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2年极端天气还会时常发生吗？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最新的《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基于对约1000名专家和领导人的调查，报告认为气候行动失败、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位列未来10年全球十大风险中的前三名。
回顾2021年，人类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削减煤炭首次写入了气候公约，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
但这些还不够。世界各地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的脚步没有停止，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也没有到位。还有人因受气候变化影响，不得不流离失所，远走他乡。
新京报记者对话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室研究员张永香、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转型研究计划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以及联合国难民署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安德鲁·哈珀（Andrew Harper），共同探讨未来气候危机将对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应对气候危机，我们仍任重道远。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室研究员张永香。受访者供图
牛津能源研究所能源转型研究计划主任詹姆斯·亨德森（James Henderson）。受访者供图
联合国难民署气候行动特别顾问安德鲁·哈珀（Andrew Harper）。受访者供图
未来极端天气出现将更加频繁
新京报：回顾2021年，全球范围内都是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并且带来了不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你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威胁？
张永香：气候变化看上去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但气候变化带来的恶劣影响一直都在，更多是通过极端天气事件来显现的。比如高温热浪带来的致死率升高、近几年我国暴雨频次增加等，此外，气候变暖也会导致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增加。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不仅来自于气候变化本身，也交织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中。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水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安全等问题会更加复杂。从宏观上来看，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一些对国计民生、对外合作、区域重大战略等造成重大影响的复合风险。
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极端性的事件，加强前瞻性的防范，避免出现极端性的突发气候变化灾害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新京报：2021年的重大气候灾害反映了全球以及中国气候变化的什么趋势？
张永香：全球升温幅度主要取决于人为累积二氧化碳的排放，就算我们现在立刻停止二氧化碳的排放，已经累积的二氧化碳还是会造成温室效应，全球地表气温仍将上升，气候变化仍将持续。
2021年8月9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瑞士日内瓦发布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气候变化2021：物理科学基础》，该报告再次肯定了人类活动对当前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人类活动对热浪、强降水等极端事件影响的归因证据增强。
这份报告指出，自19世纪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1摄氏度，而在未来二十年则继续升温，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1.5摄氏度。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出现将变得更加频繁。
从我国未来三十年的气候变化预测来看，极端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会增加，部分地区的气候灾害和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2021年11月6日，人们在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参加集会，号召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减缓气候变化需全球携手应对
新京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缓和适应两方面，你认为目前做得如何？未来如何加强？
张永香：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应达到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5%至40%，这对有效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至关重要。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并没有完成这个指标，实际和理想状态存在差距。
和减缓相比，对适应的关注度相对更低一些，适应也难以总体量化。从资金方面来看，现在我们有限的气候资金只有20%左右用来开展气候适应行动，而目前全球的适应工作和我们面临的风险相比远远不够。
未来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控制温升。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基本原则，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减排力度，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留出空间，这样全球才能共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在适应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气候资金也一直是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争议话题。去年发布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提到，要敦促发达国家向脆弱国家提供的气候适应资金在2025年较2019年的水平翻一番。此外，还提出发达国家要加大对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投入，以响应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求，帮助发展中国家在长期战略上逐步实现低碳转型并提高气候适应的能力。这都是未来需要加强的方向。
新京报：2022年，COP27将在埃及举行，会议在非洲国家举办是否会影响COP27即将讨论的议题？
张永香：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地点的确会对会议最终结果产生影响，埃及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这场大会的东道国，自然会把适应和资金议题作为重要议题来推动。这场大会势必会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动员各方行动、落实《巴黎协定》，同时也是一个审视气候变化对非洲影响的重要机会。
资金事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缔约方尚未实现之前的政治承诺。既然这个问题在COP26上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开展这些工作，是COP27将要讨论的热点话题。
政府需鼓励储能技术的发展
新京报：2021年年末，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遭遇能源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亨德森：能源危机根源为其市场供不应求。2021年很多国家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速度极快，因此各种能源需求迅速上升，使供应方措手不及。
而煤和天然气的供应出于各种原因不稳定：有一些是天气原因，有很多煤矿被淹，还有一些故障维修问题。石油市场供应也有所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当时一直在限制供应。
新京报：能源危机发生在全球推动能源转型期间，有人担心，气候政策或一定程度导致能源危机，你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亨德森：2021年第三季度，风力低、风能供应减少，这是人们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直接原因。能源转型下，全球范围内煤炭正在以不同的速率被淘汰，燃煤发电厂减少，所以当可再生能源供应出现问题时，我们的备用能源减少了，能源市场供不应求。
人们开始意识到可再生能源的供应是间断的，在不刮风、不出太阳的情况下，我们也无能为力。但不应该因此停止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仍然是长期发展的方向。在目前往绿色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比重越来越大的过渡期，政府需要确保其他备份能源充足，并发展能源储备技术。
在这一不稳定时期内，政府需要鼓励其他备份能源生产。人们一直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关闭煤炭发电厂，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天然气生产商的立场。天然气也是碳氢化合物，在某个节点天然气也会被淘汰，所以天然气生产商不愿意在液化天然气工程上大量投资，政府应该确保为他们提供足够动机，为能源市场提供足够备份能源。
另一方面，长期来看，可再生能源供应永远会是间断的，政府需要鼓励储能技术的发展，包括电池、氢储能、抽水储能等技术。
电池技术发展迅速，成本也在降低，但电池只是短期解决方案。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储能方式在发展中，比如说利用化学溶液储能，或氢储能，但后者还处于非常早期的发展阶段，这些都需要时间。
2021年11月3日，英国格拉斯哥，从格陵兰岛送到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一座冰山，以提醒COP26与会者气候危机的严重性。图/IC photo
全球能源转型发展速度极快
新京报：如今全世界还陷在新冠疫情之中，在兼顾防疫、保障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各国应该如何调整能源政策以应对能源危机？
亨德森：长期来看，各国政府应鼓励绿色能源发展，将其包括进其能源经济中，这对经济和环境都有益，但这是一个长期目标，我们还有一些短期障碍。
短期来讲，各国政府需要做且正在做的，就是尽力将资金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以确保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能源供应。其次，政府需要确保在过渡期内，现有能源系统不会崩溃，即鼓励各能源供应商（包括天然气和石油供应商）持续生产，或保证一定水平的储能等。此外，各国政府还需要推动设置碳定价，让各公司在做出经济决定时将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最终鼓励绿色能源技术的投资。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距，在很多国家面临减少碳排放量议题的同时，有些国家则在想办法获取能源，这也是COP26重点讨论的内容。
新京报：你会如何评价目前全球的能源转型速度？
亨德森：现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速度极快，但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是个很容易让人抑郁的话题。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报告，距离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1.5℃前，我们大概还有10到15年，这段时间是不够的。
但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也在发展，其成本大大降低，很多国家，比如中国、德国的风能、太阳能等行业迅速发展。而且很多地方也开始重视能源转型。去年11月我也参加了COP26，很多政府、公司都在认真对待全球变暖，而且他们也知道股东、消费者、利益相关者都希望他们能认真对待这个议题。
在能源转型上，我们仍然有很多阻碍，环境、经济甚至政治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就像是半杯水，它可能是半空也可能是半满的，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水杯是半满的，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但至少事情进展的方向是对的。
“气候难民”的今天可能是我们的明天
新京报：生活在哪些地区的人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
哈珀：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区别在于当地居民能否减轻或适应其影响。越是脆弱、贫穷的群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差。
在非洲地区，南苏丹近期遭受洪水侵袭，肯尼亚正在经历干旱，气候变化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萨赫勒地区出现冲突，当地不断竞争资源，这都让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新京报：有时人们会因气候变化问题背井离乡，跨越边界去其他国家寻求庇护。“气候难民”在国际法律体系中被承认吗？
哈珀：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的难民身份其实并不涵盖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气候难民”这个词形象指出了这些人并非因为自身过错而搬迁，他们需要保护，只是这种保护不能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框架下获得。我们正在与机构、政府合作，试图在现有的国际或地区公约的范围内，找到合适的方法，为他们提供保护。
而且气候变化并不一定是导致民众逃离的最主要原因，它与当地暴力冲突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该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对驱动他们离开家乡的原因有深层次的理解。
新京报：如果“气候难民”问题不得到恰当地解决，人类社会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哈珀：“气候难民”今天所面对的问题，都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的挑战。也许我们现在能维持正常生活，但未来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此我们要深度理解并参与到解决气候危机的努力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全球气候危机已经呈现出“红色警戒”，但它还是没能得到足够的关注，不能等到所有人都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时，才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新京报：目前，在帮助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群体方面，国际社会有哪些系统性措施？
哈珀：气候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危机。气候危机还与其他不稳定因素综合作用加剧了冲突，增加了社群的脆弱性，导致环境不再宜居，致使民众流离失所。
联合国难民署提出“气候行动战略框架”，其中涵盖三个方面。首先是政策方面。先了解群体需求，再与政府和地区机构展开合作，制定政策增强他们为民众提供保护的能力。
其次是操作方面。如果存在数千万的难民，出于生存需要，他们会砍伐树木，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减少他们的碳足迹。例如，减少对森林的破坏，考虑使用可再生能源，提供绿色工作岗位等。
最后是减少我们自己的环境足迹，用可再生能源替代柴油发动机，工作人员节能办公，改变供应链，提供环保、可再生的物资，降低运输成本等。
让身处气候变化最“前线”的民众发声
新京报：你在去年参加COP26的时候，也强调了气候变化对流离失所者的影响，应该如何推动各国将言辞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哈珀：援助的实际行动不够，很多政府做出承诺后，却难以实际履行。但至少现在这些问题被拿出来讨论。在我参加COP25的时候，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在日程上，所以这个问题在格拉斯哥被提出，本身就是一个显著进步。
推动各国政府决策，让身处气候变化最“前线”群体发声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在国内无法受到保护，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还要抛下一切远走他乡。对联合国难民署来说，我们的工作不只是为他们提供帮助，更要让他们的处境为世界所知。未来各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主动，而不是试图掩盖或忽视气候变化的影响。
新京报：在2022年，COP27即将在埃及召开，第五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大会也将在多哈举办，对于未来即将举办的关键会议，你有哪些期待？
哈珀：我认为此前的会议总是缺乏“气候难民”、气候脆弱群体的声音。他们只占全球排放量的一小部分，却不成比例地受到气候危机的极大影响。埃及也是身处气候危机“前线”的国家之一，COP27也给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声的机会。
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不只一个国家，我希望他们能聚集在一起，统一提供关于“前线”影响的证据，明确表达需求并制定行动计划，甚至为不同受影响的社群提供不同援助项目选择。我期待这些会议不只停留在谈论情况有多糟糕，而是真正提供解决办法。
新京报记者栾若曦侯吴婷王景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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