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昌平志愿者于宁波来说，今年的志愿服务几乎无缝衔接——4月，他刚经过21天隔离从冬残奥会赛场回家，没过几天，就又出现在昌平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负责接听来自街道封控区、管控区的居民热线。
于宁波的家距离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超过9公里，他每天骑行往返于家和街道，单程约50分钟，往返将近20公里。为什么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于宁波想的是，毕竟自己服务的街道附近出现过疫情，不选择公共交通，是不给社会添麻烦，“对自己的防疫要求严一点，社会层面的风险就会少一点。”他说。
2021年，于宁波在昌平龙跃苑二区参与社区防疫志愿服务。受访者供图
“我们是居民与街道之间的一座桥”
进入5月后，在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于宁波在一、二层之间折返的次数更多了——接听热线、记录问题在一层，拨打居民电话、对此前反映的问题进行回访在二层。
于宁波除了每天接打电话，也负责为团队伙伴们提供指导和帮助。有时候，年轻的伙伴们招架不住电话那头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于宁波便会接过电话帮忙解答。
封控区、管控区已经划定超过一周，他理解其中居民心里的感受，“他们肯定会慢慢出现一些焦虑的情绪，大家都盼着快点恢复常态的生活。”
在于宁波看来，街道、社区的热线，居民的微信群，可能仍是居民知晓“外面世界”的最主要方式，“有时候我们通过热线交流，这个过程也能让居民得到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在这时，我和团队伙伴们更像是居民与街道，甚至是与外面世界的一座桥。”
自4月26日参与到接听热线的志愿服务中以来，于宁波记得，自己被问得最多的，基本就是核酸怎么做、菜或药什么时候能送到、何时解封。最近一两天，来自居民的热线电话变少了，回访工作开始多了起来。
他提到一位来自管控区的阿姨的电话，“她的很多问题和建议都是关于公共领域的，比如消杀期间的楼道卫生等。我打回访电话时，能够明显感觉到阿姨的情绪和之前相比非常不一样，她说向我反映的问题都解决了，感谢我们假期中的工作。”
本轮疫情中，于宁波（左一）与团队伙伴一起回答居民通过热线咨询的问题。受访者供图
“问题解决后，我和她一样高兴”
拨打和接听街道电话的阿姨并不知道，电话这头的于宁波，也只是一名志愿者。“我没和她说这些，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知道问题解决后，我和她是一样高兴的。而且我们也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
于宁波眼里的“该做的事”，他已经做了超过10年。“最初接触志愿工作是在2011年、2012年那会儿，也是下沉社区，给社区帮帮忙。”
参与服务的志愿者都知道，自己的身份需要通过“志愿北京”平台注册，可于宁波的注册时长其实不算长，那是他最近两三年才在服务对象和社区的督促下完成的，“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不在乎这些，我是党员，有时候也不认为自己是志愿者，就是去帮个忙而已。”
近两年开始，于宁波的忙帮到了疫情防控工作中。去年，昌平区龙跃苑二区出现疫情，那时候，他与团队更多的服务体现在体力上，完成的都是物资配送、核酸检测、出入查岗的工作。
对于志愿者来说，与人沟通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精力、把握更多分寸，也要直面更多居民的情绪和不理解。而这些付出，志愿者也多在拨打回访电话时得到回馈，“听到他们说解决了，就是对我们的慰藉。”于宁波说。
单程骑行近50分钟，怕给社会“添麻烦”
4月，于宁波的志愿服务几乎实现了无缝衔接。在4月底到天通苑北街道驰援前，他刚刚完成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最后21天的隔离。四月上旬回到工作岗位，刚刚把自己落下的工作补全，就又回到了抗疫服务中。
刚刚参与志愿服务那会儿，家人并不理解。于宁波说，他自己个子不高，身材单薄，家人们起初还怕他能帮上的事情不多，没准儿还给大家添麻烦。“可我觉得，抗疫，就是发挥每个人自己的作用。就像我在单位做行政工作比较多，也知道怎么与人打交道，这也能在服务中发挥作用。”于宁波说，每个人都可以是抗疫的一份子。
天通苑北街道办事处距离于宁波的居住地超过9公里。每天早上，他要骑着一辆单车前往街道，等到傍晚再原路返回，往返下来，这段骑行距离已接近20公里。每个单程，都要花费将近50分钟的时间，北京的春夏之间常常刮风，遇上顶风的时候，这个时间就会更长。
骑行，是于宁波自己的选择。这条线路是有公交车可以乘坐的。“但这一路上乘车的人很多”，因为自己志愿服务的地点是确诊病例的所在街道，他总怕有个万一，给社会带来麻烦。“街道那边有疫情，对自己防疫的要求就要严格一些，这样社会面临的风险，才会小一些。”于宁波说。
新京报记者田杰雄
编辑白爽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