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这里感受立法脉动
在这里感受立法脉动
——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在成文法国家,准确理解实定刑法的条文,对于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来说都是基本前提所在。随着我国刑法条文频繁更新、司法解释大量出台以及司法实践疑难问题不断增多,刑法学习者和适用者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拥有与本国实际相契合的刑法注释书。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积极探索本土化的注释书编纂方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一书,可以说是一次独具特色的成功尝试。这部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精准地反映了我国刑法规范的最新状态。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之后,我国的刑事立法并未就此停止。从1998年12月到2020年12月的22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先后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11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按照一些学者的判断,我国刑事立法自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又进入了一个活跃期。立法修改频次的提升,要求司法实务工作者必须及时跟进刑事立法的最新动向,准确了解刑法条文的最新状况,把握刑法规范变迁和演进的全过程。本书对于当前刑法规范全貌的完整反映、对刑法条文前世今生的系统梳理,正适应了这一需求。
第二,对刑法条文的立法理由给出了权威的叙述。“立法理由”部分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历史解释始终是刑法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要求解释者借助草案说明、审议意见、草案讨论过程中各方面的意见等历史资料,寻求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在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每部法律都配有详细的立法理由书和立法文献汇编,它对于法律条文草拟过程中的争论过程以及立法者最终的取舍都进行了详实的记述,是刑法解释者和研究者必须参阅的权威资料。本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的同志编写,这就确保了它关于立法理由的阐述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另外,许多条文经历了多次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本书的“立法理由”部分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示了刑法规范立、改、废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这样一来,摆在读者面前的,就不再是一个个僵死、静止的条文,而是刑法与社会发展不断交互回应的立体而真实的动态过程。
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袭警罪。那么,在刑法第277条已经规定了妨害公务罪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单独设立袭警罪?对于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为什么只是在妨害公务罪之下针对袭警行为规定了从重处罚情节,而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什么最终决定独立设置袭警罪,在草案论证过程中正反意见各自的理由有哪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于袭警行为的规制模式如何等等,本书都进行了全面的展示。又如,针对洗钱罪,本书清晰地勾勒了该罪于2001年、2006年和2020年三次修改的状况,尤其是对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理由以及争议问题(如上游犯罪的范围、“明知”要件、自洗钱等)作了说明。读者在看过之后,就能一目了然地了解新增犯罪和新修订之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第三,重点突出、有的放矢,直指司法实践的痛点和难点。刑法注释书按照其篇幅,大体上可以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多卷本)三个档次。本书旨在为刑法适用者和学习者提供一部简明、实用的读本,所以必须对篇幅有所控制,也就不可能对所有知识点都事无巨细地全面铺开。本书在写作方法上的一个特点在于详略得当、具有鲜明的实务导向。这主要体现为:其一,对于人们普遍较为熟悉或者已经形成大致共识的内容,一笔带过、惜墨如金;对于司法者还比较陌生的新增规定或者容易引起争议的条款,浓墨重彩、详加论述。比如,尽管抢劫罪、盗窃罪等罪名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多发,但是一方面,这些罪名立法争议不大,另一方面,现有的各类刑法教科书大多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一般性的原理已无需赘述。所以,本书对这些传统犯罪的叙述相对较为简洁。但是,对于近年来刑法修正案新增的妨害安全驾驶罪,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催收非法债务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等罪名,考虑到司法者迫切地需要尽快了解其内容,本书以较大篇幅对其构成要件要素、立法的社会背景以及立法争议问题作了详尽的介绍。其二,与前一版相比,本书在分则各罪部分中特意增加了实践中需要注意的相关法律问题,使内容更加贴近司法实务。其三,着力聚焦随着科技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型问题。例如,对于抢劫罪,着重讨论了“网约车是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能否使用抢劫罪加重情节”的问题;对于诈骗罪,专门谈了“偷换商家二维码”案件等等。这大大加强了本书的实践针对性。
晚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刑法教义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在立法活性化趋势的推动下,刑事立法论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本书既是一部方便司法实务人员使用的刑法注释书,又是我国刑事立法实践的高度总结和真实写照。书中对法条历史沿革的简要回顾、对实践疑难问题的精准剖析以及对刑法立法理由的权威阐述,不仅有助于刑法解释学的精确化,而且有利于推动刑事立法论研究的纵深发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