到密接、高风险人群的信息，对他们进行管控。
流调组正在分秒必争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顺义区疾控中心供图
调查-核实-调查-核实-处置，从5月8日开始，顺义区疾控100多名流调员，在不同的办公室内24小时进行这项繁琐的信息处理工作。史继新不断地打电话，打给病例、密接、社区、公安等人，一些信息需要反复核实，她还加了所有病例微信，“电话完了微信，微信完了电话。”
据顺义区常务副区长张艳林通报，截至5月10日，顺义区已对北京农商行数据中心聚集性疫情累计判定密接1897人、次密接1646人，涉及顺义区的人员均已落位管控，涉及区外的人员全部横传到位。新研判103个风险点位及场所，已完成终末消毒。
溯源已有初步判断流调仍在继续
经历了前两天与病毒“赛跑”，工作仍在继续。
此轮聚集性疫情从何而来？何朝介绍，此前也考虑过会不会与顺义原来的疫情有关联，即发生了感染者外溢，但对感染者流调确定，他们都没有去过之前的风险地区，基本判定与顺义之前的疫情没什么关联。溯源目前有了初步的判断，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流调也在进行中。
“现在的病例都出自这个单位，传播可能还在早期。按照现在的潜伏期，只要这两天再没有圈外的新发病例，这一轮聚集性疫情就快结束了。”何朝说：“还是忐忑，从专业上说，除非感染者两点一线，完全不和社会面接触，否则他即便只去一趟商场、医院，就很难保证（对风险人员）一个不漏，或许擦肩而过就感染，这就是防控的难度所在。我们还在不断流调，希望确保万无一失。”
疫情近三年，史继新感到所有人对疫情防控都越发上手，面对突发事件，不同环节像齿轮一样衔接运转。她所在的流调三组一共10人，3人为疾控中心的同事、7人为社区支援的同行，最初还需要彼此分工，或对新人进行培训，现在已经不用刻意分派，组员拿起来就能干、一句话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张松建也发现属地对疫情的应对越来越熟练，在初筛结果得出后，相关小区立即临时管控，降低了疫情往外播散的风险。
疾控的“另一双眼”——基层流调员
史继新注意到，此轮疫情中社区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散落在乡镇、社区的防疫专员，成为流调员“很有用的一双眼睛”。
“基层的防疫专员对社区内的经营单位、人员非常熟悉。当我们流调出一个点位，病例描述不清楚，我们也不熟，社区能立马定位，并找到相关人员。”她说，有一位病例平日里不大做饭，经常在村里打包食物，曾到访过的一家炸鸡店，流调员不确定方位，基层的防疫员提供了村内两家炸鸡店的信息，正是其中一家；还有一次，病例租住在村中的平房，平房带院，不止一个租户，社区很快提供了院内其他风险人员的信息。
顺义区后沙峪镇12人防疫专班里，刘壮壮是成员之一，协助疾控部门开展流调工作。他们是流调信息上传下达的中间一环，从疾控下传的信息，由他们通向每个村居。
在后沙峪镇防疫专班工作的302房间，黑板上遍布人员轨迹和数不清的箭头，手头离不开村居平面图，各类表格堆满桌案，这是一个镇流调专员的工作状态。流调工作必须赶在病毒前面，越早发现风险人员，就能越早斩断传播链条。凌晨3点，302的房间还灯火通明，12名镇流调员还在高效运转。刘壮壮进入防疫专班九个月，眼下是最忙的时候，“当一遍一遍在信息点上划圈时，像是在写一份检查。”
“先生您好，请您配合我们回忆一下，这14天里您都去过哪儿？”这样的电话，刘壮壮一天要拨打几十通。
要想完成一份重点密接人员的流调报告，还原其14天的行动轨迹，他们往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刘壮壮的本职工作是环保巡查，后沙峪镇的学校、企业等，他基本都实地巡查过，因此也对镇里的情况比较熟悉，摸排流调信息具备一定优势。
基于社会面调查系统，市区疾控中心会不定时下派镇街“单子”，一份单子就是一个重点人员。他们需要一一核实是否有重点地区密接行程，有时一天要收到2000多单。
在农商银行数据中心出现确诊病例后，按照单子信息，首先锁定确诊病例同事信息，后沙峪镇防疫专班对潜在风险的重点人员，进行流调确认，在尚未出现阳性感染症状时，已经采取了隔离措施。
没有接触过大数据排查工作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其实，流调工作并不是一通电话就能够完全解决。刘壮壮说，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联系不到人的情况，这时就需要用最原始的办法，穿防护服到村居去找。在协调重点人群进行隔离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家里的老人需要照顾、宠物无处寄养、患有基础病等，这些内容在流调过程中都要提前了解到，并做好备注进行后续协调。
5月8日至10日，48小时里，刘壮壮只休息了两个小时。“流调信息没有排查完，重点人群存在风险，这是涉及人们安全的事，不敢马虎。”爱人最初并不接受刘壮壮加班，现在也逐渐理解了他的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小家的事，更是大家的事。
“防疫专班的流调工作，其实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需要储备着足够的马力去奔驰，当新一轮疫情暴发后，还要努力跑得更快一点。”专班里的12个人，平均每天流调要打80通电话，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4000多通电话，可以说是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开足了马力。刘壮壮的同事感慨，“今年1月至5月的数据排查量，达到2021年的两倍。”记者发现，在每个流调专员的桌子上，几乎都摆放着金嗓子喉宝。
后沙峪镇这个防疫专班是个相对年轻的团队，共12人，平均年龄29岁，当疫情来临，有人连续20多天没有回过家，除了流调工作，对接外勤工作人员转运重点人员也是专班的工作，他们仿佛在与时间赛跑，尽力守住疫情防控的堡垒。刘壮壮说，“男生内外兼修，女生主内辅外，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内勤的流调人员和外勤的转运人员都是战士。”
截至发稿前，这轮突如其来的疫情挑战已过去三天。对许多一线防控人员来说，能睡两三个小时是奢侈，即便躺下，也会被接连不断的电话叫醒。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疫情能早点结束。”史继新说。
新京报记者戴轩耿子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