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信不设好友验证，大家可以随时加好友。”2月11日，在山东青岛莱西市举行2022年企业家座谈会上，市委书记周科这样表态。
这是又一位公开手机号、与企业家加好友的市委书记。春节过后，广西南宁、安徽亳州等地100多名官员公布了手机号，其中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党政一把手的电话。
亳州市长邓真晓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与群众联系，方便与企业沟通，这样服务效率会更高。
此事也引发舆论热议。有人担心，该政策能否持续。也有人从管理角度质疑其绕过科层制是否合理。主政官员履职有边界，一者要经民主决策，再者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信息公开角度看，这肯定是好事。信息在传递中漏损比较少，领导可以全面掌握第一手信息。但他也指出，公布电话后，后续能否形成有效的闭环反馈机制，这是关键。
百余官员公布手机号
南宁在《南宁日报》头版公布了46名官员联系方式，涉及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以及下辖区、县市党政主要领导和纪委书记。
亳州公布的范围更大，涉及亳州市委、市政府两套领导班子成员，市委部门主要负责人，市政府主要部门负责人，下辖县区党政主要领导，以及亳芜现代产业园区主要负责人等81名官员。
公开手机号的目的非常明确。《南宁日报》报道，这是当地为优化营商环境出的实招硬招。当地开通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企业可通过电话反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今年1月，在南宁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也曾提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切实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徐海荣是重庆长寿人，先后在重庆、新疆、广西三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工作。曾任过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万州区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
主政乌鲁木齐时，当地就公布了包括市委书记徐海荣、市长牙生·司地克在内的19名市、区（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手机号码。
公布手机号码同样是亳州、莱西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
亳州市委秘书长万瑞年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省里开了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公布手机号也是落实省委的决策部署。他表示，公布手机号其实只是第一步，亳州目前建立了一个流程机制，有民众反映问题，领导会转相关部门办理。相关部门会给民众和领导反馈办理情况。
“在营商环境方面，其他地方能做到的事情，莱西一定也能做到，还要做得更好！”在莱西市企业家座谈会上，周科明确表示，有哪些部门给企业设置障碍，可以直接告诉他们，市委市政府会及时进行处理。
公布手机号成常态
官员公布手机号并不是新鲜事，甚至已成常态。比如，2019年11月，在当时举办的深圳企业家座谈会上，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现场公布了手机号、微信号。
同年11月，时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与企业家们建立微信群直接交流；时任山东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主动向所联络服务的企业家们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并与他们互加微信。
再之前，2017年11月，湖北恩施州利川市向社会公布该市党政负责人、乡（镇）、街道办事处党政主职、市直相关单位70名负责人手机号码；2012年，四川眉山公布时任市委书记等34名领导手机号码。
万瑞年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实际上，领导手机号也不是保密的。过去接访，如果有群众要手机号，领导也会给。公布手机号码也是经亳州市委常委会研究过的。
就信息反馈渠道来说，目前各地开设有市长热线、市长信箱等，为何还要公布官员手机号呢？这会不会打乱原本的工作节奏？
《南宁日报》报道说，公布号码可以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发挥市县两级党政领导高位推动、高位协调作用，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项目落地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还能防止和纠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
以亳州为例，万瑞年对媒体表示，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有着12345热线等渠道不可替代的功能。这有利于领导干部直接听取群众心声、诉求，了解基层干部的工作状况和作风情况。
在亳州公布官员手机号十天后，2月18日，亳州市商务局局长张培阳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称，最直观感受就是畅通了民众、企业反映问题的渠道，更多地了解了他们的诉求。
张培阳说，十天内大约接到40多个电话，其中约一半是想核实电话真实与否，剩下20多个主要反映县区商务部门历史遗留问题，咨询业务办理程序或政策。对反映问题的，已及时转办并跟踪督办，对了解政策的或业务办理的，已组织相关科室进行介绍，符合政策的就办理，不符合的就解释清楚。
避免“高调开端、烂尾收场”
对于多地官员公布手机号的做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值得肯定”。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对官员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时听取群众意见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领导干部能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及时回应企业诉求，这对优化营商环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北京科技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杨志云认为，此举首先可以切实减少信息不对称，吃拿卡要等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监督，从而优化营商环境。其次，彰显了改革的决心，对基层有个示范作用。
不过，竹立家也提到，官员公布手机号并非新鲜事，从以往经验看，一些措施是很难持续的，关键是公布之后怎么办，如何做好“后半篇文章”。
事实上，在南宁、亳州等地公布官员手机号后，就有声音对此政策提出质疑。担心此类举动“高调开端、烂尾收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指出，公布电话后，后续能否形成有效的闭环反馈机制，这是关键。
在杨志云看来，政府官员其实是非常忙碌的，注意力也十分有限，如果都忙于应付接电话，那么决策水平管理水平就可能下降。他认为，公布手机号是以领导的权威去推动基层人员工作，属于压力传导。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竹立家表示，对于社会治理来说，基层才是重中之重。基层人员是服务企业的主体，只有调动基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优化营商环境。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