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罗生门》剧照
电影《罗生门》海报
芥川龙之介
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路过荒山,遭遇了不测。妻子被侮辱,而武士惨遭杀害。惨案如何酿成,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各人提供的证词却各有不同。为了美化自己,减轻自己的罪恶,掩饰自己的过失,人人都叙述各自的故事版本。荒山上的惨案,成了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迷雾。《罗生门》这部经典的意义在于,其犹如一道光,直照人心。
断壁残垣的日本京都罗城门下,大雨滂沱,一派肃杀。12世纪的日本纠察使署里强盗多襄丸、武士丈夫金泽幽魂和妻子真砂的陈述,指鹿为马、各执一词,呈现出关于武士丈夫金泽被杀、妻子真砂被辱的三个不同版本。
这是改编自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莽丛中》的电影《罗生门》故事。
1.
强盗多襄丸杀死武士丈夫版本:觊觎武士妻子真砂的美貌,制服武士后羞辱了他的妻子,起初不愿杀死武士,最后决斗二三十回合用剑杀死。
妻子真砂杀死武士丈夫版本:自己被羞辱,又被丈夫冷酷地鄙视,拿短刀走向被捆绑着的丈夫,随后晕过去了,醒来后,短刀插在丈夫胸口。
武士丈夫金泽幽魂自杀版本:妻子被辱后,准备和强盗私奔,并挑唆强盗杀害自己。最后自己用短刀自杀,昏倒后,有一个人从我胸口拔出了刀,流血而死。
三个当事人都说是自己杀死了武士金泽,包括武士本人。唯一的目击证人樵夫印证了武士是和强盗决斗而死,但影片结尾借流浪汉口说出了短刀是樵夫所拿,虽然樵夫家里有6个孩子,仍坚持收养被遗弃在罗生门下的孩子,但其言词证据的证明力仍将大打折扣。
至于夸大其词、沾沾自喜的捕快,慈悲为怀、叹世风日下的行脚僧,小说《莽丛中》强调妻子真砂性情刚烈和丈夫金泽温顺柔和性格的老妇,其证词不足为据。于是,从言词证据来看,此案终究成了一个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悬案。
作为言词证据,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犯罪现场那种电光石火、你死我活的刹那万劫,万念俱灰、撕心裂肺般的举止失措,走投无路、孤注一掷的铤而走险,都成了案件中旁人无从得知的心理参数。从心理学角度看,心理参数不同,身处现场的每个人的描述都不尽相同,导致真相可能不存在或者真相不止一个。从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过程看,现实世界在头脑里的再现,是由其思想、感情、行为等因素决定的,人们在描述时总是倾向那些符合自己价值观的感受和认识,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信息进行加工筛选,导致“看到的”和经过大脑加工后“说出来”的不尽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趋利避害本性,使得每个人都会对事实进行一定的扭曲,从而让事件趋向于对自己有利。唐朝刘禹锡《竹枝词》云:“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罗生门》导演黑泽明说:“人对于自己的事不会实话实说,说自己的事的时候,不可能不加虚饰。这个剧本描写的就是不加虚饰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甚至可以这样说:人就算死了也不会放弃虚饰,可见人的罪孽如何之深。这是一幅描绘人与生俱来的罪孽和人难以更改的本性、展示人的利己心的奇妙画卷。”
众人看见的都是皇帝的新衣,只有那孩子说出了皇帝一丝不挂。从人性的“恶之花”来看,拨云见日,我们会发现三个当事人都隐瞒了部分真相,说了谎话,竭力为自己辩护。
2.
强盗多襄丸承认杀了武士,但侧重于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有正义感、武艺高强的人,极力强调自己是避免杀人的。他杀人是垂涎美色,而且用公平的决斗方式杀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妻子真砂主动揽责杀夫,是因为她不仅遭受到了强盗的肉体侮辱,更重要的是她遭受到了丈夫的冷酷蔑视;她能忍受强盗的羞辱甚至可以和强盗私奔,但是绝不能忍受丈夫的羞辱,只有杀了丈夫后自决,才能摆脱耻辱。但是她毕竟是个弱女子,所以她昏了过去。她把自己装扮为一个悲惨、贞烈、知“耻”雪“耻”,但又羸弱的可怜女子。
武士金泽自杀说。作为武士,如果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自己还被别人所追杀,就是耻辱;若被真砂这样的女人所杀,更是奇耻大辱了。所以,只有自杀才能让他维护颜面与尊严,保持了一个清高刚直的武士形象。
而樵夫的描述却回避了他拿走现场那把价值不菲的镶嵌珍珠的短刀事实。
罗生门下无真相,真相只在那莽丛中;罗生门下有真相,真相就是趋利避害的人性。
所以,真相并不重要,电影《罗生门》本身不在于探究案件真相,芥川龙之介的《莽丛中》也不是推理小说。蔷薇花上有刺,倒不如说蔷薇花开在荆棘上更为动人。芥川龙之介并没有采取传统作家惯用的“全能全知上帝视角”的写作手法,洞悉一切、探究真相,而是以纯客观的角度叙述,让读者自己寻找和解读真相答案。
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创始人霍姆斯有名言“法律的生命一直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对待法律不能像对待“仅仅包含公理和推论的数学教科书一样”。不能简单机械判断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充分运用文化的底蕴、学识的力量、经验的历练、道德的标尺综合判断。其中文化和学识是经验判断的基础,道德良知是基本要求。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易经·说卦传》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从文化角度看,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文化元素,却消化得支离破碎、别成一体。在日本,报恩有义务和义理两种方式,其中义理尤有日本特色。日本人在实现义理相报时,在强烈的献身精神和一蹶不振的颓废精神之间首鼠两端,以至于一方面孜孜以求、奋不顾身,另一方面当不能实现目标时,则是不断地自杀自尽、自取灭亡,视自杀为尽忠、尽义务、尽义理。在妻子真砂眼里,洗刷“耻”而杀人或自杀,是符合“义理”、值得敬重的,所以她需要杀人或自杀。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日本文化则是“耻感文化”,有强烈的少年不成熟情结。“罪感文化”中人心有道德的绝对标准,违背了,就会感觉有罪。而“耻感文化”则是依靠外来的强制力,凡是受到外来侮辱、嘲讽、玷污就是“耻”,就需要义无反顾、舍身捍卫。他们看不起受到侮辱时的容忍退让、以德报怨。芥川龙之介在《侏儒的话》中曾说:“盲目屈从道德的人,不是胆怯就是懒汉。”由此,也就理解了作为武士的丈夫金泽,妻子被当面羞辱,自己又被追杀,对这种“耻”只能做出自杀的陈述。
作者本意不在探究案件真相,所以,电影和小说并没有涉及如何判案定罪问题,但是其中的文化理念、伦理道德、是非曲直已经昭然若揭。这种建立在“耻文化”基础上的执法司法理念,必然与建立在礼法合一、经义决狱、天人合一、原心论罪基础上的中华古代文化理念截然不同。
3.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原著小说《莽丛中》没有着墨风花雪月、顾盼生情之邂逅,伉俪情深、举案齐眉之情深,出水芙蓉、俏皮娇羞之美貌,芥川龙之介单刀直入,椽笔刻画,直透人心。他不但是一名杰出的作家,更是个博学之士。但他自己却饱受神经衰弱、皮疹、胃痉挛、肠炎、心跳过速等病的折磨。芥川龙之介1927年自杀身亡,年仅35岁。他的自杀不同于武士金泽的自杀,他怨恨自己“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痛苦自己看到了人性“风月宝鉴”背面的骷髅,寻求极端的方式解脱自己西西弗式的推石上山的困境,终止了自己对人性、对人类灵魂的拷问和探索,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日本文化伦理。
尼采说:极端的行为来源于虚荣,狭隘的行为来源于恐惧。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说:智极成圣,情极成佛。圯桥进履,竹林逢猿。文王拘而演《周易》,孙子膑脚而兵法修列,司马迁遭宫刑遂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诸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华典范,无不“瘁以成文之珍,厄以致高远之势”,衔明月之珠,翔青云之志,体现中华文化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庸修身、以德为本、内圣外王、奋楫扬帆精神的强大生命力。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无不宣示着矢志不渝、人定胜天的豪迈,昭告气吞山河、“携泰山以超北海”的磅礴伟力。
“罗生门”与其说是建立在日本京都,毋宁说是建立在整个地球;那莽丛,与其说是案件的莽丛,毋宁说是人性的莽丛。
《源氏物语》源氏公子对六条妃子说:“伊有金的炽热,伊有银的柔软,伊来自天堂,伊来自地狱。”罗生门里不是地狱,罗生门外也不是天堂,罗生门下是人性。我们几乎接近了问题的核心,探索刚刚开始。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盛宴之后,泪流满面。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趋善避恶,自强不息,方能不求玉获石、骑豚逐羊,实现真正的人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