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预演了未来世界，虚拟现实中人类会更好吗？
新冠大流行和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面对面的交流接触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可怕的行为。为了让人们远离感染的风险，并防止大面积的感染造成的卫生系统的不堪重负，在许多国家，餐馆、咖啡馆、音乐厅和其他对繁荣的城市文明必不可少的文化设施，被关闭了长达一年之久。生活退回到家庭中，足不出户成为常态。
疫情期间的封锁状态，依靠网络的在线工作场景，无需进入实体店的网上购物体验，在不冒险外出的情况下自娱自乐，最大的赢家是亚马逊、苹果和网飞等公司，它们的市值在新冠危机期间不断地飙升。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恰恰依赖于减少实体互动和消除面对面会议的现实需要。新冠疫情使许多活动转向互联网的线上活动，例如，医疗问诊实现了远程在线服务。因而，疫情大流行让数字领域的巨头们获得了一个机会，得以对虚拟世界如何影响现实世界，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实验。
2021年1月20日，德国亚琛市，伯利恒医院的医生与亚琛大学医院的医生通过远程医疗系统，讨论针对新冠患者的治疗方案。
要了解为什么数字经济与保护人们免受面对面互动的需要齐头并进，重读法国经济学家让·富雷斯蒂埃（Jean Fourastié）1948年的开创性著作《二十世纪的伟大希望》（The Great Hop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会有所帮助。富雷斯蒂埃对未来世界进行了乐观的展望：在耕耘土壤的农业社会和与物质打交道的工业社会之后，服务社会中的人类最终将耕耘自己，教育、健康和休闲将成为新世界的核心。
“第三产业文明将灿烂辉煌，一半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将享受高等教育的优势。”富雷斯蒂埃写道，“在几代人之内，即使是低技能工作的主动性，以及交通工具和休闲活动的多样性，都会有利于人类的个人主义倾向。”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时代即将到来：历史已经进步到足以让人类合理地努力阐述新时代的哲学，并在一个不那么压抑的黑暗中努力实现戏剧性的诞生。机器要将人类从‘非生命体’就可自主完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我们引向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工作：智力培养和道德提升。”
转型成为一个“人性化”社会这一观点得到了诸多人的评论。在1930年代成为法国首位社会党总理的利昂·布卢姆（Léon Blum）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此书出版时写下了一段精彩且直指核心问题的评论。此书预测到了一个没有经济增长的世界。富雷斯蒂埃确信服务型社会不会受制于科技，而科技最终会让经济增长消失。如果一个人所能出售的商品是他与别人相处的时间，那么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受限于人拥有的时间。
疫情期间，亚马逊、网飞等公司成了大赢家。
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鲍莫尔成本病”，这是由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和威廉·鲍文（William G。 Bowen）在1960年代创造的经济术语。无论是医疗、教育还是表演行业，相当于鲍莫尔提出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中的停滞部门，这是服务行业显著特征，靠的是人的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服务，劳动效率难以提高。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所有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将缺少规模经济，从而无法让某个供应商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客户。规模经济的概念，即企业可以在保持成本不变或只增加一点成本的情况下增加产量，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它让一家企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客户群越大，其业务就越繁荣。否则，超过一定规模，公司就会陷入停滞。
服务业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需要能使产品受众群体数量级剧增的新兴科技。例如，电影和电视技术让比以往更多的观众能看到演员们的表演。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经过大量的反复试验，才找到了解决成本问题的方法。这也就是当下新兴的数字社会：当我们将人类个体的健康和欲望等肉体和精神的信息转化为数据集，人类就可以成为数字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我们可以被算法管理，为了实现“效率”，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可以被其他数据位处理的数据位。
人工智能软件将为无限数量的客户提供治疗、咨询和娱乐，只要相关信息事先已经数字化。当我手腕上的手表分析我的生命体征时，算法可以为我的健康问题开发定制的解决方案。2013年的预言电影《她》描绘了一个拥有情感能力的人工智能，“她”有着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迷人的声音，同时和数百万人谈情说爱。这就是《数字化人类》（Homo digitalis）所发出的憧憬：一个从人体极限中解放出来的世界。
正如富雷斯蒂埃预测的那样，人类是服务社会的核心，但为了满足当今对增长的永不枯竭的渴望，人类必须首先实现数字化。新冠大流行清楚地表明，一旦人们摆脱了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在线实现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显然，最大的问题是，数字化治疗是否会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机器人会取代人类并导致人类因此陷入贫困吗？工业流水线工作是否会通过脸书和网飞让位于思想的泰勒主义？让人类陷入一种思想上的“标准操作方法”？
通过历史时间的不断轮回，数字世界正在取代工业世界，而工业世界的老问题也正在数字世界中重新浮出水面。因此，我们是否必须重蹈旧世界的每一个阶段，包括道德破产、金融危机和经济不安全，还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到2022年，我们可能就会有答案了。
文/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
（作者系巴黎经济学院校长、董事会主席，最近著有《不光彩的年代》。本文改编自本书）
责任编辑：王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