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疫情处置有三个难点，其中包括两个北京‘首次’。”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市级流调专家组第四组组长任振勇这样总结3月以来东城区发生的疫情：
北京首次在学校暴发的疫情，首次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较大规模疫情；
同时多发生在狭小逼仄、住户密集的胡同、大杂院。
正是在困难重重之中，首都的疾控工作者争分夺秒、不舍昼夜，使东城区疫情防控在10天内实现“社会面清零”，跑赢时间、跑赢病毒，打赢了一场“闪电战”。
两天内实现精准溯源
3月14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当日新增的确诊病例中，包括两名在校学生。根据此后东城区和朝阳区的通报，他们就读于东城区和平里四小（东校区）。
之后，在东城区两所学校，8个孩子先后确诊。
学校疫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
14日凌晨，任振勇接到市疾控中心领导电话。听说涉及学校疫情，他的心里紧张起来，“人群特殊、场所特殊，疫情处理难度大。”疫情防控容不得片刻延误，疾控中心的专家组在接到任务后，两小时内完成集结，赶往东城区处置疫情。
感染来源不明，为防止疫情在校园里大规模暴发，疾控人员必须与时间赛跑。工作人员对两个孩子所在班级的全部学生及家长都进行了采样检测，初步锁定了疫情源发的班级。
疫情溯源的过程颇多波折，“此前在海淀区、朝阳区出现的疫情，均与外省输入的传播链相关。因此，最开始，我们也将东城区疫情溯源的注意力集中在与京外中高风险地区的联系上。”而通过详细流调，病例及其家长与外省疫情的关联先后被排除了。
与此同时，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中。科学的检测结果，在本起疫情的溯源工作中，起到了大作用。
根据市疾控中心3月15日、16日在疫情发布会上的通报，东城区学生病例感染的病毒与本市既往本土和境外输入病例同源性较低，与今年1月国外上传国际新冠病毒数据库的病毒序列高度同源。
“跑赢时间，就是为阻断疫情争取机会。”从疫情发生，到溯源明确，总共用时不到两天。而在这两天里，市区两级的流调队员都没有合过眼。
排查东城区数十所学校学生
阻断线下培训班传播风险
东城区疫情发生之初，情况通报中的感染者活动轨迹曾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发现，确诊的孩子们几乎都曾或多或少参与过线下培训班。而在此后疫情的发展过程中，线下培训并未引起大规模的疫情风险，让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染性强，线下培训班人群密集，感染风险显而易见。“为了及时控制住可能的疫情，我们除了重点排查感染学生的线下培训班外，还全面排查了和平里四小所有学生涉及到的线下培训班。”任振勇说，线下培训班涉及多校学生，存在交叉感染的风险。为此，疾控人员捋着线索，一共排查了东城区十余个街道、数十所学校的学生。
由于工作量巨大，市级流调专家组组织、抽调了东城区疾控中心30位工作人员以及15位社区工作者，第一时间组建现场风险点位排查组，10天内完成病例127个风险点位排查工作，采集高危人群样本963件，外环境样本3354件。
烤鸭店暴发聚集性疫情
连夜摸排800多名高风险人员
有一个地点，是东城区本起疫情传播的关键。那就是位于东直门内北小街的榆乐轩烤鸭店。
根据市疾控中心的通报，感染者50曾于3月7日出现发热症状，未就诊。10日，一行5人前往烤鸭店就餐，后全部确诊，榆乐轩烤鸭店传播链先后致十余人感染。
经现场查看监控录像，疾控人员发现，10日到店的感染者50一行，是在包间内就餐的。“正值首发病例排毒高峰时段，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性确实强，参与上菜、服务的烤鸭店店员都是感染风险最高的人群。”任振勇说，流调人员了解到，餐厅的服务员大多居住在集体宿舍。而由于人员流动性强，烤鸭店主也不能准确说出自己员工的身份、居住信息。
为此，流调组分成两队，分赴不同的宿舍连夜进行流调和摸排，确定该烤鸭店共有24位工作人员，并在第一时间对这些存在极高感染、传播风险的工作人员进行落位管控。
大数据追踪，也在同步展开。烤鸭店未按规定落实健康宝扫码的防控要求，这给流调工作带来了很大阻力。疾控人员需要通过支付记录来筛查风险人员，“大数据筛出了600多条支付记录。但支付记录只能显示付款人信息，同行、聚餐人员的确定，必须通过一对一的电话流调才能完成。”为此，流调组向卫健委借调来60余位志愿者，通宵进行电话流调。
从16日病例确诊、溯源明确，到18日凌晨5时，流调人员共找出了800多名高风险人员。“连夜摸排数据、直接落位管控，避免了高危人群将风险带到社区里，造成大规模的社区传播。”任振勇说。
社会面“清零”背后的艰辛
“感染来源不明的聚集性疫情，在5个病例以内的，给我们48小时。两天不合眼，我们能保证‘理’出个头绪来。”任振勇充满自信地说。
这份自信来自“真枪实弹”的实战经验。今年以来，发生在北京的疫情，溯源时间大多控制在两天以内。
3月18日，是任振勇难以忘怀的一天。那天，桃花已绽放的京城，陡然下起了鹅毛大雪。21时许，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八旬高龄的岳母在接儿子放学的过程中不慎跌倒，摔折了手臂。22时，东城区的疫情防控部署会就要开始了，他要在会上做汇报并布置下一步的工作，难以抽身。
任振勇和爱人都是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医务工作者，异常忙碌。14日接到疫情防控任务的他，将岳父、岳母从石景山接到海淀家中，把上二年级的孩子托付给了两位老人。
岳父母年事已高，将临时照顾孩子的重任交给老人，任振勇本就不忍。风雪夜，老人滑倒导致骨折，更让他心里十分愧疚。此时，妻子也在岗位上不能赶到，任振勇只好将求助电话打给邻居，托邻居帮忙将老人送医。
会议结束，任振勇跟领导请示后，赶回家里。将老人安顿好，已是深夜，7岁的儿子始终没睡，在一旁乖乖等候。“爸爸，你今天能不能不走？”面对儿子乖巧、小心的询问，任振勇不忍拒绝，又没法答应。
“爸爸陪你睡觉吧。”将儿子哄睡，已是午夜时分。看着儿子熟睡中的小脸，任振勇犹豫了。“疫情防控正是关键时期，在家里你也睡不着，不如赶回去吧。”爱人理解的话语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凌晨1时，他又回到了东城区疫情防控的“战场”。
目前，全市本轮疫情已近尾声，严峻复杂的东城区疫情防控在10天内完成了社会面“清零”，交上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东城区疫情的“风波”已告一段落。然而对于疾控人员来说，战疫远未结束，在公众视野之外，他们还进行着大量的工作。“只有把所有风险都排除掉，才算给首都市民一个‘交代’。”任振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