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汉陵考古队队长：霸陵的发现，补齐汉皇陵发展演变关键一环
汉文帝霸陵位置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根据此前相关史料的记载，霸陵的位置一直被定位在江村大墓以北两公里的“凤凰嘴”。
日前，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公布，陕西西安江村大墓确认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自1966年起，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就开始了。而从2006年至今，随着考古证据和线索的进一步搜集，江村大墓终于找回了自己原本的身份。
霸陵的位置为什么会出现偏差？这次发掘考古队经历了什么？发现了哪些新证据？出土了哪些珍贵的文物？新京报记者连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揭秘考古工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寻找霸陵的意义。
日前，陕西西安江村大墓被正式确认为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江村大墓外藏坑内有大量陶俑，据考古人员统计达到了上千件。图/ICphoto
从“凤凰嘴”到“江村大墓”，多项证据锁定霸陵位置
新京报：此前的文献记载，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如今的考古发现予以否认，确定是在江村大墓，为什么古代记载会出现这种差错？
马永嬴：首先与汉文帝本人有关系，他比较节俭，临终遗诏霸陵不起封土，当时的地貌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让人工修建一些东西去改变它。而典型的西汉帝陵，地面有高大的封土，目标很明确。
东汉之后，一直到隋唐的这段时间，没有机构来专门管理汉文帝的陵寝。中国古代的典型建筑都是土木结构，时间久了，没人管理，就整个坍塌了。废弃之后的地面，如果没有高大的封土，就会和当时的地貌浑然一体。之后随着地形、地貌的变迁，加上老百姓耕种，也就导致墓地的地点越来越不清晰。
到了唐宋时期，有史料记载，汉文帝陵在白鹿原上，但没有指明具体地点。直到元朝，学者骆天骧提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一说。此后，世人就延续了骆天骧的这种说法。
但就后来的考古探测情况，我个人认为，骆天骧当时的这种表述也是推测的。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确定了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有哪些证据？
马永嬴：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需要大量的证据来证明。多次的考古调查勘探，都是在搜集证据。
首先，考古调查发现江村大墓的位置非常特殊，在它东侧距离很近的地方，是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的陵墓，可以把它作为衡量的坐标。然后南侧稍微偏西南的方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因为两人与汉文帝的特殊关系，所以说，江村大墓的位置非一般人能葬在这里。
其次，从考古勘探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江村大墓的墓葬形制是“亞”字形，这种墓葬形制在西汉是最高级别的。
还有就是墓葬的规模很大。江村大墓和窦皇后墓的外围都有一道道外藏坑，这是皇帝皇后陵墓安放陪葬品用的，这些外藏坑中，有一条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这些象征三公九卿的官署机构围绕陵墓转了一圈。
所以将墓葬的位置、形制、规模、外藏坑、陵园设施等证据综合起来，就能确定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的霸陵。
在2017年，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证据。江村大墓和窦皇后墓相隔很近，在江村大墓和窦皇后墓的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一道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60米的夯土围墙，这个围墙把江村大墓和窦皇后墓围合在一起。西汉皇帝皇后陵实行同茔异穴的典型葬制，这条大围墙的发现，证实江村大墓的主人和窦皇后共处一个大陵园，即“同茔”，两人一人一个墓穴则即“异穴”。
霸陵出土文物虽然朴素却包含重要历史文化信息
新京报：能否简要介绍下这次发掘汉文帝霸陵的过程？
马永嬴：实际上，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工作不是靠这一次考古完成确定的。考古工作需要很多人的研究成果，慢慢积淀起来，形成最终的结论，结论包括确定霸陵位置、墓葬形制等。
2006年到2009年，江村大墓这一块出现了盗墓的情况。当时，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受命来做抢救性的考古工作，实际上这一次就已经发现了江村大墓，也为后面确定霸陵的位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另外在2011年到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汉陵考古队，进行整个西汉帝陵的遗址考古工作，对霸陵、南陵做了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这段时间是由焦南峰研究员领队。
2017年，我接任汉陵考古队队长，继续开展霸陵、南陵的考古工作。而这次的成果实际上都是前人工作成果的积淀，到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新京报：考古队这次发现了哪些文物？
马永嬴：很多人都希望这次能像海昏侯墓那样挖出很多宝贝，有大量的金子。但非常遗憾，这次的发掘从文物质量上来看，没有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精美华丽，这与大众的期望值会有很大落差，但实际上也与当时墓主的个人情况有很大关系。
汉文帝是一代明君，缔造了文景之治。他本人非常注重节俭，而且是身体力行地提倡节俭。临终时下了遗诏，要求节葬。“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意思就是霸陵不起封土。这也是后来找不到霸陵准确位置的原因之一。没有高大的封土，就很难找到目标。
他还要求建造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陪葬品全部要用陶器来配，不能把金银珠宝这种珍贵的东西陪葬进去。这就是这次没有像海昏侯墓那样发现那么多“宝贝”的原因，也印证了他当时要求薄葬的一个历史记载。
新京报：就目前发现的这些文物，都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马永嬴：文物价值的判断，不在于本身材质的好坏，它的价值里包含了历史文化信息。文物虽然看着很朴素，但是也非常重要。比方说这次出土了大量的裸体陶俑，这种陶俑实际上当时是穿着衣服的，是陶塑的躯体、木质的胳膊，根据身份穿着衣服。从雕塑美术，包括欣赏的方面来讲，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另外，“俑”还具有社会历史进步的意义。古代特别是商代，实行的是非常野蛮的人殉制度，就是王孙贵族去世了之后，会把他生前的一些大臣、仆从、嫔妃作为陪葬。陶俑殉葬最大的意义就是代替了野蛮的人殉制度，对古代丧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也是整个社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人道的表现。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文字印章，例如“仓印”和“中司空印”等。这些出土的印章，既是研究西汉印章文字的最新资料，也是研究西汉时期字体演变的资料补充。
希望能建遗址博物馆，让更多人领略汉文化
新京报：有专家表示，霸陵位置得到明确，也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你怎么认为？
马永嬴：从考古学研究来讲，汉文帝霸陵陵区的布局、形制，反映了非常关键的发展演变。汉武帝时，西汉社会走向鼎盛，此前经过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过渡时期——文景时期。整个国家的制度治理体系，包括思想观念，都有非常大的转折，肯定也相应地涉及了陵墓制度的演变。
从这个研究来讲，在找到汉文帝霸陵确切位置之前，整个发展演变的轨迹缺少了中间变化这关键的一块。所以这一次确定了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之后，围绕江村大墓，基本上就能搞清楚整个汉文帝霸陵的布局和形制。从研究意义以及学术价值上来讲，它弥补了发展演变的空白期。
新京报：你说过希望未来能在霸陵建造遗址博物馆，用于保护和展示霸陵、南陵的发掘成果，能否介绍下相关计划？
马永嬴：这实际上是我的个人愿景，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汉文帝勤政廉洁、提倡节俭、以身作则，包括他的孝道，他对母亲非常孝敬，是古代唯一入二十四孝的皇帝，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文物来看，也印证了他的这些作为不是作秀，是与史书记载基本相符的。他本人当时的施政，包括人品，对现实社会有非常大的意义。
依托这次的考古成果，建遗址公园或者遗址博物馆的话，可以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来领略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新京报记者张建林姜慧梓张畅实习生江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