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基础产业，带有很大的公共性、社会性，农业生产者收入高度依赖政策支持。我国农业资源有限，农民收入长期偏低，增加农业收入补贴力度，是实现农民稳定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正在举行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提议，“健全补贴制度，增加务农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陈萌山。受访者供图
农业增收面临四大困境
陈萌山表示，当前，农业领域的增收，面临着四个主要问题。首先是人均资源匮乏导致自身造血功能不足。陈萌山解释，“我国耕地面积19.18亿亩，户均7.8亩，相当于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也不足日本的1/4。人均土地资源少意味着农民拥有的生产资源少，直接制约了农民经营性收入。同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持续发展，耕地总量减少的趋势难以改变。2019年全国耕地总面积比10年前减少了1.13亿亩，平均每年减少0.5个百分点，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增收的难度。”
其次，面对市场竞争导致的增收受限。陈萌山说，“我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的关税降至15.2%，约为世界平均关税水平的1/4，远低于发展中成员56%和发达成员39%的平均关税水平。同时，在入世协议框架内减少对农产品的直接补贴，并开放农产品市场。因此，我国农产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市场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天花板’，这意味着我国农民难以依靠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实现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年上涨，耕地流转价格不断攀升，雇工难、雇工贵现象普遍存在，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且趋势难以逆转。2019年，三种粮食平均净利润-30.53元/亩，比2015年减少50.08元/亩。”
第三，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收入不稳定。陈萌山介绍，“我国地域辽阔，横跨5个气候区。极易受‘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各种灾害频发、易发，常年农作物受灾面积3亿亩，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超过60亿亩次，防治面积超过70亿亩次。这些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更增加了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成本。”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导致生产生活成本高。陈萌山说，“农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标准偏低、运营管理薄弱，直接制约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2020年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25.12亿亩，有效灌溉面积10.37亿亩，还有接近六成‘靠天吃饭’。此外，农村还存在道路建设、网络建设、安全饮水设备、厕所等生活设施建设不足问题，也增加了农民生活成本。”
六项建议帮助农民增收
农业密切受制于自然影响，且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市场均衡具有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确保务农收入达到相对公平的水平。陈萌山介绍，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利益的保障无法离开政府支持，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把保障农民收入作为农业政策最优先的目标，对农业各领域、全链条给予巨大的补贴支持。OECD国家农民净收入的50%来自政府的补贴支持，美国农民收入超过40%来自政府补贴，韩国、日本农民收入中来自政府补贴比例高达60%。相对来说，我国农民收入中，只有两成来自政府各种补贴，农业补贴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依然很低，增加务农收入更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为此，陈萌山提出了六项建议，以此促进农业增收。
第一，扩增“蓝箱”、做大“绿箱”。陈萌山介绍，按照WTO规则要求，“黄”“蓝”相济、以“绿”为主，重塑农业补贴制度。一方面，扩增“蓝箱”，加快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办法，研究水稻、小麦实施“蓝箱”方案，拓展“蓝箱”品种范围。另一方面，做大“绿箱”，推动补贴方式由生产支持向非生产支持转型，增加绿色防治、保护性耕作、土壤改良等技术补贴，重点支持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向现代家庭农场转型。
第二，加快推进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应对自然灾害影响，实行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是发达国家典型的做法。陈萌山建议，在2021年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产粮大县基础上，2022年覆盖全国所有产粮大县。“十四五”期间，对棉、油、糖等重要大宗农产品全面实施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这样就相当于给我国80%的农作物面积装上了防护罩、兜底网。
第三，支持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陈萌山表示，应支持农产品就地加工，将现在对农产品初加工企业的免（减）税优惠额度，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定量返还的核算依据，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农业主产县市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农业产区兴办农产品加工业，企业用电按农用电计价。通过贷款贴息、项目支持、税收优惠等举措支持产地企业技术升级改造。
第四，建立健全“两个转移”补偿体系。陈萌山建议，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农业大县的一般转移支付力度，使农业大县的大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等投入，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要建立农产品主销区向主产区补偿转移机制，促进主产区农业生产技术装备和产业化水平提升，培育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增强发展能力和致富能力。
第五，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陈萌山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提高建设标准，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再提升工程。借助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道路交通、饮水工程、电网改造、互联网络等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水、气、污染处理设施等突出短板，降低农村居民生活成本。
第六，建立农业生态补偿制度。陈萌山表示，农业农民是碳减排的贡献者，包括大力开展保护性耕作、轮作休耕、减肥减药、滩涂养殖等，这些重大措施显著地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显著地增加了农田土壤和滩涂水域的碳汇功能。通过实施农业生态补偿，鼓励农民持续地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充分彰显“双碳”背景下的农业担当。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