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补贴生育，为何经济不发达地区表现更积极|新京报专栏
▲2021年9月18日，在江西省湖口县第三幼儿园组织的喜迎中秋佳节活动中，小朋友们展示自己制作的小灯笼。通过生育鼓励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已在我国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图/IC photo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新生儿出生率却持续走低，我国的人口问题再次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因应当前面临的这种人口形势新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于7月20日公布，明确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方向。
此后，一些相关政策措施开始落实，更有部分地方因“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引发了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比如，就在“决定”公布不久，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就率先推出了生育现金补贴，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而甘肃省临泽县于近日推出的生育补贴，力度则更大。
甘肃临泽对在该县公立医疗机构生育一孩、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产妇，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5000元的生育津贴。二孩每年发放5000元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100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岁。
更令人瞩目的是，该县还为二孩、三孩家庭发放购房补贴。补贴标准为县城购房补贴4万元、中心集镇购房补贴3万元。这是将住房补贴纳入鼓励生育政策的全国首例。
而在地区经济方面，甘肃临泽县有人口15万多，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57.45亿元，在甘肃省内都不算富裕县。四川攀枝花作为一个地级市，有121万多人口，但其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也仅为1040.82亿元，在四川全省21市、州GDP排名中，位列第15名，同样与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距。
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已经在我国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地方积极行动、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无疑是正确之举。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率先采取“真金白银”补贴生育的是西部地区经济并不发达的四川攀枝花、甘肃临泽等地，而不是东部发达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呢？
这涉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地方财政能力等深层次因素，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
▲2021年8月12日，上海“育儿经济”火热，一些商家改建升级后环境设计布置也紧跟时事政策，“二胎婴儿房”“两孩”“三孩”家庭儿童房等家居营销，吸引了不少年轻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入住”体验。图/IC photo
发放生育现金补贴
临泽做得到，上海可能做不到
在生育补贴问题上，我们可以拿地处长三角的一线城市上海，与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县域甘肃临泽作为对照。
实际上，如果上海按照甘肃临泽的标准，每年1万元的生育现金补贴，显然不会起到任何鼓励作用。因为，上海的收入更高、生活成本也更高，1万元对提高上海居民的生育意愿、补贴生育成本，显然是杯水车薪。
那么，上海要达到甘肃临泽县的生育鼓励效果，其补贴标准就需要等比例放大。相关指标，主要为以下三项：
第一项是人均GDP。生育成本、个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财政，都是从这个“财富总盘子”里支出的，可以说是所有经济运行问题的基础。
第二项指标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生育补贴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对生育造成的收入损失的补偿程度。
第三项指标为人均财政支出，即地方政府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人均指标，这是生育补贴资金的出处。
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人均GDP为34059元，人均财政支出为1661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335元。临泽县对三孩家庭每年每户1万元的补贴，占人均财政支出的60.2%，相当于人均GDP的29.4%、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如果上海参照这一补贴力度，会是什么情况呢？
2020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2232元，生育补贴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计算，应为36116元。同一年，上海的人均GDP为159385元，按人均GDP的29.4%计算，生育补贴应为46859元。
然而，上海的人均财政支出仅为33368元。无论按照GDP占比，还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上海都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和临泽县同等标准发放生育补贴。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
▲2021年8月2日，在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五庙村，家庭医生冒着酷暑上门进行产后访视，开展健康教育，引导产妇科学保养、科学育儿，积极护航母婴健康。图/IC photo
财政汲取度过高
导致发达地区财政支付能力有限
正常情况下，地方的财政能力应该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但现实就是不匹配。
2020年，上海的人均GDP排名全国第二，是排名倒数第一的甘肃的4.68倍。但是，上海的人均财政支出仅为甘肃的2倍。上海地方财政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就严重脱节了。这在人均财税负担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人均财政支出为105600元，人均GDP为159385，人均承担全国财税的53785元，等于上海人创造1块钱，就要上缴0.33元。而上海老年人口比例为35%，这意味着在职的青壮年实际承担的全国财税比例，要高于其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半。
可以说，过高的财政汲取度，导致了发达地区财政能力不足。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有相应的公共服务水平，就要求有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能力。否则，就会出问题。
实际上，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低下，就有公共服务缺失的原因。天价托幼机构、天价幼教等，都是财政结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反映。
而且，这也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而是在发达地区普遍存在。比如，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人均财政支出仅为18984元，仅比甘肃高了2365元。浙江的杭州、宁波和江苏的南京，也都只有20000元左右。上海补贴不起，这些城市的地方财政就更补贴不起了。
这还只是鼓励生育的现金补贴部分，如果是进行住房补贴，缺口就更大了。
根据某房产中介平台数据，目前甘肃临泽的新房价格为每平方米4704元，二手房价格为3161元。该县的生育住房补贴款，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新房8.5平方米，或12.7平方米二手房。
上海的住房均价为每平方米5万元至6万元，如果补贴相同面积的住房，需要给每个三孩家庭40万元到70万元，相当于12至21倍的年度人均财政支出。
按照这一补贴标准，如果上海一年新增10万三孩宝宝，相当于当年要付出120万元到210万元新增人口的公共财政负担。而且，宝宝不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加，补贴是纯支出，和引进一名高端人才是完全不同的财政结果。
即便不采用直接现金补贴的方式，其他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支持也需要相应的财政支持，而且费用也很高。比如，公办的公益性托幼机构，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运维成本都很高，也需要政府财政的有效支持。
因此，从财政角度看，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采取有力的支持生育措施确实存在困境。但要解决长远的人口问题，必须同时提高发达地区生育率，这个难题是绕不过去的。
▲2021年7月30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通贵村学生在公益暑托班学习绘画。今年暑期，兴庆区持续开展公益暑托班活动，依托儿童之家等场所，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营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良好氛围。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积极鼓励生育
需全国一盘棋解决财政分配问题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远高于中部地区的25.83%、西部地区的27.12%，更不用说东北地区的6.98%。而且，人口目前还在向东部地区集中。与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
可是，东部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区域的人口出生率却一直很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20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八省市的生育率均低于1.2，北京、上海甚至低于0.8。
东部发达地区形成了人口虹吸效应，但人来了却不再生育了，这就形成了人口黑洞。这种态势下，单靠提升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人口生育率作用并不大。
比如，甘肃临泽鼓励生育的二娃、三娃，长大后大概率还是会往东部地区迁徙，阻止不了区域空心化。而这些“最后的生力军”进入东部地区后，生育意愿下降，也填不平东部的“人口黑洞”。
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成为现实。日本全国80%的人口都集中在三大都市圈，其人口危机更为深重。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但要把人口留在欠发达地区，是行不通的。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承载能力有限，其人口必定会向发达地区外溢。因此，我们还是要着力提升经济发达地区生育率，才能有效解决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
因此，只有全国一盘棋地统筹解决财政分配问题，让经济发达地区“养得起”“补得起”，才能真正实现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甘肃临泽等西部地区鼓励生育的政策不对。本地收入偏低，用现金直接补贴的方式对提高生育意愿的作用就很明显。像甘肃临泽这样常住人口仅11.59万人的小县域，如通过补贴生育提高本地生育率，增加本地人口，对将来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尝试。
而东部发达地区受制于财政困境，也不等于在鼓励生育上就可以无所作为，还是应积极探索相关政策措施。比如，在廉租房等现有福利项目中增加鼓励生育的措施，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向二孩、三孩家庭大力倾斜等。
毕竟，人口问题涉及长远的国计民生，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根本命运的大事，尤需各界高度重视、统筹考量、切实应对。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丨关不羽（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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