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年增120万人,新一线城市的进击

日期: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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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一年常住人口能增长的上限有多高?武汉给出的最新答案是:120万。

日前公布的《2021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末武汉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364.89万,较上一年增加了120.12万人。

武汉因此成为北上广深成渝津之后,全国人口第八多的城市。考虑到天津2021年常住人口较上一年下降了13.6万,跌至1373万,只比武汉多出不到十万,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今年内武汉常住人口就可能超过天津,跻身全国第七名。

120万的年增量,是个什么概念

比排名上升更值得关注的是,120万这个增量本身,相当于目前已公布人口增量数据的城市中,排名第二的成都到排名第九的南京整整8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总和。

武汉这一骑绝尘的人口增长是如何做到的?其背后是武汉一座城市的成功,还是隐含着某些趋势性的城市格局变迁?

首先说明一下,中国的人口数据最权威、最准确的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其次是每五年一次的抽样调查。像2021年这样非五非十普通年份的人口数据,主要靠估算,其中具有一定的误差成分,只能作为参考。

尽管如此,武汉这120万的人口增量还是非常惊人的。

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因为2020年的突发疫情而滞留外地的务工者,于2021年重返武汉;2021年9月当地再度放松落户限制,接近“零门槛”;当地出台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人才引进政策及租房购房补贴新规等……其中虽然不乏“后疫情”时期的修复式反弹,也可看出这些年武汉在抢人方面有多卖力。

当然,卖力抢人并成绩突出的,不只有武汉一座城市。像成都(24.5万)、杭州(23.9万)等新一线,以及南昌(18.3万)、青岛(15.1万)、宁波(12.4万)郑州(12.2万)等强二线城市,去年的人口表现都很不错,增量均超过了10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上广这三座一线城市2021年总共只增长了7.7万人。考虑到七普阶段(2010年-2020年)北京平均每年增长22.8万人、上海18.5万人、广州59.7万人,三地一年合计增长101万人,2021年的人口增量堪称微不足道。

不同之处在于,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靠外来人口的流入,户籍人口方面2021年减少了18.19万;北京正好反过来,户籍人口倒是增长了4.4万人,但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背景下,2021年全市外来常住人口从839.6万人降至834.8万人,减少了4.8万人。

这背后,有不同城市人口、产业政策差异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与城市化不同阶段人口的分布聚集特征有关。

从“发财到广东”到“京沪大膨胀”

中国的城市化自改革开放后重启以来,全国的人口流动发生过几波转移。

改开初期,伴随特区的建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口号的召唤下,出现了百万民工下广东的人口迁移浪潮。这期间,受益最多、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莫过于深圳。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时,只有区区33万人口,不及北京、上海一个零头。但到了2000年时,深圳人口已经突破了700万,分别相当于同期北京、上海人口的51.4%、43.5%。

整个九十年代,深圳常住人口增长了533.46万,几乎是北京、上海人口增量的两倍。

不过进入新世纪,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产业的转型升级,拥有更全产业链、更多就业机会、户口含金量也更高的京沪两市开始发力。21世纪第一个十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量均超过600万,远高于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275.2万)、深圳(335.96万)。

但随着京沪常住人口在2010年前后双双突破2000万大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日趋严重,两地政府开始出手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2009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将“逐步实施人口调控目标责任制”,并把人口规模调控问题列入北京市2009年和2010年市政府重点办理的折子工程。

而上海方面在2015年底的“十三五”规划市委全会讨论中,也把“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列为4条底线之首。《上海市2016年-2040年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更是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2500万以内,2040年控制在25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从2020年到2040年的20年里,上海人口将几乎是“零增长”。

通过提高落户门槛、实施产业疏导这一手硬一手软的方法,京沪常住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到2015年左右戛然而止。此后两地人口总量基本保持了稳定,不少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深继续敞开双臂,所以从2015年起,两地年均人口增量双双超过40万,领跑全国。在它们带领下,七普十年(2010年-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2170万,是第二名浙江的两倍还多。

新一线崛起,城市版“先富带动后富”

新一线城市崭露头角,始于2017年。

当年2月,武汉打响“抢人大战”第一枪。之后西安、成都、杭州等城市纷纷跟进,落户门槛一降再降,补贴标准一升再升……在此种种操作之下,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长了80多万,成都、武汉也超过三四十万。

2021年,随着武汉、成都、杭州齐齐站上人口增量榜前三名,广州、深圳双双回落。广州只增长了7.03万人,深圳的数据虽然尚未公布,但根据广东全省去年总共只增长了60.4万,增量首次低于浙江(后者增长了71.7万人)来推测,深圳人口增幅估计也不会太高。

这标志着,新一线城市正式接棒北上广深,成为人口流动新的主要目的地。

在此期间,一线城市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北京、上海都在2021年适度放宽了落户门槛。但由于“放宽”后的落户门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旧高不可攀,基本都要985大学的应届生或其他名校的研究生才行,加之受疫情影响,很多原本在当地打工的劳动力无法返回复工,所以成效并不明显。

更重要的还是,一线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以房价为例,根据智研咨询公布的2022年3月份全国主要城市住房价格,北上广深的房屋均价分别为每平米6.67万、7.17万、4.53万、6.81万,而成都、武汉、重庆等新一线城市的价格则分别只有1.94万、2.02万、1.39万,只相当于北上深的三分之一。

所以,当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二三线城市遍地开花,以及各地纷纷推出“强省会战略”后,成都、武汉、杭州等新一线、强二线城市的性价比便开始凸显,而这也是人口迅速向这些城市集聚的根本原因。

不过仔细分析这几波迁移大潮的人口来源,还是存在一些差异的。无论是改开之初的“百万民工下广东”,还是21世纪头十年的京沪人口大膨胀,其新增人口皆来自五湖四海。而这一波新一线、强二线城市人口的暴涨,更多源于省内人口的转移。

以成都为例,其所在的四川省2021年仅增长了1万人,而成都的常住人口却多了24.5万,由此可见成都对全省人口的巨大吸引力。相较2020年末,2021年成都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提高了0.29个百分点,达到25.31%,足足四分之一。

同样的,2021年湖北常住人口增长了54.7万,而武汉则暴涨了120万人。虽然考虑到湖北去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0.88‰,也就是说全省50多万的新增人口均为外来涌入,但即便扣除这些,武汉仍有60多万新增人口来自省内其他地市,数量仍高过外省流入。

怎么看这种人口流动的新趋势?

个人以为,它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本地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人口的区域均衡分布,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堪称城市版的“先富带动后富”。

责任编辑: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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