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年两位中国留学生遇害，“暴力之城”芝加哥有多危险|新京报专栏
美国当地时间11月18日，芝加哥大学在校内洛克菲勒纪念教堂举行了中国留学生郑少雄的追思会。当晚，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赵建同芝加哥大学校长阿利维萨托斯教授通电话，强烈谴责暴徒滥杀无辜的凶残行径。
此前，当地时间11月9日，在该校附近发生的一起恶性持枪抢劫案中，来自中国四川的留学生郑少雄被劫匪枪杀，年仅24岁。同样是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范轶然也在今年1月被枪击杀害，客死他乡。
而就在此次凶案之后不久，刚刚过去的上个周末，再度成为芝加哥市的“血腥周末”——当地时间11月13日至14日，短短两天时间里，芝加哥再次发生了四起命案、十多起枪击案，导致4人死亡、17人受伤。
连续发生的血腥事件，引发了人们对这座历史悠久的“暴力之城”的再次关注。
“暴力之城”，人人自危
事实上，尽管11月13日至14日这两天时间里死伤超过20人，但在芝加哥，却仅仅是又一个“常规周末”——这意味着枪击、暴力和命案。
本地媒体照样使用了诸如“周末枪击暴力事件”之类惊悚标题，芝加哥人也照样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因为，大抵每周都是如此。
而这在今年一系列“血腥周末”中，还算是“温和”的。此前一个的“血腥周末”，共造成10死、42伤，而2021年迄今最血腥的“血腥周末”，则发生在7月4日。这一天，芝加哥全城共有104人中枪，其中19人死亡，受伤者中未成年人多达13名。
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是美国国庆日，著名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正在芝加哥远南区举办以“放弃枪支、远离暴力”的大型集会活动。
9月下旬，由联邦调查局（FBI）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芝加哥凶杀案共造成772人死亡，较2020年的496人增加56%，远高于全国同期命案30%的上升率。
尽管芝加哥非裔女市长莱特福特竭力为自己和芝加哥警察辩护，称“今夏芝加哥谋杀率可能下降了23%”，但这显然并非事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援引芝加哥警察局自己的数据显示，2021年截至9月共发生枪击事件2600起以上，同比增加10%。
更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市政府一再强调的“非命案发案率下降”也未必是事实。同一组统计显示，2021年1月至9月，芝加哥市中心共发生1369起抢劫案，同比增加9%；同期共发生1293起劫车案，而2020年同期为939起。
芝加哥市议员霍普金斯指出，阴魂不散的“暴力之城”恶名和周而复始的“血腥周末”，让芝加哥商家和知名企业人人自危，纷纷撤离。这其中包括经营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肯·格里芬，他已将自己的投资公司总部从芝加哥搬去了纽约。
此前，芝加哥地区商会会长拉文一直希望通过将电影业引入芝加哥，带动该市恢复景气，但这一计划如今正因“暴力之城”的恶名裹足不前。
而那些更在意社区安全的“窗口商家”撤离速度更快，许多商业街好不容易在新冠疫情后恢复一些“血色”，如今又门庭冷落车马稀。
旧伤新病，创痕累累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位于密歇根湖畔，属于著名的五大湖区。该市建于1837年，市区人口272万，都会区人口900万，是仅次于纽约、洛杉矶的美国第三大、世界第七大都会区，也是美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最主要的金融、期货、商品交易中心之一。
建城的第一个100年里，芝加哥是全球唯一从0发展到100万人口的城市。但也正是由于早期膨胀过快，这座城市很早就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劳资冲突和暴力问题，并滋生了黑帮和黑帮类犯罪。
在20世纪最初30年里，臭名昭著的芝加哥黑手党猖獗肆虐。世界驰名的冲锋枪“汤姆逊”，便是因为被芝加哥黑帮普遍用于团伙械斗，得到“芝加哥打字机”“芝加哥小提琴”的诨名，并被美国军队青睐。
芝加哥不仅有卡彭、利卡等诸多令全美谈之色变的“黑老大”，其黑帮也和全美各地黑帮结盟拜会，跟全美政、商、法律等各领域重要家族和头面势力多有利益纠葛。芝加哥也因此成为美国中西部、乃至全美首屈一指的“黑都”。
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尤其“二战”后，芝加哥经济的繁荣，一度令“黑色经济”有所退潮，黑帮活动也大幅减少。
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该市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黑人、西班牙裔等族群比例大幅增加，在西区、南区等地超过了传统的白人社区比重，俗称GD的新芝加哥黑帮Gangster Disciples和俗称BD的另一芝加哥黑帮Black Disciples好勇斗狠，再度把芝加哥搅得乌烟瘴气。
2010年后，“两D”在FBI和当地警方的联合打击下四分五裂，枪案、命案等恶性犯罪率一度逐年下滑，让人们多少松了口气。不料，2020年初风云骤变，“黄赌毒黑”沉渣泛起，一个又一个的“血腥周末”，再度成为芝加哥“暴力之城”的“黑色名片”。
市长莱特福特等人，将此主要责任归咎于“黑帮活动增加”和“非法枪支涌入”。2021年8月，莱特福特在一名警察被枪杀后公开演讲称，“必须日复一日持续扫黑，让任何帮派成员、毒贩和枪贩在芝加哥任何街区无所立足”。
但一些观察家对此并不乐观。如芝加哥大学犯罪研究室创始执行董事安德尔就认为，当今芝加哥黑帮更多带有分散、隐蔽、“中性”等特点，许多黑帮不过是气味相投的青少年“抱团”的小群体，还有些则不时在犯罪暴力团伙和“嘻哈党”“滑板帮”等街头边缘团体间来回切换，沿用昔日对付“经典黑帮”的套路对付这些“网络时代黑帮”，颇有“高射炮打蚊子”的无力感。
当地检察官福克斯和东北大学犯罪学专家威廉姆斯等则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芝加哥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光鲜的市中心CBD外不到5英里就是非洲裔、拉丁裔聚集的贫民窟，绝望、仇富、报复社会等复杂情绪，成为黑帮和恶性犯罪的催生土壤。
而这一切又加剧了整个社区的不安全感，结果“好人买枪，坏人也买枪”，躁动不安的底层青年则要么诉诸毒品、酒精麻醉自我，要么沉湎于网络群组活动，要么就拉帮结派“互助”——无论哪一条路，最终都指向更多暴力、犯罪和不安全感，并形成恶性循环。
也有观察家指出，新冠疫情及应对所造成的经济凋敝、族裔矛盾激化和暴力化、大批闲散人口精力过剩并无所事事，加上网络社交媒体的普及，都加剧了芝加哥的“暴力成色”。
一些社区活动家则指出，芝加哥城市的“老化”和社区的“空洞化”，让年轻人精力和烦恼无处宣泄，“在芝加哥犯罪率最低的20世纪70年代，市区加菲尔德公园和西区公园里有保龄球馆，有溜冰场，管理得很好，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而如今那里只有空空如也的场子”。
还有人指出，众多市民、尤其底层青少年对现实绝望、对前途感到渺茫，是芝加哥坐实“暴力之城”恶名的最深层根源。
恶性循环，无药可救
如前所述，芝加哥市政府和市长莱特福特将给城市摘除“暴力之城”帽子的希望，寄托在打击黑帮、清除非法枪支等方面。
2020年，莱特福特发起“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安全”（ Our City， Our Safety）倡议，提出以三年为期，通过改革警政、扩大和加强街头宣传、建立受害者支持网络，以减少城市暴力。为此，她提议在市财政预算中增加2亿美元警察专项基金。
今年7月15日，莱特福特又宣布设立一个100万美元奖励基金，奖励那些帮助警方在街头清除“黑枪”的市民，还在7月底引入联邦“打击部队”进驻芝加哥“扫黑”。
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布朗积极支持市长上述计划，提出从社区安全小组中调拨数十名警官，充实到打击帮派和毒品部门工作中来，并重点加强购枪管理。
芝加哥的联邦检察官劳施也主张“加强问责”，不但要加大对黑帮、贩毒者、贩枪者的问责，也要对包括检察官的所有执法者加强问责，“这座城市的安全，需要更多人承担责任，办法只有一个，即更多的司法调查和起诉”。
对此，一些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芝加哥城市暴力的根本症结在于经济、就业、前途、贫富差距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所造成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不安全感，催生了黑帮和枪支泛滥，一味针对后者而非前者，只能是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芝加哥大学犯罪与教育实验室研究员蒂尔蒙指出，目前针对黑帮的数据库十分陈旧，“更新率只有20%左右，这意味着八成数据要么不准确，要么过时”，且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常常“不平衡地对待白人和少数族裔”，不仅应对暴力效率低下，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还有一些社区活跃人士不赞同市长“不让任何帮派分子有存身之地”的逻辑，他们指出，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自感被社会抛弃，才选择加入黑帮，如果不给他们洗心革面、重返社会的机会，就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他们重新赶回黑帮。
然而，部分民意代表和商界人士也不同意上述意见。市议员洛佩兹就指出，由于暴力泛滥，“外界普遍的印象是芝加哥街道基本无法无天，这不仅伤害芝加哥至关重要的旅游业和会展业，也伤及餐饮业和商店业这些城市就业和活力的基石”。
如果不能有效遏止暴力、抑制黑帮，将有更多企业、投资和就业机会流失——这无疑将加剧这座“暴力之城”的不安全感，并将整个社区拖入又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
2023年，芝加哥将举行市政改选，届时“暴力之城”问题势必成为各方辩论焦点。但问题在于，千言万语人人有，对症良药个个无。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陶短房（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