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升结婚意愿 关键在建立性别平等的婚姻关系”

日期:03-26
结婚婚姻

近期,民政部公布的《2021年4季度民政统计分省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创下民政部自1986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

资料图:2月22日,浙江杭州,一对新人拿结婚证和日期数字拍照。中新社记者王刚摄

资料图:2月22日,浙江杭州,一对新人拿结婚证和日期数字拍照。中新社记者王刚摄

根据民政部数据统计,我国的结婚数据在2014年就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为1346.93万对, 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1年又跌破800万对大关。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近年来结婚登记对数屡创新低?应该如何提升适婚人群的婚姻意愿?记者专访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适龄结婚人口基数减少是首要原因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文振表示,结婚对数的减少是多学科都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从人口学来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适龄结婚人口数量的减少,二是适龄结婚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据统计,自2016年开始,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加快,适龄结婚人口,适龄生育女性也在不断减少,这直接导致结婚登记数量的下降。另外,《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我国20~24岁的男女性别比是112.51,25~29岁男女性别比是110.25,在各年龄段性别比中差值较高,在20~39岁的适龄结婚阶段,男女数量相差1534多万。这也意味,男多女少,婚姻配比不平衡的状态没有明显改善。

“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主要人口群体是在1990年代出生和198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那是我国严格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时期,出生人口规模明显小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指出,近年来结婚登记数增幅“由正变负,持续走低”,与适龄结婚群体出生时的人口生育政策密切相关。

(资料图)新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民服务中心内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资料图)新人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民服务中心内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彭源摄

人口流动带来“不稳定”与“不主动”

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们的结婚意愿。人口流动性加大,发展的区域性稳定性减弱,使年轻人“停下来”“静下来”恋爱相处的难度增大。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人户分离人口约有4.9亿人,流动人口为3.8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亿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亿人。

“两人恋爱,特别是建立夫妻关系,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需要双方当事人投入时间、精力去经营,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生活状态的某种不确定性,明显会影响情感状态的稳定与维系。”蒋月指出,不同区域间群体的“谈婚论嫁”,涉及彼此原乡生活习惯的适应与协调以及共同生活、事业的规划与选择,一旦处理不当,亲密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将大大增多,这样会导致恋爱双方的不稳定状态加剧,降低对未来婚姻的预期。

同时,人口流动也使更多年轻人远离原生家庭及亲朋故旧,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催婚”带来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年轻人多持晚婚晚育的观念,加之远离了父母亲戚的催婚和对其相亲交友的安排,主动和被动的婚姻需求都相对减少。对于很多经济独立的年轻女性来说,结婚的发展机会成本加大,进一步强化了她们对婚姻持有‘不积极、不主动’的态度。”叶文振说。

(资料图)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右)向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新华社记者任超摄

(资料图)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右)向一对新人颁发结婚证。新华社记者任超摄

疫情之下婚姻成本与情感失联增加

2021年结婚数的减少,也明显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叶文振强调,随着经济的下行,收入与就业均受到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中结婚需有房有车,这给予年轻人较大压力,婚后的生育成本也使双方对于结婚的考量更加谨慎,“结不起婚”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仍无法纾解。另外,疫情期间,年轻人的情感交流减少,难以准备婚礼及举办婚宴,对婚恋的发生、结婚的择期也会带来下行和推迟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离婚登记数为213.9万对,比去年的登记量(373.3万对)下降了约43%。有专家指出,根据国外经验,离婚率越高的地区,结婚率越低,但因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置,使得离婚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得到“稀释”,有利于树培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

(资料图)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在登记结婚。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资料图)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新人在登记结婚。新华社记者张涛摄

反思现代婚姻思潮构建新型婚姻文化

叶文振总结,随着经济的发展,婚姻观念的变迁以及年轻群体新思潮的更迭,婚姻观念将更加多元、婚姻模式也更加多样。高学历的婚姻机会成本意识,离婚群体的负面示范效应,闺蜜、虚拟伴侣等对婚姻的“替代作用”,还有社会对“迟婚选择”“不婚主义”和“离婚单过”的包容……都在考验和挑战传统的婚姻关系。

“结婚男女对数减少,新生儿数量将相应减少,即使前几年结婚人口中有部分夫妻会有生育安排,但生育率大概率会继续下降。”蒋月强调,结婚数下降导致出生人口减少的趋势如果不发生改变,预计2040年以后,我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社会养老压力加剧等突出问题。

蒋月建议,“提升婚姻意愿,鼓励结婚生育”的多项包容性政策亟待完善。针对疫情对经济等的影响,可以从税收、住房等方面考虑加大公共政策杠杆倾斜,例如,以家庭计税,夫妻二人合并计税或者对已婚人口减免一定税费,家庭购房可以享受更多税费优惠,这样既可以减轻婚姻成本,也发挥了婚姻激励效果。

“同时,政府机关、用人单位、工会、妇联以及社会组织等应积极发挥各自优势,为单身男女联谊创造条件,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更好的服务。”蒋月希望,面对庞大的婚姻服务市场需求,有关部门可以培育、扶持更多的公益性婚介组织参与进来,帮助单身人士扩大交友圈。

“建立性别平等的婚姻关系是提升结婚意愿的关键和根本,建立自由平等、互助协商、共担责任的和谐婚姻文化,同时不断拓展婚姻文明的建设空间,将婚姻中散发的情感、忠诚、责任、信任等美好品德传递弘扬,才能真正增强婚姻的吸引力,让更多‘不愿结,结不起’的年轻人主动走入婚姻,当然我们还要主动做新时代婚姻的倡导者、参与者和建设者,让婚姻焕发出更加迷人的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叶文振说。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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