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用心用情“实质性”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控告申诉案件办理,形式上用尽了法定程序,当事人合理诉求却没有真正解决,导致反复申诉信访。
对这种群众信访,该怎么处理?
10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给出了答案:对此,检察机关防止简单以“办理中无违法”即予程序结案,切实将法、理、情融为一体,“用心”“实质性”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真正实现办理控告申诉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
检察机关的一次专项行动,为这一检察司法理念做了生动的实践注脚——
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行政诉讼案件程序已结但讼争未解的实际,最高检于2019年10月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了“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
对当事人不服生效行政裁判提出申诉的,检察机关依法加强监督,及时受理审查,认为确有错误的,依法运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启动监督程序,督促再审。而对司法程序已终结,行政裁判无实体违法情形,但当事人诉求正当、合理的,检察机关则通过公开听证、司法救助、检察建议等方式,促进讼争、矛盾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已经成为检察机关为民办实事的亮点品牌之一。”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中央社会服务部部长马传凯告诉记者,行政争议的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即程序无不当但又解决不了群众诉求。检察机关在充分调查事实基础上敢于、勇于、善于打破“程序空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定分止争,减少群众讼累,真正站在了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与“最恨最怨最烦”的问题,促进了“官民和谐”,真正诠释了执法司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报告显示,至2020年12月,检察机关在专项行动中共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6304件。今年,最高检又部署常态化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并发布指导性案例规范办案,截至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化解行政争议4018件,其中争议20年以上的40件、10年以上不满20年的212件。
报告提到的姚某诉福建省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就是一起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件。
2013年,姚某遭“莫某”骗婚,婚姻登记后“人财两空”。姚某先以被骗婚向公安机关报案,因确有合法婚姻登记不予立案;再向民政局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因不存在胁迫等法定情形不予受理;三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被告知莫某系被冒名、不存在与姚某“离婚”问题,只能撤诉;四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因不符合婚姻法相关规定被驳回起诉;五向法院诉请撤销婚姻登记,又因超过5年起诉期限不予立案,姚某上诉、再申诉均被驳回。7年间,姚某依法维权,一次次被“依法”推拒,其与另一女子“结婚”并育有两子,却上不了户口、入不了学,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检察机关受理姚某申诉,调查核实以上情况后,举行公开听证,向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得到采纳,原婚姻登记被依法注销,同时监督公安机关依法立案,骗婚案犯罪嫌疑人“莫某”已被抓获。姚某一家人过上了正常生活。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检察职能的一项创新,通过几年实践,已逐渐成为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多元化解决行政纠纷与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作为姚某案承办部门负责人,福建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吴世东认为,检察机关结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对于解决那些因超过起诉期限难以得到法院支持、而行政机关因客观条件所限不能作出撤销登记行为的案件探索了一条新路径,既有法的力度,又有法理交融的温度。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活动更重监督责任。报告披露,检察机关近三年年均接收民事行政申诉信访31万件,较2013年增长近3倍;占涉法涉诉信访量的50%,较2013年增加17个百分点。行政申诉信访主要集中在土地争议、不服行政处罚等方面,不服强制拆迁的行政侵权类申诉明显上升。
对此,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行政检察部主任李显辉坦言,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并且在不断发展变化,案件数量增多,案件类型多样化。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在办案效果上,要体现为通过检察智慧,运用法治方式回应人民群众实质诉求,将司法救济的“最后一环”转化为司法为民的“最后一公里”,促进案结事了政和。
“检察机关花大力气化解行政争议,让信访人反映的问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解决,进一步畅通了信访渠道,为群众解决了问题,有效减少重复信访,既实又高效。”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在肯定这项检察工作的同时,也建议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的要求,把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做得更深入,解民忧、破难题,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更美好生活贡献检察力量。
(正义网北京10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