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创新举措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救助
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检察官带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标准》课题组专家参观该院心理疏导室。
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检察开放日活动中,孩子们踊跃回答检察官的提问。
家长们在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蒲公英亲职教育基地接受专业老师的课程辅导。
抑郁、叛逆、矛盾、焦虑……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对于涉案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司法机关和家庭、学校等相关部门更是倾注全力,予以心理救助。
以上海市检察机关为例,他们立足职能,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在教育矫治、保护救助未成年人的过程中,注入专业心理救助力量,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凝聚各方力量,帮助孩子们重新融入社会。仅2017年至2020年,他们共开展心理测评、心理救助2019人次,综合救助636人次。
重展笑颜
心理救助项目帮助未成年被害人
“纷扰的季节,不适合快乐/我的世界天昏地暗/我害怕你对我厌烦……昨夜的雨迹,渐渐消失不见/我撑起不屈的浪漫/大声喊着我要勇敢”。今年暑假,热爱音乐的茵茵(化名)编写了歌曲《勇敢》发给心理咨询师,记录下自己内心从灰暗到光明的蜕变。
11岁时,茵茵不幸遭遇不法分子侵害。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在依法办案的同时,依托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体系对茵茵遭受的心理创伤及时干预,先行委托区妇联白玉兰心理咨询工作室对茵茵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她平复情绪。
“茵茵从小缺乏关爱,性格内向,被侵害后常处于恐惧之中,并伴随自责情绪。”心理咨询师在初期诊断治疗的过程中,发现茵茵存在较明显的抑郁症表现。接到反馈后,嘉定区检察院在综合考虑茵茵的家庭经济情况、心理创伤程度并征得其家长同意后,将茵茵纳为“七色花未成年人安全幸福守护项目”的救助对象,委托另一家专业心理咨询工作室安排资深心理咨询师对其开展长期的心理救助。
半年时间、20余次心理救助,茵茵从缄默不语到敞开心扉,情绪逐渐稳定,创伤也慢慢抚平,生活学习一步步回归正常。“茵茵的情绪有过几次反复,但她渐渐从自我否定、迷茫无助的泥潭中解开心结、挣脱出来,并在家人、检察官、社工等外在力量的支撑和鼓励中渐渐自信、乐观起来。虽然,未来可能还会遇到新的困难,但我已然看到一个蜕变重生的小姑娘。”这是心理咨询师在撰写项目报告时说的一段话。
据悉,为形成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的浓厚氛围,嘉定区检察院联合区教育局和妇联专门推出“七色花未成年人安全幸福守护项目”。2020年8月,该院与区民政局签署《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救助关爱工作的合作协议》。
同时,该院“七色花”未检团队联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嘉定代表机构推出“绽放·微笑”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救助项目,不断拓展渠道,通过互联网众筹、慈善义卖、企业捐赠等多种形式募集善款,作为未成年被害人心理救助基金投入使用。
目前,这笔基金已对茵茵等5名家庭困难、身心受损的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救助50余次,均收到良好成效。
绿色通道
“一站式”机制规范心理救助
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除了茵茵这样的直接受害者,还有小明(化名)这样的被刑事犯罪间接伤害的孩子。
2019年2月的一天,放学回家的小明目睹母亲在家中被害。上海市奉贤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一方面在“一站式”取证保护专门场所规范公安机关对小明的取证工作,另一方面与公安、教育等部门研究,决定立即对小明开展心理观察评估工作,启动心理救助绿色通道,由区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指派资深心理咨询师指导,学校心理辅导老师徐老师负责日常跟踪、定期对小明进行心理辅导。
“起初,他表面上并无明显异常,与同学正常打打闹闹、嬉笑玩耍,待人礼貌善良,但他从未提及过世的母亲。”徐老师认为,对小明这种遇到家庭突发情况的孩子,需要更多耐心、专业的心理指导,尤其是在未成年当事人及其家属不具备科学救助能力时,需发动社会多方力量形成科学的心理救助方案。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次性”询问和保护制度。其实,早在2010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就探索将性侵等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纳入未检部门专门办理。2015年,奉贤区检察院会同公安机关建立了全国首个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保护专门场所。目前,上海已建立23个“一站式”取证保护专门场所,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域覆盖。2020年,上海市检察院还与市公安局会签《关于进一步规范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一站式”取证和保护工作进行全面规范。
以创建“一站式”工作机制为契机,奉贤区检察院秉持全面综合保护理念,充分关注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的心理状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将“一站式”从最初的取证场所逐步升级为集询问、心理咨询、医疗于一体的综合救助平台。设立在奉贤区的三个“一站式”取证保护专门场所,使用范围覆盖了全区27个公安派出所,保证了涉未成年人案件全部在“一站式”取证保护专门场所办理。更为重要的是,“一站式”取证保护专门场所内还设了轮值“心理疏导师+咨询师”团队,为未成年被害人或刑事案件未成年证人走出阴影、重拾生活信心提供专业力量保障。
“恶性刑事案件给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证人带来的冲击与伤害,有可能短期内体现不出来,但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加以干预和帮助,孩子的一生都将受其影响。”奉贤区检察院“未小贤”未检办案组负责人、检察官黄冰洁说,“也许我们不能陪伴孩子们一路向前,但我们想要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温暖而坚实的拥抱。”
迷途知返
心理矫护关爱罪错未成年人
在关心呵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同时,上海市检察机关也在不断探索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如率先探索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根据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阶梯式的不同处置措施,帮助引导他们迷途知返,有效预防犯罪。此外,为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状况,上海市检察院还联合相关基层检察院开发了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与风险控制系统。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只要征得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并将之作为案件办理、教育矫正的参考。
2009年,全国第一个未成年罪犯心理矫护体系在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设立。这一体系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青少年犯罪的司法处置。近年来,以“宁萌团队”命名的长宁区检察院未检工作团队,不断探索未检职能一体化工作,将看守所检察监督纳入职能范围。同时,“宁萌团队”借助检察社会服务中心,将以往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社会调查、心理测评和疏导工作前移至侦查阶段,并将未成年人在押表现作为司法处理和教育矫治的重要参考依据。
今年3月,长宁区检察院与看守所签订《关于委托驻看守所社工对在所羁押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心理测评工作的协议》,为未成年在押人员建立羁押期间心理档案,全面掌握未成年在押人员的心理波动情况。“我们会为每一位未成年在押人员发放《帮教日志》,让他们记录内心想法。通过《帮教日志》,我们能够了解其在被羁押期间的思想动态、作息情况,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矫正。”长宁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梅静告诉记者,这项制度的推动建立,源于她两年前办理的一个案件。
“那天,我看到在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小王的心理评估量表,表上的‘有自杀想法’几个字让我震惊不已。”提及这起未成年人酒后实施暴力行为的案件,梅静说,她当即联系有心理咨询资质的青少年社工对小王进行心理疏导。心理评估时,梅静和社工发现,小王有幼年时期凭借暴力解决问题的经历,加之到上海后感觉孤独无助,所以才在心理测评表里“精神状况”一栏写下了轻生的想法。梅静和社工与小王多次谈心,小王逐渐改变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不良认知和习惯,放弃轻生念头,真诚认罪悔罪。
最终,长宁区检察院依法对小王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在后续的监督考察帮教中,小王一边打工,一边参加社区活动,每个月都积极提交自己的思想小结。“6个月的帮教即将结束,我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在小结中,他这样写道。
亲职教育
不忘孩子们身后的亲人
“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父母就是作画的人,白纸变成什么样,关键在父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较为多元,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家庭保护的缺位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对涉案未成年人开展心理救助,同样不能忘记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小俊(化名)是一名高三的在读学生,因参加同学生日会时和他人发生冲突,涉嫌寻衅滋事罪,后被取保候审。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蒲公英”未检团队启动相关工作机制。今年初,普陀区社工机构阳光普陀工作站专门指派观护人员黄菲琲,对小俊开展为期6个月的附条件不起诉帮教工作。
“在沟通过程中,我发现小俊心里压抑、积攒着很多负面情绪,他对父母无时无刻的安排和约束早有不满。引发犯罪的那次生日会,他也是因为想挣脱父母束缚而饮酒过量,后作出错误行为。”黄菲琲说。经过交谈,她了解到小俊的母亲为人强势,对孩子管教非常严厉,而小俊的父亲负责照顾日常起居,对小俊十分溺爱。父母教育方式截然不同,这次孩子的冲动行为更是将家庭矛盾推向了新高潮。一番分析后,黄菲琲将工作重点转向了小俊的父母。
在该院建立的上海市首个主要用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和失职监护人进行教育矫正的蒲公英亲职教育基地,小俊及其父母在温馨舒适的环境中,参加专业活动和课程,接受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在基地展望室,黄菲琲引导小俊一家背靠背畅言,打开心结、坦诚沟通,促进良性互动。最终,紧张的亲子关系慢慢缓解,这个基地也见证了小俊及其父母的成长与蜕变。
小俊的心理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他告诉黄菲琲:“我非常懊恼,我不该犯错,很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在高三紧张的学习过程中,这里可以让我安静地思考一周的收获与遗憾,不断反省。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能真正地改变、提升自己。”
(沈欢欢陈硕孙晓光王奕颖王晓丹对本文亦有贡献)
