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用图书记载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1921年9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上刊登了一则通告——《人民出版社通告》，标志着人民出版社正式诞生。
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一块6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这就是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旧址。（资料图片）
近日，人民出版社迎来成立100周年。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21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机构。100年来，人民出版社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也是出版事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这不仅使得辉煌灿烂的文化得以传承，也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应运而生的现代出版业
据出版业界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出版事业发展最早、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重要成果是编辑出版了浩如烟海、内涵丰富的图书典籍，成为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据统计，仅从西汉到清代的中国古籍，至少有18万种，230多万卷。其中不乏显示中国文献宏富、图书事业兴旺的大型图书，比如明代的《永乐大典》（3.7亿字），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近10亿字）。
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的学者钱存训评价说：“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文字纪录的多产、连续和普遍性最为突出。中国典籍数量的庞大、时间的久远、传播的广泛和纪录的详细，在15世纪结束以前，都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
19世纪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出版业在借鉴和学习西方近现代出版文明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转型。1897年成立商务印书馆、1912年成立中华书局，这两大出版机构都积极进行技术改进，成为当时的新式出版单位。
随着时间的推进，中国出版业在20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从古到今”的凤凰涅槃，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世界出版业的发展潮流，迎来一个个不同寻常的发展时期。
“出版工作均应受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这一点，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可以看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的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人民出版社就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建立的。
为了落实这一决定，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在不耽误编辑《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的同时，开始着手创办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发布了《人民出版社通告》，标志着人民出版社的成立：“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
出于安全和方便工作的考虑，李达把人民出版社设在自己的家里——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他把卧室当办公室，在他家的楼梯下，有一块6平方米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与李达一同开展出版工作的同志就在这里办公。经费不够用，他就以自己写稿的稿费作补贴。
对此，出版史学者吴永贵在文章中写道：“共产党出版机构可谓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夹缝中出书刊，屡扑屡起，运用更换社名、秘密发行和地下活动等多种方式，千方百计地开展出版工作。”
1921年11月，陈独秀签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通告，明确提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对刚刚创办的人民出版社下达的第一项具体工作任务。于是，自1921年9月到1922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12种。其中，“马克思全书”2种：《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列宁全书”5种：《列宁传》《劳农会之建设》《讨论进行计画书》《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礼拜六》，“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者丛书”）5种：《共产党底计画》《俄国共产党党纲》《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俄国革命纪实》。
这说明，人民出版社从创立那一刻起，就承担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使命。
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形势所迫和斗争需要，我们党又以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为基础，先后创办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局及解放社、新华书店等。
党的出版事业随着党的革命事业不断壮大、成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1948年6月，新中国诞生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开始对解放后各项建设事业进行思考，其中就包括出版业。
1948年6月6日，周恩来从西柏坡发电给香港工委的章汉夫，又通过胡绳转达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负责人，要求他们：“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
于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党的领导下，加速三店的全面合并工作。三家书店的大批干部、编辑人员，分批从香港、上海开赴华北、东北、华中解放区。
1948年12月25日召开的出版会议作出《关于当前出版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指出“出版工作在当前党的宣传事业与国家文化建设上已日益地占着重要的位置。”
1950年9月15日，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黎锦熙、许广平、郑振铎、林默涵、臧克家等分别出席或列席。
这次会议，使散漫无组织的出版界团结起来，“全国出版业将因此组成一支巨大的文化部队，形成一种整体力量，朝着新民主主义共同的方向前进。”
会议提出，出版“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标志着新中国出版事业确立了发展方针。当时，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筹委会在给大会发来的贺词中说道：“只有在人民政权之下才能真正关切和重视出版工作。”
这次会议意义重大，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预示着一个新的出版高潮的到来。
从1950年起，国家对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实行专业分工，奠定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成绩斐然
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建，毛泽东亲笔题写“人民出版社”社名，成为国家和各省级人民出版社最为显著的形象标志，党的出版事业在新中国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人民出版社重建后不久，出版的一部重要图书就是《毛泽东选集》。这部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当时，毛泽东亲自参加该文献的审定和校对工作。他亲自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对有些篇章作了题解和注释。毛泽东后来说：“《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1951年10月1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向全国发行。
这只是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一个缩影。《中国共产党通史》《先驱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国通史》等，无一不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出版事业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需要，出版了大量经典作品和优秀图书。颇为喜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成绩斐然。从1949年到1965年，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以及众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据统计，仅从1949年到1956年，就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241种，印行2700多万册。
与时俱进的新时代出版事业
一代又一代出版工作者通过优秀出版物，记录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画像、为先锋留名、为人民存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赋予出版事业新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出版社将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推出一批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
截至2021年7月，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单行本113种，与有关单位联合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权威阐释类读本，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及时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保障。
为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出的《雷锋画传》《坚持群众路线的楷模：焦裕禄》《世纪人民代表申纪兰》《坚守初心好榜样：张富清》《共产党人龚全珍》《希望之光——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故事》《屠呦呦传》等书籍，令读者耳目一新。
在互联网重塑出版业态和传播格局的大势下，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视频书、音频书等融媒体图书，赢得了读者的好评。
同时，着力推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先后推出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党员教育数据库”、党员小书包APP等数字产品，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网络传播新模式。（穆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