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找盟友，就好像渣男在养鱼！
美英澳三国9月15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盎格鲁军事联盟”——AUKUS，让北约盟友法国震怒，令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盟友印度起疑。
有分析认为，拜登政府的联盟体系建设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扩展到供应链安全、疫苗供应等新兴领域，涉及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方面面，可谓是“后冷战时代”的一次全面战略动员。
建国之后，美国长期有孤立主义的传统。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在告别演说中说，“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免与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建立永久同盟。”
但二百多年过去，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覆盖各洲、广泛且复杂的联盟网络，这也被认为是其保持全球霸权地位的重要基石。
“背信弃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自鸣得意”
9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议，共同宣布组成三边安全联盟AUKUS，而该联盟成立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美英表示将支持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能力。
这使得法国与澳大利亚之前达成的900亿澳元潜艇购买协议作废，成为AUKUS的第一个“牺牲者”。
尽管三国在声明中都没有提到中国，但西方媒体分析认为，这是拜登政府努力打造印太“小北约”以对抗中国的重要一步。
《纽约时报》称，该联盟的成立表明，在以中国为中心的 21世纪，欧洲大陆的老盟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你进行大的战略举动时，就会惹毛别人”，美国《大西洋月刊》表示，AUKUS是美英澳宣布成立的一个新的“盎格鲁军事联盟”，美国将老的盎格鲁联盟优先级置于欧盟之上，结束阿富汗战争，将目标转向中国，这些都是大的战略举动。
法国为此暴怒，而背信弃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却在自鸣得意。
报道称，AUKUS军事联盟的形成有着很深的连续性。过去一百年间，美英澳三个国家一直都在一个战壕里，它们是“五眼联盟”的核心成员。
成立AUKUS这一决定只是强化了欧洲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间的差异。一位匿名的拜登政府官员说，英国与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古老的盟友”。
此外，拜登政府将成立多年的QUAD视为华盛顿遏制中国政策的另一个基石。但AUKUS的成立，似乎将QUAD推向一个次要位置。
有印度媒体称，虽然同为QUAD成员，但印度与日本无法跟说英语的西方国家共享一种“文化亲和力”。
在AUKUS成立几天后，“QUAD”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面对面峰会。但《纽约时报》称，峰会后白宫发表的声明没有包含对亚洲国家的具体帮助措施，其背后的意思非常明显。
《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麦克塔格认为，在这一出肥皂剧背后，更重要的事情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显现微弱的轮廓，或者至少正在尝试绘制一个新秩序。
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中，其所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使美国的联盟体系一度遭受冲击，各路盟友同美国的距离不同程度地有所疏远。
拜登上台后，联盟体系在维护美国全球地位、巩固西方价值观以及遏制战略对手方面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拜登也在加紧重塑、再造联盟体系。
不过，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助理教授孙太一表示，拜登政府的“联盟”政策已与之前几届的美国政府发生了很大改变。
拜登政府的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此前就已经认识到，大规模的象征性的联盟已经被证明不怎么管用，所以和美国的盟友国家打交道需要就事论事，针对具体的议题订制方案。
在实践中，国际社会也看到越来越多更为小型的、因特定议题而形成的小联盟。
孙太一认为，在拜登执政期间，北约乃至“民主峰会”的受邀方可能都仍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实际被放在更重要战略地位的可能反倒是规模更小的AUKUS三方机制、美日澳印四方机制（QUAD）、五眼联盟等。
而这些不同的小联盟涉及不同的议题，在不同的契机和场景下会分别成为具有优先级的考量。
蜜月期后，难题又会浮出水面
美国新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在《外交政策》刊文认为，做美国的盟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方丹认为，拜登上台后，“美国优先”让路给“盟友优先”。但有些时候作为美国盟友依旧感觉很艰难。就像在蜜月期后，难题又会浮出水面一样。
方丹认为，拜登的盟友政策有着模糊性和矛盾之处。现在美国外交政策旨在服务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会给长期盟友带来诸多进退两难的局面。
例如，拜登政府终止了与加拿大的“拱心石”XL输油管道项目。当美国外交政策重心在于保护美国就业和机遇的时候，该项目似乎在美国和亲近的长期盟友之间树立了障碍。
其次，盟友们也对美国的坚定程度产生了疑虑。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玮认为，美国自冷战以来建立的巨大联盟网络是历史的存在物，其核心建立在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
而此后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寻求留下“外交遗产”，也会倾向寻找一些没有建立联盟关系、同时边际收益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将它们纳入到美国联盟体系之中，导致“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磨盘越来越沉重”。
王玮说，冷战后的一个特点是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对国际政治的深入影响。传统上，所谓盟友通常指的都是条约盟友，但从以色列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于盟友的定义还存在主观性，即认定某些国家值得其投入资源保障安全。
而这也是美国管理联盟体系的一个主要思路——抓重点国家。
孙太一也提到，美国意识到诸多国家只是在安全层面有求于美国，在经济层面可能更多有求于中国。
同时，所谓的“盟友”们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自顾不暇也没有精力、资源对他国提供太大的帮助。
所以，很多国家为了战略安全可能会暂时和美国“结盟”，但在其他诸如经贸、基建等跟发展紧密结合的领域，不少美国的“盟友”会更希望与中国走得近些。
孙太一表示，拜登政府目前为止给他国呈现的依然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延伸，一旦盟友的利益与自身利益有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牺牲盟友利益。
不过，拜登并不希望盟友们会这么认为，他不像特朗普那样明目张胆。所以法国因为AUKUS反弹之后美国一直在试图挽回美法和美欧关系。
由于美国需要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平衡庞大的联盟网络，其与盟友的关系经常会出现波动。
例如法国和希腊分别于1966年和1974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2003年，在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美国同法、德的分歧加速了欧洲“分化”。而在历次阿以冲突中，美国毫无例外地支持以色列，引发与沙特等阿拉伯盟友关系紧张。
《纽约时报》2017年曾刊登的“谁是美国最强大的盟友”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是美国人认为最亲密的盟友，而且差距很小。西欧国家也都排在盟友榜单前列。
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前五大盟友是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共和党人则认为前五名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意大利、以色列。
分析认为，两党人士对于非洲、拉美等国观感差异较大，可能在于受访者的种族差异，民主党人的种族来源更为多元。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道格拉斯·里弗斯认为，美国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种族来源国是美国的盟友，例如非裔美国人倾向于认为非洲国家是美国盟友，而美国白人则认为这些国家不友好。
这份美国民调还显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排名最高，其次是欧洲国家和以色列，以色列排第16名。
日本、韩国排名分别是第21名和第27名，与东欧国家排名相当。尽管印度并非美国的条约盟友，但依旧排在第30名。
而像土耳其这样的条约盟友仅排在第74名。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阿联酋、沙特的排名仅为第109名、第126名。
承诺与实际投入明显不同
美国所构建的联盟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是其战略利益的有效工具。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曾这样形容，“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认为，美国在安全联盟方面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美国有着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持久的军事轨迹”。
从军事基地到提供训练和物资援助，这种轨迹主要是通过盟友实现的。因此，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联盟对美国有利，这并不令人意外。
但是，该委员会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看来，盟友对美国外交很重要，但并非“不可或缺”。
这一针对美国近700名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官员等的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条约盟友是最重要的关系。
然而，这“不是无条件的关系”。国家安全利益仍然是美国精英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可以推开条约盟友。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是一个例子。
“在所有正式缔结条约的美国联盟中，北约的重要性排名最高”，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玮表示，对于美国而言，界定与其他盟友间远近亲疏的首要标准依然是安全利益，“任何损害美国安全利益的，美国一定会放弃，任何可以增进美国安全利益的，美国一定会去争取”。
整体上看，美国与欧洲的联盟依然是优先级最高的，其次就是亚太地区。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北约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区域性防卫联盟，已有30个成员国。
王玮介绍称，与《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澳新美同盟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其他美国参加且至今仍有效的联盟条约不同的是，《北大西洋公约》不包含免责条款，即在条约中言明缔约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这让欧洲盟友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以信赖的。
同时，《北大西洋公约》还包含了其他盟约所缺的忠诚条款，即缔约方不得参加有悖于该公约宗旨的其他条约。《北大西洋公约》具有特有的忠诚条款而没有免责条款，使它区别于美国缔结的其他联盟条约。
除欧洲外，亚太地区也是美国构建起联盟体系的核心之一。1953年，美国与韩国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60年，美国与日本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签署有《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澳新美同盟条约）》。
在东盟国家中，美国与菲律宾在1951年签署了无限有效期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此外，泰国也是美国的传统盟友。
除上述联盟外，美国还与美洲国家签署有《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并组成有美洲国家组织。
基于范围如此广阔的联盟体系，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重要性，美国做出的承诺与实际的投入有着明显区别，美国与各国关系也呈现远近亲疏各异。
事实上，在美国专家眼里，盟友也一直都是亲疏有别。美国萨加摩尔研究所研究员艾伦·多德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网站刊文介绍美国盟友的“杰出代表”。
他认为，法国是“最古老的盟友”，早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就给美国提供武器和援助。英国是“最亲近的盟友”。几乎所有美国海外军事部署的地方，都有英国人。在竞争最激烈的环境下，英国是与美国一起战斗的“第一天、第一级的唯一伙伴”。
而加拿大则是“最近的盟友”，美国与加拿大有着约8900公里长的边界，加拿大在贸易、文化、防务、情报等方面与美国深度融合，还是美国安全与防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最明显的例子是北美防空司令部。
多德认为，澳大利亚是“最自由的盟友”。澳大利亚是伊拉克战争初期追随美国的三个国家之一，还与美国、日本、印度成立了QUAD。
未来10年澳大利亚计划增加40%的国防开支。而日本则被视为“最富有的盟友”，印度为“最大的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