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何鲁丽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图/中新
“坐标人物”何鲁丽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2.4.4总第1038期《中国新闻周刊》
“以何鲁丽的资历和能力，当时能够担当起民革中央主席一职的，只有她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陆宇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指的是1996年，民革中央主席李沛瑶去世。当时陆宇澄和何鲁丽同为北京市副市长，他记得自己去了隔壁何鲁丽的办公室，对她谈到自己的预测：她很快就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他与何鲁丽1988年一同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共事越久越了解和欣赏她，觉得她性格开朗热情，谦虚又爽快，群众关系很好，为人不功利，待人真心诚意，因此感到她会是接任民革中央主席的合适人选。
1996年，何鲁丽果然成为民革中央主席，同年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2007年，她才卸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何鲁丽的“鲁”意指其籍贯山东。2001年她应《菏泽人在北京》一书编辑之约，写了题为《我是一个在北京踏实工作的菏泽人》的文章。
她说，自己的籍贯是山东菏泽，但是从未在菏泽生活过，初二时随父亲从济南移居北平，从此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名医生，再到国家的公务员。她想借此机会提笔写一个自我介绍，算是向故乡的汇报，告诉乡亲：“我是一个在北京踏实工作的菏泽人。”
弃医从政
中共十二大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有序进行第三梯队的选拔和培养，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领导班子配备要考虑“女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等方面的代表性。
1984年，北京市各区县政府改选。49岁的北京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何鲁丽接到通知，区里要调动她的工作，作为西城区副区长候选人参选。
她1957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因成绩出众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指名调到儿童医院，后又被北京市第二医院院长高崇基指名调去创办小儿科，当时已是拥有高级职称的儿科专家。
选举前夕，西城区区长找她谈话。她说感到很突然，舍不得放弃27年的专业，当然受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培养，这个觉悟还是有的，会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她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不是合适人选。区长说：你已是科室主任了，也有行政能力了。她说：那才多大呀？连护士才37人。区长说：你总比革命初期的干部文化强吧？看文件总比别人给你念的快吧？
最终，她脱下了白大褂，成为了西城区副区长。
西城区拥有70余万人口，何鲁丽分管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和民政。刚上任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班会迷路，找不到区政府大门。批示文件，她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何鲁丽”几个小字签在右下角。办公室主任提醒她，意见要写在最上边。
为了真正让她有职、有权，区长亲自带她到卫生局等下属机构，把她介绍给局长、书记等，告诉他们：“以后有什么事找老何，解决不了的，她会找我的。”
她很快进入了新角色，并显露出了行政领导能力和深入泼辣的工作作风。她很怀念儿科专业，就任副区长后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出了两年多的门诊。
1983年，曾任北京市第四医院副院长的佘靖当选为北京市崇文区副区长，在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与何鲁丽相识。两位女副区长开会时经常被安排住同一房间，由于专业背景和分管领域相似，相谈甚欢。
佘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她们面临的棘手工作之一是医疗机构、中小学和托幼机构的危房改建和城市环境卫生整治。北京老城区有很多危房，下雨时极易垮塌，她们经常奔波在街道胡同，奋战在一线。何鲁丽善于学习，能够攻克困难，总是能快速理解政策要求，经过调查研究后“对症下药”。
危房改建涉及规划、资金筹措等多方面问题，她们经常交流经验。何鲁丽说，要取得区主要领导的支持，多与区城建、计委、财务、卫生、教育等业务主管领导沟通，请他们一同到现场，取得共识，根据业务情况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完成，还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何鲁丽面临的最棘手工作是二环路的拆迁。这条环线有11.6公里的路段在西城区，由前门到鼓楼，呈马蹄形，占二环路总长的49%，要搬迁516户人家，市政府限时完成，大家都替何鲁丽捏把汗。
她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反复做工作。西便门最后剩下几十户“钉子户”，她每家都去了不止一次，耐心磨合，解决了不少扯皮的事，终于按期完成了任务。二环路拆迁工程让她名声大噪。
“我是个坐标人物”
中共十三大之后，1988年年初，各省市陆续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
在北京市市长和副市长的10名候选人中，中新社北京分社社长徐泓对何鲁丽产生了很大兴趣。候选人介绍材料显示，何鲁丽是民主党派成员，其父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其母是法国人，让徐泓的好奇心陡增。她提出采访申请后，很快获得同意。
她如约来到何鲁丽的办公室，只见一位中年女性麻利地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大嗓门儿的京片子扑面而来：“呦，是记者同志吧，快请坐，快请坐。”
与徐泓先前的想象不同，何鲁丽衣着普通，从面容上也不大看得出外国血统。以后她从不少人那里得到证实，他们第一次见到何鲁丽都有类似的意外之感。
“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我是个坐标人物。其实比我能干的人多得是，但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干好。”何鲁丽快人快语地说。
几天后，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无记名差额选举，产生了由市长和7位副市长组成的北京市新领导班子，何鲁丽以接近全票当选副市长，另一位当选的女副市长是吴仪。新闻媒体称，新班子中出现两名女副市长，这在北京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何鲁丽当选几天后，徐泓再次采访了她，这次的地点在何鲁丽位于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西里的家中。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宿舍，狭窄的过道里堆满了杂物。何鲁丽和丈夫住里间，两个儿子住外间。徐泓看到何鲁丽1957年大学毕业时的照片，浓眉大眼，梳着两条粗粗的大辫子；接着又看到何鲁丽高一时的一张小照，俨然是一个地道的外国小女孩。穿越岁月的流逝，她终于清晰地看到了何鲁丽那一半法兰西血统。
被媒体聚焦的传奇女副市长何鲁丽也引起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建业的注意。张建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题为《地位观念及其他——以诗与新任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对话》，先后投给两家报社。
诗中写道：有的人观念像弹簧，随着地位升降而缩张；筒子楼中的阴暗与浓烟，踏上栽绒地毯就化为灿烂阳光。你从白大褂走来，跨进了市府大厦的厅堂；要问市长与市民有何区别？心中应惦着更多的病人、病房。
但两家报社都退了稿，理由也近似：意思很好，有韵味，但涉及领导，不适合刊用。他失望之下，将诗直接寄给了何鲁丽，同时附信一封：这首小诗应该说只是表达了一个普通市民对新任副市长的一种信任与期望，难道就因为是“与副市长对话”，就要避讳吗？看来我们的“观念”还真有进一步改变的需要。现在只好把诗直接寄您，想您不会拒收的。
很快，他收到何鲁丽回信：“张教授，来函及赐诗均已拜读，对您向我提出的希望，定当引以为戒。到市里工作后由于能力经验有限，除尽力而为外，望多加监督指正。顺致，敬礼，何鲁丽上，88.8.23。另：诗已请人用毛笔书写出。”
两人的通信登在了《北京晚报》上。此后，张建业每次致信，何鲁丽都会亲笔回复。
专家型副市长
何鲁丽上任伊始，上海甲肝大流行，不到三个月，红眼病在北京流行。尽管北京市流动人口日复一日猛增，卫生防疫压力加大，但由于措施得力，北京市传染病率持续下降。在她分管期间，北京市连续3年荣获“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称号。
时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俞晓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何鲁丽为人谦虚友善，她对俞晓松说：“我不是中共党员干部，对政府工作不熟悉，你得多多帮我，多多提示。”她不止一次去俞晓松的办公室，向他咨询接下来的调研工作该怎样安排、在走访单位用午餐是否妥当等问题。
朱祖朴1985年到北京市政府担任办公厅副主任，1988年开始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协助何鲁丽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鲁丽很尊重他人意见，即便和下级谈工作也是用商量的口吻。那时群众来信反映，北京一些教堂在“文革”期间被占用，影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要求腾退恢复使用，何鲁丽一一协调解决。
新班子上任一年后，在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有记者提出，希望班子成员讲讲工作一年的感受。
何鲁丽说，这一年，时时觉得自己是坐在一个火山口上，每办成一件事都觉得事非经过不知难，但身心是愉快的，尤其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副市长，特别体会到北京市政府在实行党和非党合作方面是非常好的，自己在体力和脑力方面感到辛苦，但充满信心。
1993年，她再次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徐泓1995年再次采访她，原以为高级干部的岗位会把她受中西两种文化熏陶的名门闺秀风度激发出来，没想到七年过去，江山依旧。她的做派几乎没什么改变，还是那么泼辣，大嗓门，说话冲，爱讲大白话，除了参加外事活动，衣着依旧朴素，款式甚至有点过时。市政府大院里的人们私下亲昵地叫她“何大妈”。她保留着两个当大夫时养成的习惯：一是足下常年累月一双平底鞋，二是五分钟就能打个盹儿，工作一来，睁开眼睛就干，一般人的精力都熬不过她。
何鲁丽接任的，是此前陈昊苏的角色。陈昊苏1984年至1987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卫生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何鲁丽作为西城区副区长，要直接面对医院、学校等基层单位，落实北京市的方针政策，而基层的事都是真正严重的事，如发生大规模食物中毒事件，不仅要调动医疗资源组织抢救，还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处理、整顿。
陈昊苏1987年调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何鲁丽接替了他分管的工作。他说，北京市的领导不好当，如果有问题处理不当，会受到中央问责，人民群众也会表示不满。那时北京市虽已开始了急救中心等方面的建设，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但医疗水平仍然较低，设施和人手缺乏，医疗资源与群众需求差距很大。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那时几乎每个月都要随何鲁丽去农村基层调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市1988年成立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何鲁丽担任主任，领导重建了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她很善于与市计划发展委、财政局等综合部门协调，并争取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经过几年的努力，北京市几乎所有区县医院、妇幼保健院所和防疫站以及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得到新建或改扩建，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1994年全国医改拉开了序幕，何鲁丽主持了北京市第一周期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设立了首都医疗事业发展基金、医学重点学科发展基金等基金，扩大国际交流。神经外科、器官移植、干细胞移植、微创手术、内窥镜检查、辅助生殖技术和冠心病治疗新技术等大量新技术得到应用，呈现出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有了资金支持，北京派出了妇产医院的团队出国学习试管婴儿技术，派出安贞医院的团队出国学习心肺移植。朱宗涵说，当时建立的这些重点学科以及培养的学科带头人，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世绰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经常向何鲁丽汇报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医疗管理涉及到很多困难和敏感问题，何鲁丽与他们总是密切沟通和配合。例如器官移植问题是国际关注的敏感问题，何鲁丽提醒李世绰，要注意国际国内影响，予以妥善处理；因为一些医疗事故的争议事件，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得以健全。
在何鲁丽牵头下，北京市卫生局进行了一系列医疗管理机构建设，设立了北京市精神卫生领导小组、慢性非传染病防治领导小组、公民义务献血委员会等。
家国情怀
1996年11月，在民革八届五中全会上，何鲁丽被选举为民革中央主席。1996年，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建业觉得，作为一位女性，她从一名医生一步步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非常不容易。他写了一首《再赠何鲁丽》：“八载春秋弹指间，征途荡荡又新天。根深自有清泉润，心净何惊恶浪颠。”
1998年春，张建业发起成立“李贽研究会”，致信何鲁丽，请求她担任名誉顾问，她回信，“恭敬不如从命”。
何鲁丽1988年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时，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徐庆全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张建业与何鲁丽的通信在学校里引起轰动，作为山东人的徐庆全从此开始关注她。何鲁丽给张建业的回信总是写得认真而又谦逊，“来函敬悉”“望多指教”云云，位列副国级而如此行文，让徐庆全“陡然充满敬意”。
在徐庆全眼中，何鲁丽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直知性而靓丽。他相信，这种知性来源于家族的传承，她的父亲何思源是山东的血性男儿、镌刻在历史上的人物。
风云际会的191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何思源是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抗战中，他坚持抗日，不向以他妻儿的性命相要挟的日本人低头。1946年，他调任北平市市长，由于同情北平学生的民主运动被免去市长职务。他没有选择出国或去台湾，而是留下来，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
1949年1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在何家引爆了两颗炸弹，14岁的何鲁丽头部受伤，她的妹妹何鲁美被夺去生命。但第二天，何思源却毅然率和谈代表团出城同解放军代表洽谈。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因此，何鲁丽比一般人更多地体验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她深受父亲一介书生却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影响，同样选择了父亲的道路：以身报国，坚定地跟共产党走。担任民革中央主席期间，每逢参加高层协商、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她在发言中都会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97年，中央成立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何鲁丽也是代表团成员。受北京文物专家之托，在交接仪式之前，她冒着瓢泼大雨跑到维多利亚湾，装了一盒土带回北京。后来，这些土被倒入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的五色土中。
2002年，万鄂湘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在何鲁丽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工作接触中，何鲁丽讲的多是一听就懂的白话，但总能直击要点，让他受益良多。听取发言或汇报，她总是追问很细，还说：“可不能糊弄我老太太。”
万里长子、北京爱心万里公益基金会原理事长万伯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鲁丽自基金会2013年成立起担任名誉理事长，但她不是挂名，而是认真做实事，基金会的报告和请示她都会仔细看后作出批示。
1975年左右，万伯翱的弟弟万仲翔与何鲁丽家毗邻而居，万家没有电话，经常去何家借用电话，两家十分相熟。何鲁丽与万伯翱相识后，常跟他开玩笑：“大爷来了，二爷呢？”当时在万伯翱眼里，何鲁丽就是一位大夫，一个地道的老北京。
何鲁丽是继吴阶平、钱正英之后第三位担任中国控烟协会名誉会长的国家领导人。中国控烟协会原会长许桂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鲁丽认为控烟是控制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她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率先在全市中小学开展“远离烟草，拒绝吸第一支烟”的签名活动，首次组织调查摸清北京烟民底数。她让朝阳医院率先建立戒烟门诊，还推动北京市党政机关开展“无烟办公大楼”活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她“世界控烟贡献奖”。
许桂华说，何鲁丽任名誉会长后，经常挤时间参加协会活动，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控烟立法，还指示控烟协会加强与港澳台地区控烟组织的合作与交流，认真学习他们的控烟经验。台湾财团法人董氏基金会董事长的父亲曾与何思源在北京共过事，因此很尊敬何鲁丽。
何鲁丽酷爱读书，上班时每晚读书三小时左右才能入眠。她购书次数多，量又大，新华书店发行所干脆给她办了一张卡。
她的阅读范围很广，从文学小说到各类社会科学著作，从《万历十五年》到《千年教化：嘉定孔庙与科举文化》。晚年她的眼睛不太好，经常请家人和秘书读书给她听，或是用放大镜或投影屏看报。《白鹿原》刚出版时，她一看就说两三年后准得奖，后来果然得了茅盾文学奖，让她很得意。
1989年，何鲁丽的丈夫荣国煌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去世。他是肿瘤外科主任，与何鲁丽是大学同窗，两人感情深厚。丈夫去世后，每逢忌日，她都会带上一束鲜花到万安公墓。她的父母和丈夫都长眠于此。
2022年3月19日，何鲁丽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过春节时万伯翱还与何鲁丽通了电话，邀请她参加即将在唐山举办的大型公益活动，她爽快地说，“等我病好了一定去”。她去世后，万伯翱率家人等去何家献上花篮，“泪奔告别”。
陈昊苏写了一首《悼何鲁丽同志》：奔忙市府忆从头，交友随行到访欧。遇节登门民革院，情怀家国济同舟。艰难共话京华事，双奥之城创一流。伟业辉煌争贡献，和平世界写春秋。
台湾财团法人董氏基金会致函哀悼：何会长的辞世，是华人烟害防制的重大损失，也是华人公卫界的共同遗憾。
身边的人都觉得，何鲁丽的内心十分细腻。
佘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穿着何鲁丽2019年送给她的深褐色毛衣，并保留着何鲁丽的手写短信：“老友，这是日本商家在内蒙加工的毛衣，一来是瘦型，二可穿西服里面用，这个适用你，望你笑纳。”
每逢春节，友人们都会收到何鲁丽亲手栽培的水仙，淡淡的清香让人感受到温情。他们觉得，她这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何鲁丽曾告诉徐泓，母亲是天下少有的好母亲，在异国他乡整整生活了50年，为丈夫和儿女默默奉献了一生，从无一句怨言。更难为她的是，她要与丈夫一起承受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她总是以一个基督徒的爱心去忍耐。
当年，母亲宁可自己生活清苦也要把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学校，并请家庭教师为他们补习法文和英文。何鲁丽从小是在母亲用法语讲的童话故事和大仲马的《三剑客》里度过漫漫冬夜的，后来一直保留着每晚临睡前看一段法国原版小说的习惯，最喜欢的是巴尔扎克的爱情小说《幽谷百合》。她唯一的嗜好是喝咖啡，这也是母亲的遗传。
责任编辑：张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