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别瑞被一通外卖骑手的电话震醒，作为一家母婴用品店的店长，他的时间被消费者、骑手和供货商分割成密度极大的小块，解决了缺货和配送的诸多难题后，他形容自己像在“打仗”;在静安区一家药店做驻店药师的李中州一天之内在店里来回拿药就走出了两万步，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再正常不过，“这有什么辛苦的，我们就是学这个干这个的”;在社区做了两年生鲜生意的李建国，奔波在五公里范围内为居民送菜，他认可自己这份工作的必要性，“人不能不吃饭，是吧?”
别瑞、李中州和李建国，他们站在保障的中端，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付出劳作。别瑞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做生意，现在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万千消费者的一个“解决方案”。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别瑞上海杨浦区某母婴品牌中原店店长
别瑞在货架前对着订单寻找货物。受访者供图
我是3月21日到中原店的，当时店里已经很久没有进新货，货架和仓库里共计存有三百多万的货物，三天之后，部分必需品都已售空，店里开始进行限购。我给订货数量比较多的顾客打电话，劝他们只买两听奶粉，两包纸尿裤，把货物留给更多的人。
3月31日封控管理后，奶粉销售达到高峰，我们每天能卖出三百多听奶粉，但店里所有品牌奶粉的总库存也只有大概一千听，其中小阶段奶粉尤为紧缺，最长的缺货时间可达一周，完全一点儿库存都没有了。
封控之后，中原店只剩下我和张存兴两个人，上海14家同品牌母婴用品店也关停至两家，中原店订单暴增，每天有两百个订单，任务量至少翻了十倍。随时都有骑手等在门外，从早到晚没断过，而电话更是从早上六点钟响到凌晨一两点。“业务单量还会裂变，顾客们会互相传哪里可以买到奶粉，我的电话号码可能杨浦区甚至浦东的宝妈都知道。”
有天一大早，我被骑手的一通电话叫醒，走出办公室迎面就看到穿着拖鞋的张存兴，头发乱的不得了，手里的订单长长一条、垂到地上。他几乎是打着盹在给货物做分类。那是我们最忙碌的日子，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顾不上洗漱，而是处理昨夜的订单，最多的一夜，能收到五六十单。
4月6日，第一车补货奶粉终于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晚上九点，我接到司机的电话通知，特别高兴。
但是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卸货时，司机不允许离开驾驶室，他只能打开窗和我说几句话。车厢里500箱奶粉，我和张存兴一直卸到凌晨。
就和打仗一样，我总感觉四面八方都有子弹和炮弹飞来。缺货、极限忙碌，我们每天不断催促着品牌方的供货，品牌方也一刻不停地周旋和努力。无数求助电话和消息让我觉得特别心酸，我很想帮助到每个人。
我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前希望顾客多买一点，现在希望少买一点，因为买太多的话，其他人都买不到了。
我也遇到过想要高价倒卖奶粉的人，很好辨别。他们语气强势，所有的品牌都要，而且买得非常多。我也不直接揭穿他们，只是让提供相应证明，具体到社区名字、门牌号，证明这一批量的奶粉是他口中的“团购”，对方拿不出来就只好作罢。
我以前只觉得卖奶粉是个生意，这次我发现我和门店，成了许多家庭难题的“解决方案”，也收获了许多社会上的认可，这出乎我的意料。
我对接过许多人，志愿者、警察、骑手……我觉得他们都非常了不起。我刚开始不觉得自己也是在做“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周围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有顾客看到有关我的新闻报道，会特意转发给我说：“老板，你又上电视啦!好棒!”我也就慢慢感觉“好像也是这样子”，说实话还是有点骄傲，但说到底，我做的无非就是分内事。
李中州上海静安区驻店药师
李中州在货架前根据订单拿药。受访者供图
我从3月底就开始睡在店里了，因为必须确保有一个人应对可能的突发状况，我就留了下来。为了做好封控准备，我买好了够一个人吃七天的泡面。
4月初，开始封控没几天，街道的工作人员找来，说附近所有的药店都关门了，居民没法买药，让我们帮忙应个急。我开始和各个小区的志愿者对接，他们会拿着介绍信、通行证和身份证来取药，拿出手机给我看药的照片，一次性取好三四个人的量，我把药整理好，放到门口的桌子上。买的最多的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药。我知道吃这些药的人，这些药停不了，每天都得吃。好在封控之前有提醒，常来我们店里买药的患者已经提前备好了药，在最初的几天里，特别着急用药的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我一天能见几十个志愿者，大家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从来没有看全过一个人的脸。
那几天，我一天能接几十个患者的电话，如果需要的药我们店里有，我就让他把情况反映给小区的志愿者，如果没有，我会把其他药店的电话给对方，如果碰上来问用药建议的，我也能帮就帮。大部分人都是在白天把电话打进来，除非情况真的很急，有次凌晨一点钟我接到一个患者电话，说肚子疼，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我让他把家里有的药品名称都念给我听，幸好他还有黄连素，赶紧让他先吃一些。第二天把电话拨回去，他说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才放下心来。
我知道打电话的人一定是非常着急才会给我们打电话的，大家都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站在窗边看外面的景色，离店铺不远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每天都有个交警穿着防护服站在那里，我给自己加油打气，心想着我还能时不时坐下来休息一下，也应该感到知足。大家都是为了抗疫努力，不能光想着自己。
4月6日之后，我们的药店被政府确定为保供单位，开放线上买药。店里从我一个人变成四个人，起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先抓紧时间吃点东西，穿好防护服就赶紧下去处理外卖单，准备发货，我们店里外卖自动接单的提示语音就没有停过，5分钟能蹦出来几百个单子，我一个人只是在店里来回拿药就能走上两万多步，中午饭顾不上吃，我们四个人把班排开，轮流去吃饭。
好在我们店里的药品基本上没有断货，刚刚开放线上买药时，订单量激增，卖的最快的还是酒精、口罩这样的必需品，现在我们限量了，酒精每人只能买两瓶，还是要尽量保证大部分人都有的用。
这几天我们的情况已经好太多了，4月初我一天三顿泡面，后来街道和公司都送了些自热米饭，这几天伙食要更好一点，有米有菜了。我们晚上在二楼的会议室休息，在地板上铺点硬纸板，把被褥盖上去，天气冷的时候睡觉也把衣服全部穿上，虽然条件不是特别好，但还是能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没有吃太多苦头。
焦虑和压抑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已经学会了自我调节。我是心比较大的人，有时候患者电话打来我却帮不上忙，也会有种无力感。比如有一次一个心脏病患者给我打电话，我只能建议他吃救心丸和去医院，其他的也帮不了什么忙，这样的病人我会做个标记，过几天再问一下，他问题解决了，我的无力感也能减轻一些。
我今年39岁，亲人都在河南老家，家人们肯定是会担心的，我安慰他们，我每天都会做核酸和抗原测试，在店铺里很安全的。我本来就是学这个的，读书时念的临床医学，后来又考了职业药师，以后也还是会继续做这行的，我也不觉得自己有多辛苦，就是正常工作，居民有需要的时候搭把手，都努努力，早点渡过难关。
李建国上海黄浦区某大卖场店主
疫情期间，李建国和店员们搬运菜品。受访者供图
我们的店开在黄浦区打浦路，方圆5公里以内的居民说要买菜，我们都能给他们送过去。现在下午六点多，我正忙着给顾客统计单子。订货的人太多，我们忙不过来。
之前我和我老婆也在静安做生鲜生意，我们都是山东人，老家有供货渠道。这家店我和我老婆开了两年多，大概有100平方米，现在店里有七八个工作人员，平时就是卖蔬菜、水果、肉。
3月25日，我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床被子放在店里，怕万一封了也不耽误生意。没过几天真的出不去了，我们要干的活时间长，再加上我们是保供的，就都睡在店里了。
疫情来了之后街道的领导上门来问我们，说附近都是老小区，有很多老人，我们愿不愿意给附近的居民送送菜，我说可以的，就把自己的电话留给小区，根据老人的需求，把菜送到老人在的小区。
我们所在的五里桥街道4月5日给我们开了个通行证，有这个通行证，我能在街道里自由通行，居委会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给我们的要求是，照顾年龄大的，价钱不能太高。
我们配送不靠平台，就靠这几个人，一辆面包车，三辆电瓶车，把东西送到顾客小区门口，所以经常忙得脚不沾地，大部分时候我们会把单子凑在一起送一趟，但如果是有老人打电话过来，我们一单也起送，只要是附近五公里内，我们都送菜上门，有的老顾客非要给我加钱，我说不用加配送费，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既然已经做这件事了，那油钱也不在乎了。在这地方干了两年，好多老顾客都有我的电话微信，有年轻人给我打电话说老爸老妈在附近没有菜想让我们送点，我都说可以没问题。
4月13日是这几天以来最难的一天，下暴雨，交通不方便，汽车和电瓶车都没办法开太快，但菜又不能不送，有的顾客打电话过来说，“老板啊，家里要断粮了”，我们就安排店员骑着电瓶车过去了，一直送到晚上12点多才送完最后一单，店员三套衣服都湿透了，但是没办法，当天的单子一定得当天送达。
这几天我们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12点是常态，有一天晚上赶上卸货，一直到凌晨两点，一天少的时候能送200多单，多的时候400多单。大部分人都买套餐，里面包括十一二种蔬菜，每包十几斤，打好包100元，但是单买我们也送，价钱都一样。
疫情开始后我们比之前更累，但是也赚不了多少钱。我们现在好在货源比较充足，绿叶菜是指望不上了，那些菜以往都是从浦东农民的地里直接拉来的，现在浦东封控管理，只能卖点“硬货”，就是不容易坏的菜，土豆、洋葱、番茄、黄瓜什么的。
新京报记者杨雪李冰洁实习生雷欣谣
编辑胡杰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