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超大、特大城市增员，你“添砖加瓦”了吗？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文|邢海洋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市人口数据发布了。据此，中国的超大城市又多了一个，特大城市多了五个，一年间大都市快速增加，但事情的原委还需探究一番。
根据官方的标准，常住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到千万之间的是特大城市，这次七普数据是2020年11月1日零时的人口统计，众多媒体对比的是2019年住建部的《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里的人口数字，年鉴里成都2019年人口不足千万，2020年的七普数据却超过了1300万，这可能是因为两个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类似的，佛山、长沙、哈尔滨、昆明和大连等特大城市晋级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国人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聚集的趋势是肯定的。超大、特大城市爆棚，点状分布的城市连成了片，沿海和中部城市带崛起，只要在广阔的国土行走，你会明显感受到强烈的变化。毎十年，我国都要进行一次详尽的人口普查，普查的口径是一致的，从六普到七普的城市人口数字看，这十年的确是一个大城市加速扩张的时期。
六普到七普，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不到7000万，劳动力人口迎来了拐点，出生人口开始下降，大城市间的抢人愈演愈烈。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大城市扩张的内在原因，大城市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人口的大规模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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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普的2010年左右，国人曾对城市化的发展有过大范围的讨论，发改委的官员明确表态，理想城市规模人口在30万到50万之间，以经济效率判断则是上限50万。那时候人们对超大城市普遍持怀疑态度，即使在美国那样城镇化超过90%的地方，人口超百万的城市也不足十个，欧洲人口密度和我们相仿，人口超百万的城市不超过20个，也没有一个超千万的城市。
“规模不经济”是那时的主流观点，国家也制定了小城镇化发展战略。在海外，往往几千人聚集而居就可以被定义为城镇化了，离土不离乡，这也是彼时的城镇化理想。
但市场经济和土地财政下我们还是选择了东亚模式，这不能不说是追赶型经济的一种无奈选择。在日本，国民先是向三大都市圈聚集，近年的趋势则是向一极集中，1/3的国民聚集在东京生活圈；在韩国，超两成的国民生活在首尔。东亚另一个国家蒙古，一半人口居住在乌兰巴托，其余广袤的草原上几乎没人。与西方生活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国家的老年人养老金替代率很低，很多人退而不休，而西方国家一半人住在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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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城市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的研究，美国学者曾有过普遍认可的答案，十万人口的基础上，人口增加效率提升最大，到了150万人口要素投入和产出就没有了增益。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式的，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撑，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众多人均收入少，国内宜工宜商宜居的人口规模会比美国加倍，也就是300万人口。可放在政策实践上就不是这样了，政策上曾对轨道交通建设提出过硬性要求，常住人口达到300万的城市才有资格申报地铁和轨道建设。
十年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大都市聚集，深圳增长了700万人口，增加了七成，广州人口增加了600万，成都增加了500万，西安、郑州等城市人口增加了400多万。超大特大城市的高速发展有孔雀东南飞的因素，也离不开基础设施改善的吸引力。这其中，高铁网络带来“跳城”的便利性，发达的城市轨道交通则让本来难以忍受的通勤变得可以忍受了。可以说，基建提高了大城市的人口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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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向大都市聚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自土地财政，资金池是否丰厚则和城市间的竞争直接相关。2010到2020的十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从7500亿元增长到7.8万亿元，累计金额接近50万亿元，这极大地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极化了城市间的发展水平。那些土地拍出了高价的地区，城市有了资本，吸引到更优质的资源，发展得更快。而拍不出高价的地方则打算靠放量弥补，结果事与愿违。城市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除了资源向着城市聚集的城镇化内驱力，超特大城市版图扩张中，土地财政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助推了人口的快速聚集。超大特大城市生活设施完备，教育医疗资源集中，具有先天的吸引力。而人才和劳动力的聚集又反作用于产业，形成了人与经济的相互促进的马太效应，于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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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否达到了超级城市的阈值，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超大、特大城市中，广东的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几个人口增长很快的城市，虽然年轻人口占比在全国城市中排名前列，但由于产业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对男性劳动力需求量较大，导致人口性别比例相对不平衡。在深圳这座“最青春”的城市，男性人口为966.52万人，占55.04%；女性人口为789.48万人，占44.96%，性别比例达到了122.4，而东莞的性别比例为130.06。
在抢人的指挥棒下，当资源越来越集中，除了在几个顶级大城市中做出选择，年轻人实际上是没办法在中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选择的。几年前，还有年轻人讨论回到家乡，可回去了却发现，就业机会少，职业面狭窄，人情社会缺少向上流动的渠道，只能是铩羽而归。小城市遇到的问题，其实也和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倾斜分不开。当年轻人重回大城市，那些超特大城市中房价“洼地”被迅速填满，成都和西安就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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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喜的是，最近国家发改委表示，要合理降低超大特大城市的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合理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超大、特大城市太多，就如同城市间攀比着建摩天大楼，并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