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原副市长思考合肥模式:我们过去长期低估了合肥这座城市

日期:12-05
合肥市深圳市安徽省

原标题:深圳原副市长思考合肥模式:我们过去长期低估了合肥这座城市

安徽省会合肥近年来被外界解读为“最励志、逆袭最成功的城市”。从经济数据方面来看,合肥从2000年之前的排名全国90位左右,到2020年位居全国第20位,整整前进了70位。

一时间,江湖上到处流传着合肥的各种传说:“最牛风险投资机构”“合肥,一座‘伪装成城市的投行’”等一系列解读“合肥模式”的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今年11月27日,在深圳举行的一场“走进顶级商学院系列活动”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发表了主题演讲《推动转型与创新增长的政策体系研究》,从他熟悉的深圳的视角分析了“合肥模式”。

唐杰发现,将美国上市公司和我国上市公司对比,会发现明显不同的特征。美国的信息技术、通讯服务、医疗保健占比较高,在我国这些领域占比却偏低,而金融、资源类企业占比极高,等于是谁占有资源,谁就可以获得激励,对于创新的激励是不够的。

唐杰认为,我国要建立创新型国家,但如今大量的科学研究却和产业无关。因此在《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当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科学体制改革,让大学、企业、政府能够一体化地相互围绕创新。合肥的模式,或许就可以作为案例参考。

2000年,作为安徽省会的合肥,人均GDP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如今的合肥GDP总量已经超过万亿,人均GDP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

合肥为何能够在二十年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正在于其政府将产业与科学的有效结合。

对此,唐杰举了合肥最经典三个案例:与京东方合作,做显示技术;与蔚来合作,做新能源汽车;与长鑫存储合作,建设中国最大的储存芯片生产基地。这样的能力并不是合肥“突然具备”的,而是合肥长期以来的厚积薄发、以及科学的决策制度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强大的科技实力,来自于合肥扎实的科学产业。

合肥怎样突然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唐杰分析:“大家到合肥去,可以看到合肥是我们过去长期低估的一座城市,它是中国的国家科学中心,它有中科大、有12个所,全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38个重大装置当中,有8个在合肥,这是一个科学家云集的城市。历史阴错阳差把中科大送给了安徽,安徽省会搬迁就到了合肥。他们讲故事,说中科大搬迁的时候,一路上很多地方想要,最后凑凑不够粮票,养不起几千科学家,在郑州停留了两天,郑州没凑齐粮票,到了安庆,安徽领导人说我再穷,我要把粮票凑齐,你就不要走了。然后用了安庆一个师范学院的校址,后来才有了中科大。阴错阳差,50年前一个历史的误会,它从北京出走,落到合肥,合肥因此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

对比深圳与合肥,唐杰提出:“咱们(深圳)现在只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先进技术研究院,还没到重大。现在深圳只有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鹏城实验室,那是深圳自费闹革命闹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没有说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地方提议、地方掏钱,打了三年游击战,然后就变成国家的了,而且只有一座,大家可以看合肥有多少。”

当然合肥还有一个特点,合肥在大规模科学研发上的投入极高。

唐杰总结:“我们看一下合肥是怎么变化的,大家看这个位置就知道,显然比我们深圳这个位置好,我们这个位置还不比长春好,长春距离中国主要消费中心的位置比深圳还要近,深圳的区位是出海最好的,开放大循环最好,但你要走向对内和对外两个循环,看起来还是合肥更好。”

“合肥是一个什么地方?15年前合肥是没有铁路的,合肥要上铁路,从合肥出去,坐省线,到蚌埠才能转国家铁路,而现在合肥拥有了米字型高铁线路,大家想一想深圳有几条高铁呢?合肥还马上要变成12条高铁的汇集地了。在高铁时代,一座城市因为高铁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空间位置,合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唐杰认为。

而对于合肥科学决策制度的认识,则来自唐杰一段与合肥交流的经历。

唐杰在演讲中介绍:“我去合肥,合肥人跟我说所有重大项目不仅仅是政府决策的,也不仅仅是市委决策的,不仅仅是人大常委会决策的。政府项目引入之后,要报给市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审完之后报给主任办公会,主任办公会以后给常委会。我就特别好奇,你们不嫌这样的流程很长吗?他说不长,我可以平行就报了。我说报了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人大财经预算委有大量社会人士,主任办公会里面有大量从政府出来的老领导,人大(常委会)常委则是三类人:政府部门、大学和金融界/产业界。为什么合肥的项目相对成功呢?这就是成功的关键:广泛地征求意见,最后还要通报给政协,能够明确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建立一个科学的决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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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德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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