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快钱的时代过去了,国产剧当下最要紧的是这几件事

日期:10-07
吉他兄弟国产剧射雕英雄传中国电视剧

智能手机普及之前,一起看电视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集体活动之一。/电视剧《我爱我家》

智能手机普及之前,一起看电视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集体活动之一。/电视剧《我爱我家》

你对国产剧满意吗?

多数观众心中的答案并不难猜,但在不满情绪的背后,还有着不同的诉求:有人怀念老剧的含蓄细腻,有人羡慕美剧的快节奏,有人抱怨偶像们破坏了行业生态,有人反思这届观众太过浮躁……就像一锅沸腾的热汤,想吃甜的加糖,想吃咸的加盐,想吃辣的撒辣椒,想吃酸的倒醋,但最终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滋味。

众声喧哗之下,中国电视剧正站在一个失望与希望并存的十字路口。

说起国产电视剧滥觞,很多人会追溯到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逐渐普及,“看连续剧”才真正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末从香港北上的《射雕英雄传》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家庭剧鼻祖《渴望》,是留在几代人心中最早的观剧记忆。

 83版的《射雕英雄传》,是很多人最初的电视记忆。

83版的《射雕英雄传》,是很多人最初的电视记忆。

几十年来,无论是剧集的内容还是看剧的方式,都经历了几轮翻天覆地的变化。身处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对国产剧的讨论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一大主题,但我们很少从中感受到本该属于文艺评论的温厚,反倒时时处处嗅到剑拔弩张的火药味。

不久前,1997年创下收视纪录的沪语电视剧《夺子战争》在上海台首次重播,勾起许多上海人的集体回忆。这部只有10集的老剧,记录了上世纪末上海的城市风貌、社会心态和方言韵律,留在片尾的“请看续集《多多归来》”也成了一代上海人共同的遗憾。24年后的回味,是属于一部剧和一座城市的温情。

剧集印刻着时代,牵连着生活,随着时间的沉淀,在不断拓宽的剧作欣赏空间中,寻找共情,这是我们拍摄电视剧、观看电视剧、讨论电视剧的应有之义,却也是当下充满戾气的舆论场中,少有的平和心态。

很少有电视剧能成就这样的佳话。/电视剧《夺子战争》

很少有电视剧能成就这样的佳话。/电视剧《夺子战争》

回过头来看,并不算漫长的国产剧历史,很难用简短的篇幅概括,因为它几乎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史的浓缩。审美偏好、时代印记、个体记忆……各种因素汇聚其中,评价一部电视剧,尚且不能单纯仰赖评分,要为中国电视剧著史,更是谈何容易。

电视剧研究者、评论家李星文选择的方式,是从微观视角切入,由某一部剧、某一个演员、某一位导演编剧出发,尽可能用个案串联起中国电视剧发展历程。节目《国剧传奇60讲》第一季,囊括了30部经典老剧,第二季介绍了32位优秀电视剧人,目前第三季刚刚开播,视野挪到了最近十年的优秀剧目。

曾被《国剧传奇60讲》提及的部分优秀国产剧。

曾被《国剧传奇60讲》提及的部分优秀国产剧。

就像不同观众看完同一部电视剧,会给出不同的评价一样,不同的人听过李星文的分享,也应当能在心中画出属于自己的国剧发展脉络。

25年来,《新周刊》扮演着中国城市观察者的角色,始终坚持通过影视剧集,把握时代脉搏,曾首创中国电视榜,也曾为现象级电视剧《士兵突击》推出专题《钝感的力量》。创刊25周年之际,我们完成了一场与李星文老师的对谈,共同审视中国电视剧的过往、当下与未来。

作者|苏炜

我们的影视剧对时代的回应还远远不够

新周刊:您在《国剧传奇60讲》中,提到一个想法,就是对中国电视剧做一次完整的回顾。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该怎么总结国产剧的历史?

李星文:大致分成这样几个时期。一个是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一直到1978年,这中间的20年,算是电视剧的古早历史时代。有很长一段时期,电视剧不是录播而是直播,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内容也主要是配合宣传需要。

中国电视剧真正起步,应该是伴随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到1992年,我认为可以划分成第二个时期,大批电影人的加入,恢复了电视剧的生产创作。当时的很多剧无论篇幅还是叙事方式都和电影接近,比如单本剧、上下集电视剧特别多。

这段时期的电视剧和全社会的启蒙思潮共振,诞生了很多先锋的、着眼于思辨性的剧集,比如《新闻启示录》《长城向南延伸》,还有王志文早期曾演过一部《南行记》,形式上很大胆,叙述视角不断在虚实之间切换。这个阶段的电视剧刚刚恢复活力,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在题材和手法上大胆探索。同时叙事性也得以恢复,篇幅扩容,从3集到5集再到18集,到1992年了有了四五十集的电视剧。

下一个阶段是1992年到2012年,通常称为“电视剧黄金20年”。如果说上一个阶段,思想解放是电视剧发展的最大驱动力,那么在这个阶段,产业兴旺构成国产剧发展的最大动力。

电视剧市场逐渐形成,制片主体和盈利方式都更加多元,比如1994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的时候,电视台没有花钱,而是提供了每集几分钟的贴片广告位,片方可以自行招商。后来,民营公司多了,就有了更加正规的版权交易。新世纪以来,产业成熟,创作也成熟了,电视剧产量增加、水准提高、经济效益优异,产出了一批精品。

《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姜文与王姬。

《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姜文与王姬。

从2013年开始,资本大规模介入,逐渐出现了资本过热的“催肥”现象,一直到当下的行业调整,可以算作一个时期。这个阶段从业者的收入是最多的,但是创作上的乱象也是最多的,创作水准经历了滑坡。

眼下可以说是30年来国产剧最困难的一个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回不去了,但是新的创作机制还没有形成,观众的口味也更加严苛,很多剧集“动辄得咎”。

新周刊:该怎么审视这个历程中诸多类型题材的兴衰呢?

李星文:我觉得成就最高的是历史剧、谍战剧和军旅剧,当然这还是从我个人出发、偏男性化的视角。而近一段时期,国产剧又偏偏是“得女性观众者得天下”,这些新的类型题材会怎么发展,姑且再观察一段时间。

类型的兴衰,跟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审美趣味紧密相连,在国产剧的黄金年代,电视剧是可以包罗万象的,万事万物皆可入剧,现在则不然,一些严肃的话题不再用电视剧这一形式来探讨了。当时的观众更有观赏和思考的耐心,电视台愿意提供平台,广告商也愿意买单。后来资本大规模介入,电视剧变成了纯商品,严肃题材显然没法一本万利,自然就渐渐淡出了。所以题材一定是紧贴社会发展的,当然这两年管理部门加强调控,严肃题材尤其是主旋律创作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正常来说,商业性和艺术性应当是互相博弈、互相成就的,但是2013年之后的5年,资本的力量在影视剧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新周刊:比如情景喜剧就已经式微了。从《编辑部的故事》的尝试,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诞生,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来看,随着城市生活的丰富,这种展现市井风貌的剧种反倒变得很少见了。

李星文:情景喜剧的繁荣是很短暂的,从英达的英氏公司到尚敬,并没有多少年,我认为算得上经典的就是两部半,《我爱我家》和《武林外传》,《家有儿女》算半部。这一剧种的盈利问题一直存在,像拍摄《武林外传》之前,投资人要求拍摄《健康快车》试水,而且一开始就做好了赔钱的准备。

《爱情公寓》可以看作是情景喜剧的落日余晖,但之后陷入了抄袭的争议当中。

《爱情公寓》可以看作是情景喜剧的落日余晖,但之后陷入了抄袭的争议当中。

大多数情景喜剧的影响可能很大,但商业上往往不成功,我觉得市场的变现机制存在困难。同时观众的喜剧需求,可以被喜剧综艺、喜剧电影所填补,情景喜剧不具备不可替代性。另外情景喜剧在剧本创作和表演上难度都很大,所以可能愿意试水的人就越来越少。

新周刊:《山海情》爆红,应该说是近年来比较少见的现象级的“农村剧”,曾经农村生活是国产剧的一大题材,而随着受众基础不断缩小,这一剧种似乎也已经逐渐落幕了。

李星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电视时代,电视剧收益主要通过广告来实现,互联网时代又有了内容付费,但这两个模式很大程度上都不是给农村观众准备的。只有一种可能,视角还会转回农村,那就是政策性的电视剧。

《山海情》是久违的现象级“农村剧”。

《山海情》是久违的现象级“农村剧”。

新周刊:仍然站在历史的角度,新世纪以来的20年,是中国人经历高速城市化、生活迅速变迁的20年,国产剧对于这一过程的反映,能够及格吗?

李星文:我觉得我们的影视剧对时代的回应还远远不够。放在世界范围内,放在一个真空的纯艺术的评价空间来看,我认为是不及格的。假如把影视剧可以表现的题材比作一个完整的人的话,那么我们目前恐怕连这个人的三分之二都没有呈现出来。但是如果说考虑到具体的题材壁垒,我觉得也是可以及格的,但不会有一个太高的分数。

资本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观众

而观众又重塑了剧集

新周刊:您之前提到目前的国产剧处在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这个低谷主要指创作数量还是艺术水准?

李星文:数量现在跟前几年比少了,但也并不是太少,主要是产业的景气指数和创作水准,尤其是产业的景气指数较低。资本过热的时候我们烦它乱来,干涉创作,把很多不具备开发潜力的IP也拍成了剧,但是等资本退潮之后,又发现没有资本也是不行的。

新周刊: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在对电视剧打分上或许未必,比如《大明王朝1566》《我的团长我的团》这样的“神剧”,其实很多都是被“重新发现”。站在创作者的角度,今时今日,艺术追求、传播度、经济收益是不是很难在一部剧上达成统一?

李星文:2014年之前,电视剧大致能做到品质和影响力的统一,但现在这样一个分众时代,这种统一无法实现。

我评判一部剧,也开始分开看待,一方面就是互联网平台主导创作后,产生了不少大家喜欢说的“爆款”,这是一个市场概念,它们主要服务于特定人群;另一方面还是秉持传统的文艺标准,会打捞起另外一批作品来。这两种维度涵盖的作品,交集面变得很窄,《觉醒年代》《山海情》这样兼具品质和影响力的“破圈之作”少之又少。比如《装台》作为品质之作,并没有破圈,《山河令》作为爆款,也很难用传统的经典视角来审视。

作为一个文艺评论者,我会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去要求一部剧;作为一个产业观察者,只要一部剧集在市场环境中表现出色,那就有评价的价值。

草根气的《装台》,多少有些叫好不叫座。

草根气的《装台》,多少有些叫好不叫座。

新周刊:这种割裂是怎么产生的?

李星文:很大程度上和商业模式有关,可以复制的剧集模式培养了特定的粉丝群体,但真正的经典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难以复制的,这也很难符合商业利益。

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两类作品的出发点不同,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之作,一定是以表达为主,而爆款类作品,从根上就是更迎合观众的,久而久之,观众喜好与否,决定了一部剧的市场走向,也决定了作品的成败。所以说过去这10年,资本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观众,而观众又重塑了剧集。

新周刊:是不是第一类商业性的作品基数增加了、水准提升了,第二类作品出现的概率也就更高?

李星文:这是肯定的。如果在获得商业收益、满足大众文化诉求的基础上,还有一些作品有更高的追求,能遇到支持这种追求的投资者和一批优质创作者,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那还是能在艺术层面上向前迈一步。

例如《觉醒年代》,花7年时间拍了一部剧,既被广大观众欣赏,也得到了精英受众的认可,实现了“兼而得之”,但没实现的一点,就是不挣钱。要想产出品质剧、经典剧,起码要让它们回本,但现在这类剧集在市场中回本很难,所以资方也缺少投资意愿。

曹磊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扮演鲁迅。

曹磊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扮演鲁迅。

观众有权利做出各类评价

但媒体应该追求客观

新周刊:在之前的节目中,你围绕电视剧《三国》与观众之间产生了一些争论。当下有一种很突出的思潮,就是“今不如古”,很多年轻群体成为经典老剧的拥趸,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李星文:喜欢94版《三国演义》就罢了,为什么要反复踩《三国》?为什么要脱出正常的文艺评论范畴,像对待仇人一样评价一部作品?当然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我也认为老版的《三国演义》更优秀,但这不代表新版一无是处。

我认为这种厚古薄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下这批年轻观众,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更加尊崇经典,而这种尊崇,在一部分人那里甚至有了“排他性”,不但不允许对老版的缺陷做探讨,甚至彻底否定新版,从而导致老作品评价过高而新作品评价过低;第二个原因,就是任何一代年轻人都需要推翻上一辈人的一些“定论”,才能证明自身鉴赏能力的成熟。

新版《三国》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电视剧《三国》

新版《三国》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电视剧《三国》

新周刊:您在很多场合都提醒过创作者不能“唯分数论”。

李星文:比如豆瓣评分,几十集的电视剧,观众只要看一两集甚至一个开头就可以打分。当然,在人人都有发声筒的年代,观众绝对有这种权利,但是作为平台,这样的评分机制显然是不够合理的。

新周刊:中国观众向来对“写实”有一种执念,比如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热的“国产剧没有穷人”的话题,引发很多人吐槽,指责现在的国产剧不写实,脱离生活,国产剧真的双脚离地了吗?

李星文:“双脚离地”的问题首先是存在的,背后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地鸡毛》等严肃文学文本缺失了。但并不能就说国产剧没有穷人,比如《装台》仍然是底层视角,但看过的观众并不多。

一方面,文学、电影、电视剧的确都面临现实主义一度被放逐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观众乃至从业者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都比较肤浅。比如常常说的“现实主义题材”就是一个病句,“现实主义”是创作手法,“现实题材”主要是以时间来区分内容,约等于“当代题材”。很多人所谓的“三观不正”,就是三观不合我意;所谓的“不够现实”,就是没有在剧中看见自己。

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北辙南辕》曾引起一波关于国产剧是否“接地气”的讨论。

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北辙南辕》曾引起一波关于国产剧是否“接地气”的讨论。

新周刊:这种舆论场上的火药味,有可能消除吗?

李星文:短时间内可能性不太大。自媒体时代,一方面表达得到了解放,另一方面也有劣币驱逐良币的极化倾向,很多影评媒体不是在搞文艺评论,而是在消费情绪。资本重塑观众,媒体引导观众,很多媒体并不是要给一部作品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而是挑动情绪,收获流量,“醉翁之意不在酒”。观众有权利对影视作品做出各类评价,但媒体天然承担着“客观”的责任,不能一味追逐流量,而且很多流量,也只是无效流量。

挣快钱的时代过去了

要按艺术规律办事

新周刊:卫视和互联网平台此消彼长,观影平台、观影形式上的变化,会对影视生产产生怎样更深刻的影响?

李星文:视频网站成为电视剧创作的重要主体,我想它们下一步应该会在类型创新上不断突破,同时在现有题材上不断细分。悬疑破案剧就是在流媒体时代焕发二度春的,比如《白夜追凶》《隐秘的角落》,而今年的《御赐小仵作》,就是悬疑加甜宠的“类型+”模式。

新周刊:为了看上去更贴近生活,出现了一批“追热点”式的影视剧,比如此前好评不少的《我是余欢水》,因为一句对女权的调侃,而惹来无数争议,您怎么看这种风潮?

李星文:纯粹从表达角度来说,创作者完全没必要刻意追热点,但为了实现一个好的商业目标,又不得不拥抱热点。比如正午阳光近年来的很多作品,就是在与热点共舞,从《欢乐颂》到《都挺好》,很大程度上女性意识觉醒助推了其影响力。但感知到热点还要有好的作者,阿耐的小说拍完了,就得开发新作者,最近他们搞了创意征集大赛。

因为一句台词,《我是余欢水》的评价一度陷入两极分化。

因为一句台词,《我是余欢水》的评价一度陷入两极分化。

新周刊:今年是主旋律题材的大年,回看历史,主旋律剧作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创新突破(《长征》《恰同学少年》《觉醒年代》)。一部好的主旋律作品,关键在哪里?

李星文:最好是自选题,不要根据播出时间倒推创作时间。《觉醒年代》花了7年时间,很多献礼剧最多一年半时间,在文本的坚实程度和制作的精细程度上无法与之相比。

新周刊:展望未来,国产剧最需解决的症结是什么?

李星文:我觉得就是要赶紧解决长短视频之争。目前剧集的主要播出平台,早就转到了流媒体上,但是以剧集为代表的长视频的播放量,在过去两年尤其在过去一年当中,几乎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今年上半年,四大视频网站总的剧集播放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以上。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长视频网站可能很快就面临生存困难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短视频平台的“切条搬运”。并不是没人看剧了,而是正版看剧的人变少了,通过搬运无偿看剧的人越来越多了。在我个人看来,这是对行业很致命的现象,流量是流媒体的生存之本,现在长视频网站的流量下降得很快,有几个30%的空间可供下降?

我认为这是最紧迫的一件事,希望国家能尽快制定市场规则,平息争议,行业才能长久地活下去。

立足过往,眺望国产剧的未来。/《编辑部的故事》

立足过往,眺望国产剧的未来。/《编辑部的故事》

新周刊:更长远地看,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李星文:有利于电视剧行业兴旺,我认为还需要两点:第一是更加开放的创作环境,让一切人间悲欢和社会百态都可以进入剧集的书写;第二是既然挣快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创作者应该更踏实一些,按艺术规律办事。

✎作者|苏炜

责任编辑: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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